李銳：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

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原中顧委委員

一、黨的76年歷史中最難改的錯誤是什麼？一個字，「左」!
二、長期存在「左」的錯誤，其根本原因何在？
三、應當開始總結過去二十年的經驗教訓
四、中國今後的危險是什麼？

由於夏喘痼疾發作，七月即住進醫院，沒能見到「十五大報告(徵求意見稿)」，近來從報上看到江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的報導及有關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問題。這確是我們黨有史以來的一大難題，必須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否則今後還可能出現麻煩，甚至再走彎路。離職十多年來，主管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從一大到十三大)的編纂工作(省地縣三級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將面世)；同時自己也寫了一些五十年代的經歷和有關研究毛澤東的書。因此，回顧歷史，感想頗多。古人說得好，「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中顧委撤銷后，很少講話的場合。趁列席十五大的機會，本知無不言之旨(卻難言盡)，回顧歷史並談一點感想和意見。我今年已滿八十，來日無多，以後這樣的機會恐也難得了。

一、黨的76年歷史中最難改的錯誤是什麼？一個字，「左」!

王明的「左」傾路線從1931年開始，經過遵義會議到1941年延安整風，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總結，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統一了全黨認識，取得革命勝利。但一些根據地的「肅託事件」、1942年的審干搶救運動、解放戰爭期間的土改，仍出現過嚴重的「左」。歷史上「左」造成的惡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惡果之一。江西時期，從富田事變開始，「肅反」、打「AB團」、打「社會民主黨」、「改組派」、「托派」、「羅章龍派」等，直到長徵結束才停止。

據我接觸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三個地區共殺了四萬五千人，加上中央蘇區、湘贛、閩西、閩浙贛等，直到陝北，自己殺自己，總數估計不下七八萬，從根據地創始人、省軍地縣幹部、一直殺到士兵，湘鄂西殺得只剩下五個黨員，許多地區是自己殺得站不住腳的。延安的搶救運動是康生執行的，那時他說「特務如毛」。可是實際上，唐縱(戴笠的二把手，當年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在他1942年8月23日的日記中寫到，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1950年在長沙時，我翻過全部日記原件，《唐縱日記》現已出版)。幸虧有毛主席的九條方針，才沒有再開殺戒，但也殺了幾個，如王實味等。

建國頭七年，經濟恢復、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等方面，成績很大，但也有改造過快等「左」的東西；同時，建國之後，肅反發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階級。而1957年至1978年這二十來年中，走了一條漫長的「左」的錯誤道路。1957年前後反胡風、反右派、反地方主義，尤其是反右運動，整了當時十分之一的知識分子，內多高級知識分子與精英人物；然後搞「大躍進」，廬山會議后又反右傾，傷及三百八十萬人；接著發動了「四清」社教運動，認為有多數基層組織不在我們手中；直到十年「文革」災難，更是遍地「敵情」，冤案如山，連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倖免。

1978年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走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基本結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長歷史。但是積習尤存，餘波未息，「左」王、「左」爺們時有表演。如借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整得周揚抑鬱而死；後來還演化為「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直到現在，「左」的陰魂從未散去。有鑒於此，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談話特別講了「左」是根深蒂固的問題。最近流傳的幾個《萬言書》和某些署名意見書，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或即將復辟，實質上都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版。可以說，自從鄧小平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狠抓一個中心、堅持三個「有利於」、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踐和理論以來，近二十年中，相對的種種「左」的干擾始終沒有停止過。

為什麼會反覆出現上述情況？首先是理論和認識問題。在革命時期，「左」的教條主義盛行，同共產國際、斯大林有關，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有偏差，肅反政策也受蘇共影響。七大前討論總結歷史教訓的第一個「決議」時，雖平反了一些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但並未對從富田事變開始的「肅反」運動做全面徹底的總結；對延安的審干搶救運動也沒有認真總結教訓。康生這個「肅反大師」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間同「四人幫」結合，在黨內黨外、從上到下、全國各地，製造了千千萬萬的冤假錯案。

建國初期，土改完成，認為已經解決封建主義；開始建設，爭取蘇聯援助，沿用蘇聯模式。《論十大關係》想擺脫蘇聯的某些影響、走自己的道路，但總的方向仍是列寧那裡來的：把社會看成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時刻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認為今後的鬥爭對象是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知識分子也被划入資產階級)。而且又急於求成，反右結合「反冒進」、搞「一大二公」、平均主義，從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躍進」、超英趕美，一度甚至幻想向共產主義過渡，結果經濟大倒退，餓死幾千萬人。

此後仍然不接受教訓，又從經濟運動完全轉向搞政治運動，認為在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里一直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造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又進一步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要清除「身邊的赫魯曉夫」，終於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亂」。回顧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講的「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是)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這一目標，真是不勝感慨。上述情況與當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有關係，以為資本主義已到垂死階段、帝國主義日落西山，所以爭相輸出革命，兩大陣營對抗競賽，要用「東風」壓倒「西風」。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而在中國卻導致了長期的反修防修，使「左」的路線更加鞏固了。

總之，如小平同志所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根本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儘管近二十年來，我們從實踐中解決了一個中心、改革開放、農村聯產承包、經濟多元化、發展三資企業等，同過去的路線相比，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國有企業的改革仍然步履蹣跚，遲遲未能突破，導致幾次失業高峰。這方面從理論到實踐都有待新的發展，這一新的發展是前無古人的，必須突破馬恩列斯毛不適於當今世界實踐的違時或失效的論述。這方面我們要學習當年毛澤東的氣概，不要怕馬克思，我們做的已超過了馬克思。

二、長期存在「左」的錯誤，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經提到，首先是理論和認識問題。說的簡單一點，在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吃虧於「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長期局限於階級鬥爭和「消滅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馬恩的學說產生於十九世紀的西歐，他們根據當時西方社會歷史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得出的結論，怎麼可能適用於一百多年後的東方與全世界呢？馬克思自己就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提法。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是發展的，是不能停滯的(真理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可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有同有異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不能怪馬克思，也不要怪列寧、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況我們並沒有遵從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人類歷史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和經濟制度，而不是上層建築，後者對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中這一原則被我們完全顛倒了。

歷史上社會主義是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理想而提出來的。西方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囿於小生產的狹隘眼光，只能從道德上抨擊初期資本主義的醜惡現象，無法找到實現自己理想的物質基礎。馬、恩繼承了早期社會主義者追求的社會公正的價值觀，根據產業革命后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與社會兩極分化現象，分析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力量，從而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是「消滅一切私有制」，他們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可能作具體設想。列寧起初急於消滅私有制、要向共產主義過渡，碰了釘子后改行新經濟政策，而且認為過渡到社會主義將是長期的過程。斯大林沒有繼承列寧的路線，反而批評布哈林，從理論到實踐都認為，只有採取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以及完全的計劃經濟(消滅商品)，才能實現社會主義。蘇聯幾次宣布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了，可是歷史證明，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經濟的失敗(現在還有40％的國有制)，民心不滿首先在商品的匱乏。國有制經濟並非社會主義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種教訓。

我們經過長期的痛苦的彎路，終於認識清楚了，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適用於不同國家和社會，利多害少、包容性強、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只有通過市場經濟，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鄧小平理論上的一大突破。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是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即追求社會公正，近二十年的實踐證明了鄧小平理論的正確。當然，隨著實踐的進展，這一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還要繼續發展。

過去我們講慣了「興無滅資」，認為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是世界上最醜惡的東西，只能永遠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通過近二十年的對外開放、來往交流，終於提出「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相信馬克思活著也會這樣說的)。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殖民制度的崩潰、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誕生，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全球市場的統一、冷戰的結束、世界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了許多新的變化，階級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藍領」縮小、「白領」擴大)。總之，生產力在變化，生產關係也在變化，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健全，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及其生產關係並沒有固定下來，還在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更是如此。他們兩者之間生產關係的變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種共性與交叉之處呢？西方有一種「趨同論」，我們理論界有人批判過。然而馬克思早就說過，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包括股份制)發展，就含有社會主義因素。馬恩也說過，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我們一向反對「改良主義」；如果能夠逐漸改良，用和平的手段發展、變化，究竟有什麼不好呢？蘇聯「和平演變」了，究竟是它自己之過，還是人家「演變」的結果呢？應該弄清楚。立場應該只有一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手段各自為之。

除開思想認識和理論問題外，根本原因還有一個體制問題，即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還沒有做得很好，這就同民主化的問題有關。我國是一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三綱六紀是儒家的命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從秦始皇到蔣介石，是一個個人專斷、家長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國家；當然也是一個權力無限、濫用權力、沒有監督與法制的國家。這種專制傳統也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黨和我們的新中國。

在革命和戰爭年代，地下黨與根據地的黨，在對敵鬥爭尖銳、戰爭環境、軍事生活的情況下，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那時黨政不分是順理成章的，但當年也還有某些值得回憶的民主生活。然而，自從延安整風開始，廣泛填寫「小廣播表」，就逐漸不敢隨便說話了。建國之後，戰爭年代的這些傳統不僅繼承下來，而且在歷次運動中還有所發展。因為敵人變成了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有文化的人，於是階級鬥爭更轉入思想意識領域。毛澤東毫不諱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秦始皇不過坑了四、五百個儒生，我們打了幾十萬。共產黨以反封建專制主義為天然職志，可是到了十年「文革」時期，林彪卻鼓吹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一句頂一萬句」，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四人幫」大搞封建法西斯主義。這種現象不能不令我們深思。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一極其重要的講話，著重講了「權力不宜過份集中」的問題。他說，「權力過份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過份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份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份集權。」

鄧小平還說，「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危害。」「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惟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我們的組織原則中有一條，就是下級服從上級，說的是對於上級的決定、指示，下級必須執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志之間的平等關係。不論是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或者是普通黨員，都應當以平等態度互相對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應當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當履行的義務。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向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樣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一些同志犯嚴重錯誤，同這種家長製作風有關，就是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所以能夠形成，也同殘存在黨內的這種家長製作風分不開。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製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

摘引這麼多「講話」原文，是以其正確性和權威性來說明，經過十七年後，「講話」中所批評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影響、權力過份集中、家長製作風、特權思想、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備和很不受重視等等方面，都還沒有很好解決。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必然影響經濟的更好發展，尤其使得國有企業的改革停滯不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十二個問題里有四個問題同上述「講話」是一致的：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要講真話，言行一致；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準搞特權。「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書記和委員不是上下級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書記或第一書記要善於集中大家的意見，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對人對事要開誠布公，有什麼意見，有什麼批評，擺在桌面上。」「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做實事求是的模範。在工作中，各種不同意見都要聽，成績、缺點都要了解。要鼓勵下級同志講心裡話，反映真實情況。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讓人當面提意見包括尖銳意見而進行從容討論的氣氛。」「發揚黨內民主，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對問題進行充份的討論，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所謂不抓辮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誇大一個人的錯誤，羅織成罪狀，並給予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甚至迫害。」「黨內在思想上理論上有不同認識、有爭論是正常的。對待思想上理論上的是非，只能採取擺事實、講道理、民主討論的辦法求得解決，決不能採取壓服的辦法。有些思想理論是非一時解決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現實性的問題以外，不要匆忙作結論，留待以後進一步研究和經過實踐來解決。」

這些「生活準則」寫得多麼好，可十八年來這些「準則」實行得如何？周揚事件就是這個「準則」通過不久之後發生的。多年來似乎很少聽到人們談論這個「準則」了。正確路線的制定與執行，黨及其領導威信的建立，國家各方面事業的正常發展，除要解決民主化的問題外，還必須解決科學化、知識化和法制化的問題，這四化也是互相關聯的。在我黨幾十年領導革命與建設中(尤其是在後一方面)，這四化的建設與貫徹，一直是在曲折中前進；歷史教訓我們，沒有這四化的保證，我們的事業是不能取得勝利的。

三、應當開始總結過去二十年的經驗教訓

應當在本世紀結束前徹底弄清楚過去二十年(1978-1998)我們走過的道路以及世界整體發展趨勢，總結最主要的成功經驗，更要記住最關鍵的錯誤教訓，避免再走彎路，以便在下一世紀走上康庄大道。應當像總結前兩個「歷史決議」一樣，作出我們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如果沒有第二個「歷史決議」，這二十年能克服曲折、艱難和干擾，這樣走過來嗎？當然，第三個「歷史決議」這件大事什麼時候辦，要等時機成熟，但這是非辦不可的。前兩個「歷史決議」當年都進行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尤其第二個「決議」，全國四千人參加，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研究歷史，不能設禁區，要允許個人思考，也要讓學術機構研究，其實許多事境外議論甚多，書刊出得不少。不管是自發進行或有組織領導，內部「動態參考」或允許報刊討論，都應該擺事實、講道理，去掉一切個人恩怨，以黨和國家前途為重，指導思想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相信這件事終能辦好。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問題是不能迴避討論的。第一，是否存在、為什麼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問題？這二十年「左」的表現，今後如何防「左」？如果說這二十年有「右」，「右」又在何處？第二，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是否即引進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否已經復辟或存在嚴重複辟的危險？在我們社會主義政權領導控制下的資本主義企業、集團，其發展同西方是否會有同有異？革命時期就有「紅色」資本家幫我們的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資本家、企業家是否會多少帶有「紅色」？第三，國有企業與公有企業的區別或關係，如何以公有企業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資」等問題，我們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異何在？第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怎樣具體定性，主要是政治、經濟和理論三個方面，以及同歷史上人家(蘇東)與自己(1978年前)及馬恩列理論的同異何在？初級階段將經歷多長時間？幾代人，幾十年，一百年？還是更長或說不清楚？第五，胡耀邦辭職問題。第六，1989年風波與趙紫陽下台問題。(以上兩個問題目前可以暫不提，但討論歷史，終無法迴避。) 第七，鄧小平南巡前後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

四、中國今後的危險是什麼？

從保證黨今後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使我國經濟與社會生活更加順利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們有哪些存在和潛在的危險，這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粗粗想來，是否有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封建專制主義的餘毒是否在各級幹部中還不同程度存在？家長制、搞特權、個人專斷、聽不得不同意見等，情況如何？最近看到一份「1996年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情況報告」，一共26起，多逼得農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打死人的。受到黨紀、政紀處份的縣、鄉幹部共135人，其中山東10件，湖南6件。

第二，人們都議論黨的威信下降，腐敗蔓延，失去民心，情況究竟如何，怎樣界定？過去罵蔣介石是「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毛主席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恐怕從來是實情。記得反右前，毛主席說過，要鼓勵民主黨派同我們唱對台戲，隨後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當時可能真是這個念頭。無奈波匈事件，「右派鳴放」，整個歷史就走入彎路了。我們黨如何進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除了任期制、選舉制、民主生活制度，還應有什麼制度？自己是難以很好地監督自己的。中紀委(監察部)如何加強權力，發揮作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黨管什麼？國際歌唱「沒有救世主」。多黨制、輪流執政，當然還談不上；但如何能保證黨不犯錯誤？過去我們是吃盡這方面苦頭的。黨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然受到三種限制的(恩格斯說過三條，歷史時代、知識經驗、思維能力，還應當加一條，個人品德)。

第三，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如何防止新的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左右社會力量的階級的出現？如何防止這個階級對社會生活發生嚴重的副作用，國家如何從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種經濟成份如何服從「三個有利於」，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如何相得益彰？

第四，國外威脅問題。對國際形勢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敵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種怎樣的理解與認識，如何對付。蘇聯的外部教訓何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蘇聯的崩潰起了哪些作用？這方面我們要注意些什麼？我們搞過「反對和平演變」，應當怎樣認識和估計這一舉措。

第五，香港與台灣問題。要充份認識香港在經濟上的國際地位。爭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歸。目前香港總產值約佔全國的五分之一；人均已超過英國；向內地的投資佔全國外來投資的60％，如何發揮香港的正面作用？香港對我們有無危險，危險在何處？大陸、港、台經濟能否做到「一體化」？如何分化台獨，爭到民心。解決台灣問題關鍵何在？台灣對我們的危險何在？

第六，自然生態環境問題。水土流失已佔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導致洪水災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壞事？有關係統應該總結治水的經驗教訓。三峽工程木將成舟。我只建議，要接受三門峽教訓，要準備後事，即水庫形成后，將出現哪些嚴重問題，怎樣防範？

第七，教育乃立國之本。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多又素質不高，社會無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經出現過三次失業高峰。普及義務教育，如何提高全體公民的素質。世界今後的競爭主要是經濟實力與科學技術的競爭，也即是人才的競爭。關於提高素質的教育，人的素質靠什麼保證？我想起《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還使我想起魯訊說的一段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1997年9月8日於北京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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