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消滅私有制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不忘初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是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每一座都代表著在當時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全部私有制關係的不同形式。帝國主義代表著國際資產階級的私有制關係;封建主義則代表著與帝國主義勾結的中國以地方階級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關係;官僚資本主義則代表著與帝國主義勾結，同時又與封建勢力有著密切聯繫的中國官僚資本的私有制關係。總的說來，在當時資本主義世界上，這三種私有制關係都是資產階級私有制關係在中國土地上的不同代表與不同體現。
那時這三座大山所代表的中國除民族資產階級之外的全部的私有制關係，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形成嚴重的阻礙。那時的中國，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百業凋零、民不聊生。當時的中國亟須恢復生產，發展社會生產力。但是，這三座大山相互勾結，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殘酷的盤剝。中國在原來積貧積弱的基礎上更加衰弱。工業化幾乎無望，而最基本的生產恢復也成了百姓心中空洞的期盼。
在這樣的情況下，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徹底粉碎三座大山的壓迫，徹底打碎這三座大山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桎梏，中國才有希望走出這種貧弱的狀態，中國才有希望真正從百年來的東亞病夫的恥辱擺脫出來。
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之後，迅速進行恢復生產的努力。革命勝利后，沒收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又在解放區土改的基礎上進行了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改革，徹底消滅的封建主義的私有制關係。這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保護作用。這幾種私有制的毀滅也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發展生產的信心與熱情。
解放一詞，就是人民通過自身參加的革命，把自己從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解救出來。解，即打碎了枷鎖;放，即鬆開了束縛。事實也確實如此，土改之後，農民生產幹勁十足，農業生產的產量也逐年增加。在1953年，我們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工業化建設，我們的工農業總產值也是以兩位數的幅度在迅速增長。在中國大地消滅了主要的剝削制度之後，對生產力解放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改造，也是當時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雖然在此之前，針對個別民族資本家有過種種違法行為所進行的「五反」運動，這也是迫不得已而進行的。個別民族資本家為了謀取更多的利潤，採取了一系列的違法行為，對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都起到了嚴重的負面作用。這些問題不解決，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會起到嚴重的阻礙與破壞，對於加強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團結也是有害的。所以，針對民族資產階級中存在的違法現象，進行必要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並不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唯一原因。
在國家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時候，中國本身是一窮二白，困難重重。在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方面，更是捉襟見肘。當時國家為了工業化，對於其他領域的資金投入與貸款的發放不得不採取一定的緊縮政策。所以，在這段時間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在運行中會遇到資金短缺、訂單不足的困境。所以，除了國家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求之外，資本主義工商業自身也有願意接受國家要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望。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民族資本家不太願意接受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他們的私有制觀念是不容易很快得到改變的。因此，在國家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有的民族資本家願意將自己的企業實現公私合營，也有一些民族資本家對公私合營有所抵觸。這本身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但因大勢所趨，那些抵觸的最終還是接受了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心裡不十分情願，但如果不接受這樣的改造，自己企業將來是不是能否正常生存，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再不樂意，我們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比較順利地完成了。
應該說，從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一起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之前，國家的經濟建設基本是平穩的，速度是較快的，國民經濟基本是健康的。其間由於「大躍進」過程中出現失誤，對社會經濟生產造成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後來也能儘快予以校正。這段時間，一些個體工商戶也依然得到保留，沒有斬盡殺絕，對當時的社會經濟也是有效的補充。當然，在這段時間完全消滅了私營經濟，到底是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也是一個值得討論與商榷的問題。但不管怎樣，出於對個體經濟存在的寬容，在這個時候人們的內心至少沒有那麼極端。
文革爆發后，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任何個體經濟都不允許存在，更何況私營經濟了。農民不允許擁有自留地，牧民不允許擁有自留畜。這種極端的做法在很大方面傷害到農民及牧民的利益，更傷害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現的農貿市場，也被強制關閉。表面上看，這是為進一步強化公有制所採取的措施，但這種不顧生產力水平而盲目採取的做法，恰恰是違背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規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下跌，出勤不出力，怠工的現象普遍存在。這對農村集體經濟也是個極大的打擊。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小崗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其主要的原因不在於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本身，而在於文革中一直沒有解決的縣、社幹部對農業生產瞎指揮，以及極「左」政策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嚴重傷害。
文革中極「左」政策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傷害，確實影響了後來的許多年。一種認為公有制效率低的錯誤觀點，最早也就是來自認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是有問題的這樣的觀點。後來，我們取消了人民公社，不過是把原來政社合一的體制改成政社分開，農村集體經濟這一塊，從來沒有被宣布過取消。但是，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程中，很多地方不顧集體經濟並沒有被取消的事實，硬是把集體經濟給拆得七零八落。這對農村經濟後來的發展損害很大。
事實證明，那些保留和堅持了農村集體經濟的地方，其經濟發展都比多數放棄集體經濟的地方要好得多。集體經濟所煥發出來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遠遠高於所謂單幹的農民。當然，承包制在那些極「左」危害較重的地方，還是有著明顯效果的。但畢竟這樣的農業生產方式沒有能力凝聚農民的生產力量，無法把農業生產的效率發揮到極致。有些地方的貧困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的巨大作用。
我們不能把文革中的極「左」錯誤，硬說成是公有制的問題。這樣講，是不符合實際的，是脫離實事求是的。有位經濟學家，在國營農場中看到大量農機具被扔得到處都是，沒有人管。他的結論就是，公有制的企業就是這個樣子。企業的財產沒有人去關心。這樣的看法是很片面的。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在文革期間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讓人痛心的現象。但出現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公有制，而是文革中，把合理的規章制度都打碎了，企業管理根本就等於零。在這樣荒唐的情況下，出現上述現象也就不奇怪了。有人藉此宣揚所謂公有制不如私有制，也是因為文革中出現的這種管理嚴重缺失的現象。其實，私有制企業問題更多。工人的怠工、甚至破壞工具等現象也是存在的。主要是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為杜絕這類現象，管理極為嚴格，才不會讓這樣的情況普遍存在。我們的國有企業曾經出現的這種失之管理的問題，正是文革的極「左」做法所導致的。板子應該打在文革的屁股上，而不是打在公有制的屁股上。
文革結束后，文革期間所造成的那些企業中的不當做法，並沒有很快得到糾正。所以企業管理水平的恢復相當緩慢。以至於在大批鄉鎮企業，以及私營企業大量出現的時候，我們那些管理水平不高的國有企業，在面對那些非公有制企業的不公平競爭面前，有的已經亂了陣腳，有的受到嚴重的傷害。例如，在整個八十年代，鄉鎮企業可以公開向客戶提供回扣，以爭奪訂單。這種不公平的市場競爭，搞得國有企業毫無辦法。而鄉鎮企業後來基本就落到私人之手。只有那些堅持農業集體經濟的地方，才沒有遭到這樣的毒手。
或許，我們應該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因為這也是中國農村向工業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所謂先是鄉鎮企業，后是私營企業向國有經濟的侵害達到了不擇手段的現象。鄉鎮企業開始也是個人承包，後來乾脆落入私人之手，所以大多數鄉鎮企業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集體經濟，也就算不上公有制經濟。這個過程就是私營經濟赤裸裸地侵蝕國有經濟的過程。
當時的國營企業，內在方面管理不善，外向則面對不公平競爭，可謂內外交困。而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們就更加兇狠地向國有企業下刀子。他們指責國有企業一無是處，說公有制就是不如私有制，公有制的效率就是比私有制要低。這都是沒有根據的謊言。但當時的官方媒體卻都跟著這種謊言的輿論亦步亦趨，對我們的國有企業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這個時期，在對國有企業進行所謂改革的時候，又承續著模仿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結果搞成極為粗糙的生產管理模式。什麼指標分解，什麼包產到人，把嚴格科學的企業管理搞得一團糟，最後不得不下馬完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實行撥改貸、利改稅，原來國有企業所有的收入都無償交給國家，自身沒有什麼積累。而這種所謂撥改貸、利改稅的改革，無疑大大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幾乎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
當時所謂負責企業改革的機構認為，只有這樣對企業擠一擠、壓一壓，企業就會如卧薪嘗膽一般，奮然警醒，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管理就會很快改觀。但在把企業扔到市場經濟大潮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游泳經驗的國有企業，一下子連救生圈都不給，就給扔到大海之中了。這不就是打算要了我們國有企業的命嗎?
這種要命的做法緊接著就是以國有企業改革為名，把國有資產公開地、野蠻地向資本半賣半送，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同時資本根本不顧企業工人的死活，瘋狂而殘暴地對工人進行嚴酷的剝奪。大批工人被強制失業，收入驟降，生產質量下降，造成廣大工人嚴重不滿，各地紛紛出現多種群體事件，對社會穩定形成很大威脅。通化鋼廠的事件就十分突出地表現出了這一點。通鋼的所謂改革帶得工人無路可走，最後釀成亡人事件，私人資本是要負很大責任的。當然，當地國資委與私人資本相互勾結，分國有資產的這一杯羹，也是造成這一件事的重要原因。
在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過程之初，由於國家整體生產力水平不夠高，需要放開個體經營，以及也需要放開一定範圍的私人資本。這些做法都是合理的。或者說，這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權宜之計。但是，我們必須要認識清楚。非公有制經濟絕不能侵害和搶奪國有資產，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絕對不能被削弱。而不幸的是，在那個時期，這些原則沒有得到很好地堅持，結果給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相當大的危害。
在整個九十年代，這些問題是相當嚴重的。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在很多高校，在很多知識分子那裡，在一些黨政機關，特別是負責經濟建設與經營管理的機關那裡，都是很吃得開的。他們奉這種新自由主義為經濟建設與改革的圭臬，是他們心中的聖經，是誰也不能動的。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謂科斯定理，以及科斯所謂的學生張五常，就這樣公然地登堂入室。一個張五常，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大學里，公然謾罵與詛咒馬克思，而無人能管，而且還有很多人捧場，這難道不是一件怪事嗎?
簡單來說，在中國堅持公有制道路比較堅定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是穩定發展與健康的。當中國在這個方面受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侵蝕，當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受到打擊與限制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建設就出現了一系列混亂與問題。事實已經證明，即使在今天，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堅持公有制經濟，我們的經濟建設就會出現問題，就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績。相反，當我們勇敢地挺起腰桿，勇敢地堅持公有制經濟的時候，那些攻擊公有制經濟的鼠輩就沒有膽量做聲，因為他們理虧。而我們的經濟建設就會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成績。
今天，會出現為了《共產黨宣言》中的核心思想——消滅私有制而引起軒然大波的情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那些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公有制經濟的人們，已經開始恐慌了。他們原來在掌握話語權的時候，是不允許「消滅私有制」這種共產黨人的目標出現在媒體上的。這本身就是極不正常的。現在，網路媒體已經大為發達，原來那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們把握的輿論工具，已經攔擋不住網路媒體上，站在共產主義一邊的人們的更為強烈的呼聲的時候，那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們開始慌了神了。他們不可能不站出來瘋狂地抵抗，但這樣做，他們其實並不情願，因為這一下子就會暴露他們的醜惡嘴臉。可是他們已經無跟可退了，只好極笨拙地站出來，表現出他們的醜態來。
多年來，我們在講允許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存在的時候，有意識地放棄了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這兩者本身並不矛盾。我們之所以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正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所謂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的狀態。生產力的狀態沒有達到高度發達的程度時，非公有制經濟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這樣的合理性，就抹掉了共產主義的合理性。這樣做是十分愚蠢的。我們常常把政策與理論混淆起來，政策是針對具體情況要做出來的安排，它是靈活的，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改變。而理論是相對穩定的。它不能被政策來牽著鼻子走。我們公開而有力地講，共產主義將來就是要消滅私有制，這並不妨礙我們講今天，在進行經濟建設的時候，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只是這兩者之間有一個時間的銜接。為了將來徹底消滅私有制，現在，我們就要允許私有制在今天的存在。這不是矛盾，這是辯證法。胳膊收回來不是膽怯，是為了更有力地打出拳頭去。戰爭中必要的撤退不是失敗，而是為了將來的勝利而必須要採取的行動。今天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甚至允許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我們的社會生產力，更好地積聚我們的財富和力量，更好地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當我們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更進一步的高度時，我們就能夠向消滅私有制的方向邁開更大的步伐了。
現在允許非公有制即私有制的存在，是為了使我們的社會生產力有較好地發展;將來我們要消滅私有制，是為了我們的社會生產力能有更好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認為，私有制天生就是站在道德的被告席上的壞東西。在人類文明史上，不同時代的私有制關係對人類文明的發展都做過一定的貢獻。共產黨人要消滅私有制是因為最後的、資產階級的私有制最終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阻礙人類文明的發展。這才是要消滅私有制的根本原因。
【胡懋仁，察網專欄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