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德國總統訪問同濟大學演講稿

但是首先我想高度讚揚那些接過了一項德國遺產的人士，因為正如諸位所知，同濟大學根在德國，其前身為「德文醫學堂」。埃里希•寶隆醫生創辦了這所學校 ，並與中國夥伴共同使其發展壯大。學校不久即增設了工學專業，進而為發展中國 的科學和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如今我們之所以能說同濟大學是中德學術交流 的一個重鎮，也是因為這一歷史。幾千名同濟學子如此深入研究德國並赴德留學數個學期，貴校對德國學生又是如此開放，對此我印象深刻。但同樣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中德企業為同濟大學中德學院的基金教席所做出的積極努力，該學院由同濟大學與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於十八年前共同創立。

貴校校名來自「同舟共濟」這一美好的、被廣為引用的格言；今天，它作為校訓形象地裝點著校徽。這一格言也代表了知識進步和社會進步，而正是大學能夠並且應當孕育這種進步。為了完成這一旨在促進社會福祉的任務，大學必須是一個能夠自由地從事研究、自由開放地進行辯論的地方，一個思想能夠不受阻礙地成長並為發展做出貢獻的地方。這種自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貴校校訓也很合適用來描述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的深厚聯繫。不顧困難的國際環境和中國正在進行的文革，我們以遠見與勇氣於1972年建交。 嚴格說來，當時並不是一種雙邊關係，而是一種三邊關係，因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那個受蘇聯支配的更小的德國—也與其「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保持著外交關係。超然於一切世界觀之外，中國人和德國人在過去四十多年裡——特別是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建立了緊密牢固的經濟、文化、政治和科學合作網路。

讓我們來看文化交流：我與習近平主席剛剛為德中青少年交流年活動揭幕，其主題「交流、友誼、未來」頗為恰當。通過把雙方的學生、青年學者、運動員或藝術家匯聚到一起，可以編織將在下一代承載雙方關係的網路。體驗另一種文化，也許甚至學習其語言，除了能帶來真正的理解，還能培養在今天通稱為跨文化能力的各種能力。藝術也能使我們走近其他文化，去年夏天在杜塞爾多夫參觀出色的「中國8」當代藝術展，就讓我體驗到這一點。我希望即將舉辦的「德國8」當代藝術展也 能在中國激起如此廣泛的興趣。對這樣有創新性、有勇氣和一部分也有批判性的藝術家，我深懷敬意。

另外，不只是中國當代藝術讓德國人感到讚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如此。它這麼早就達到了這樣一個高峰，中歐地區的人們當時生活簡陋，對此還無法想象。中國古代哲學如此豐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在西方人們對其一直抱著很大的興趣。還有古典詩歌，其意義深遠，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這是多麼豐富的文化遺產，它理所應當地讓全世界的人感到讚歎！

不過，不光是文化遺產令我們欽佩並把我們雙方聯繫在一起。只需再看今天的中德經濟關係：歐盟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及其最大的銷售市場，而其中中國 與德國的貿易額幾乎相當於中國與法國、英國和義大利貿易額的總和。德國企業及其與中方的合資企業對中國的技術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當然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許多這些企業還帶來了一種人性化的企業文化的新元素。中國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在德國投資。儘管目前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德國企業仍要擴大在華業務。為在未來繼續釋放經濟活力，比如為了推進工業生產數字化，創新必不可少。就此我們很樂於與中國更緊密地合作，尤其如果創新的法律保護得到更好保證的話。

中德兩國有許多共同之處。我們分別是各自所在大陸人口最多、經濟最強的國家。同時，當其所在地區最近處於困難時期時，兩國也都證明了自己是穩定之錨。

我們對中國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許多成就深懷敬意。這當中包括中國的經濟發展，它使這麼多人擺脫了貧困。這是一項歷史性成就，特別是鑒於之前的歷史歧途為大部分民眾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此外，中國人勤勞肯乾的精神也令我們欽佩，以及許許多多年輕人對教育的追求，他們的目標是通過艱苦的工作讓自己的孩子擁有更好的未來。我們高興地看到許多年輕的留學生對世界抱著開放的心態，並且滿懷熱情地在日後將其所學投入中國的發展。我們也懷著興趣和敬意看到，今天的中國有著各種各樣四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總而言之：中國社會——也像德國社會一樣——變得更多元了。 這種多元化是思想活力的重要源泉，從而也是中國取得成功的重要源泉 ；反過來也可以說，限制這樣的發展空間則會危及這一進步。

然而，我們也不無憂慮地關注著某些發展走向。比如霧霾侵襲中國人口稠密地區——現在甚至包括上海這裡，許多德國人在媒體上看到這樣的景象時都頗為觸動。有些德國人則在想，怎樣才能更加平均地分配財富，那些完全走自己的路、似乎與官方路線相抵觸的人有什麼遭遇；星期一我在北京與這樣一些人士會面，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有些德國人在認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巨大變革和現代化任務時，為我們兩國經濟關係的未來憂心忡忡。

我們的經驗表明，長期來看總體上有理由感到樂觀。中德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存在於兩國機構之間的聯繫。特別是在近幾十年裡，中德雙方許多人建立了信任，尤其是對各自社會所具備的學習能力的信任。哪裡有信任，哪裡也就會產生可靠性 。只要社會和政府證明自己是有學習能力的系統，就能取得進步，包括在國家間關係這個領域。

我了解中國從19世紀中葉以來走過了一條多麼漫長的道路。隨著西方國家的入侵，泱泱中華淪為半殖民地。傳統悠久的中國文化曾深為歐洲啟蒙主義者萊布尼茨和伏爾泰所敬仰，此時卻顯得一落千丈。太平天國起義造成的內戰在所到之處留下一片廢墟，可能是19世紀全世界最血腥的事件。1912年帝國終結之後國家陷入混亂，但也是這一年冬天在中國首次舉行了民主的國會選舉。抗日戰爭中有上千萬人遇難。然後是五十年代毛主義的群眾運動，飢餓與絕望，文革浩劫，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產生了解放性的長遠影響。

特別是20世紀是一個——用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話來說——「極端的時代」， 對中國如此，對德國亦然。無論我們的國族史有何不同，從暴力的深刻經驗中我們得出了一個巨大的共同點和一個認識，那就是社會的繁榮發展需要保衛和平的決心、人性的首要地位和理性的力量。

我從這樣一個國家來到你們這裡：關於重新開始、轉型和適應，它積累了各種經驗；它曾面臨的某些問題，中國也得設法解決。德國走過了一條特別的道路，一條首先是咎由自取的坎坷道路。先後兩個獨裁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違背人道原則並犯下最可怕的反人類罪；歷經這些坎坷之後，尤其是二戰之後，德國才最終變成了另一個國家——先是西德部分， 1990年作為一個整體。在當代德國，一切國家權力都必須服從一種最高的基本價值，即人的尊嚴。因此，我想對你們講一講我的國家及其歷史，也略微講一講我的生活。這些經驗我並不想強加給任何人，不管是在座各位還是其他中國人。我提供這些經驗，以助於更好地理解是什麼在引

導我而且也在引導德國社會。

我能給你們講的，不只是德國的成功。我也經歷過一個社會會缺乏什麼。從幼年直到成年，我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活了四十多年。官方宣傳贊其為兩個德國中「更好的」那一個，但並非如此。 這個國家作為共產主義國家聯盟的一部分依賴於蘇聯，它剝奪自己人民的自主權，限制民眾出國，並對那些反抗領導層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懲罰。

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應當為多數民眾的利益服務、結束剝削、抵制人的異化，並由此開啟一個幸福與滿足的時代。但當時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個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沒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眾選舉。後果就是信譽的缺失，以及與之相聯的一種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不信任文化。

與東德的情況相反，西德戰後很快就建立了穩定的民主體制，實行三權分立原則，確立依法而治（Rule of law）的法治國家。從納粹分子濫用法律為其罪行辯護的經驗中，新生的西德民主吸取了一個核心教訓，即權力決不應再凌駕於法律之上。德國法哲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的話從此成為準繩：「法是追求正義的意志。」而這也是西德取得經濟成功的重要基礎。社會市場經濟離不開運轉良好的法律制度。

這個認識曾經在德國並非理所當然。德國雖然是啟蒙運動的故鄉之一併貢獻了其中幾個重要的思想家——此處只提一下康德，但是國家及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久久卻不願認識到，諸如公民自由等啟蒙運動的價值具有普適性。很長一個時期，德國反而為自己要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按照這種例外主義，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正確的事物，對德國卻不一定適用。直到發生了納粹政權的災難及其在二戰中失敗之後，西德才開放地接受啟蒙思想的基本原則，即不可剝奪的人權和法治，三權分立，代議制民主和主權在民。

人權並不受空間或時間的限制，而是與個人的本質密不可分。1989年， 這一認識終於也在東德和整個中東歐贏得了勝利。事實表明：人對自由的嚮往總會為自身開闢道路。出於這一原因，物質財富或社會地位無法持久替代個體的自由權利。

即使人權的普適性還沒能使每個人都實際享有這些權利，比如由於政治上的剝奪，個人仍然也可以援引這些權利作為依據，尤其是可以援引聯合國大會近七十年前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份文件絕不僅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員會中也有來自亞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識分子，而委員會的副主席則是一位中國人。《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原文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待。」中德之間2014年就促進和保護人權商定的交流也應充滿這種精神。

如果民主社會要以一種保持內部和諧的方式發展，除了政治參與以外，社會正義和社會參與是其最重要的基礎。正是圍繞著這個問題，我星期一在北京與中央黨校的教授們進行了非常坦率的討論。在德國，正是戰後時期的混亂和艱苦使西德的建國者們更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不過，他們也能夠參照長期的傳統。

比如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在19世紀末就已形成，二戰後成為社會福利制度的核心。歷史學家漢斯-烏爾里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把福利國家稱為「對持續製造不公平的市場社會的巧妙回答」。今天，德國人已經與福利制度並進而與自己的國家建立了深刻的聯繫。他們不必指望國家的施捨，而是能夠放心他們的權利將得到保障，能夠依據權利提出要求。

我們德國人的經驗是：福利制度如果跟民主秩序相結合，就會產生社會推動力。普選權保證財產較少的人也能為其關切發聲。不過，維持社會平衡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僱主和僱員必須通過對話攜手肩負這一責任。

德國歷史上的兩個獨裁政權都曾對僱員成立的某些團體疑慮重重，而後來正是這些團體構成了社會夥伴關係的核心。因此，工會的自由度是衡量德國現當代史中政治自由度的一個重要標準。直到1990年，工會只在西德享有自由。二戰後西德工會史的突出特徵並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僱主與僱員、僱主聯合會與工會之間的夥伴關係。

這一社會夥伴關係在於，它雖然要求雙方做出妥協，但最終對雙方都有利。它加快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使廣大階層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不只是科技創新打造了西德的經濟繁榮，上述社會創新也發揮了積極影響。

勞資合作是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的行為，旨在實現利益平衡；如今，它也使德國能夠逐漸進行經濟和就業領域的結構轉型並保持社會和諧。

德國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繁榮的中國。關於經濟，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北京時說得很貼切：「如果中國經濟發展良好，那麼全世界都從中受益」。但是，德國人也關注著中國的生態發展。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明白中國對全球氣候的意義，但也是因為我們在中國的發展中又認出了我們自己。被毀壞的自然景觀，尖利的交通噪音，被污染的河流，厚重污濁的城市空氣——德國曾經的經驗使我們對這一切也很熟悉。

這些問題在德國能夠大部分得到解決，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過程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公民社會——尤其是西德的公民社會——也發揮了重要的、也許是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正是自然保護和環境保護運動一再指出弊端。這中間需要廣泛的辯論和許多公開集會，最後興起了一個政治運動，改變了主流社會的心態。隨後政府做出反應，社會從此開始了以生態為導向的改變。總而言之，環境保護的長期目標有時不得不克服強大的利益阻力才能實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環保運動自身也發生了變化：從抗議變為與國家合作對話。如今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環保團體甚至是政界和經濟界的諮詢顧問。對過於片面追求短期經濟成果這種也曾在德國廣為流行的思維，環保運動給與了強有力的糾正。環保運動也對官方機構產生了大有裨益的影響，官方機構則證明了自己越來越強的開放性和學習能力。由此可見，與公民尋求對話、對公民負責的政治決策者，會獲得行動能力和負責能力。而從這樣的學習過程中也會產生高度的合法性。

順便提一下，綠色技術現已成為我國經濟和出口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但保障大量工作崗位，而且推動我們實現徹底擺脫核能和化石資源的能源供應模式。

為公共福祉服務是國家和政治行為的首要任務，這一思想其實也深植於中國思想史中。孔子最著名的後繼者孟子，就已這樣回答魏王什麼對自己的國家有利的問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公民決定國家的命運，如果他們信任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如果也還有一定的社會公正，社會穩定和內部和諧就能得到增強。而內部和諧與外部和平相生相成。

德國一貫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並努力實現與他國和平共處的表態。德國也歡迎中國爭取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作用，歡迎中國由此更積極地承擔起伴隨經濟實力增長而來的責任。

承擔不同形式的責任需要一個學習、摸索的過程，這一點我們德國人自己也正在親身經歷。另外，不能光利用所謂的全球公共產品，而是也要付出。當今大量的危機向我們表明，所有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多麼需要集體行動和國際標準。我們很高興恰恰是在國際氣候保護問題上逐漸與中國擁有了共同語言，同時也很高興中國願意成為世界氣候協議的締約方。

中德兩國近來在大量全球問題上攜手承擔起了責任，比如在貫徹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兩國也為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做出貢獻，由此有力防止了核武器擴散。我們一起積極尋求途徑結束敘利亞衝突並從而結束它給成千上萬人造成的苦難。

這一切都是重要的步驟，但是我們兩國還必須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這中間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樣的參與帶來機遇——共同進一步發展國際結構的機遇。我們願與中國一道，努力增強秩序體系和法律體系，使其更加有效、更加公正。如果創建新的機構，它們就應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補充而不是競爭的作用。對我們來說，看待中德關係時也不能脫離開中國與德國所有其他重要夥伴和盟國的關係。

中德關係建立在長期信任和高度可靠性的堅固基礎上。兩國在上世紀最後一個階段都實行了開放和改革。儘管如此，我們以及我個人今天仍有許多疑問。特別要問的是，中國還蘊藏著哪些潛力？中國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人才，因此我猜測還有著豐富而巨大的潛力。那麼怎樣才能挖掘這些潛力以有利於中德雙方呢？我並不是從貿易夥伴的功利主義角度提出這些問題，而是從夥伴的角度，一個由衷地關注對方發展道路的夥伴，一個為近期以及這幾天從中國公民社會傳來的某些消息感到憂慮的夥伴。

我要再次明確表示，我的訪問是一次友好訪問，旨在繼續鞏固長期信任。我深信，我們正是能以真誠和坦率進一步拓寬我們之間的橋樑。

為此我們必須遏制那些削弱信任的因素，促進那些加強信任的因素。在歐洲，信任來自可預測性和法治原則。德國相信，中國未來幾年也能實現其高遠的發展目標——如果中國利用其社會多元化所釋放的力量，因為這些力量也植根於個人的經驗和創意中。

一個積極活躍的公民社會也總是一個靈活創新的社會，能夠發揮感染力並獲得國際好評。如此一來，國家能夠與社會一道，更好地、更和平地克服危機，並以此長期保證更大的穩定。德國寄望於這樣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一個創造性和創意競爭的中國。不止如此，整個國際社會都需要這樣一個中國。

因此，我們彼此關係的未來也取決於雙方能夠釋放哪些內在活力。因為這很清楚：2016年的德國也不是極樂島。我估計你們當中很可能也會有人問我關於德國的問題，比如德國的增長前景，德國的歐洲鄰國，德國對歐洲日益危險的周邊環境的反應。因為當前我們確實面臨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恰恰也在挑戰我們對人的尊嚴的理解，而首先是這個問題：如果不只是少量的人作為內戰難民和政治避難者到德國尋求住處和未來，而是有無法預料規模的難民潮湧入，那麼我們應當怎樣行動。

眾所周知， 魯迅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和他那個時代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主義者之一，在上海這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小說《故鄉》，一篇1921年在一個充滿樂觀主義的時期發表的作品，是這樣結尾的：「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願中國和德國一道， 為世界上希望永存，為總能找到新的道路走向更好的未來，做出貢獻。

發表於 2016 年 03 月 23 日 由 si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