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專制，俱為奴才」

羽戈 

梁啟超《李鴻章傳》寫到結尾，將傳主與古今中西人物對比，其中一個參照系，即與李鴻章同時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評語僅一段，言簡意深，鞭辟入裡，堪稱至論：

李鴻章與日相伊藤，中日戰役之兩雄也。以敗論，自當右伊而左李，雖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評伊藤為際遇最好之人，其言蓋當。彼當日本維新之初，本未嘗有大功，其櫛風沐雨之閱歷，既輸一籌，故伊藤之輕重於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於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其不相及也。雖然，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這段話在電視劇《走向共和》當中，曾經現身，不過被改頭換面。話說1906年初，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等大清官員在日本考察憲政，拜謁伊藤博文。伊藤從老同學嚴復——事實上二人並非同學——的遭遇說起，最後談到了李鴻章。他拿起一本書念道：「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敗而論，自是伊藤勝於李鴻章，然以個人而論，李鴻章優於伊藤博文甚也。」頓了一頓，他告訴載澤等人，此書作者正是貴國滿世界通緝的政治要犯梁啟超，高才高論，洞若觀火，其高論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處」八個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駐足日本之地，此乃立憲國之地，且舉國人才輩出；李鴻章大才，然何其不幸，為政於中國之地，其乃絕對專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無才，且舉國人才，一遇專制，俱為奴才。」最後他大發感慨，熱淚盈眶：「李中堂若讀得此論，當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敗於無才，豈非又死不瞑目？」

不得不承認，改編的台詞，半文半白，朗朗上口，並不遜色於梁啟超原著，尤其「舉國人才，一遇專制，俱為奴才」一語，將問題上升於制度層面，則比梁啟超高明一檔。梁啟超的著眼點，猶在國運，殊不知國運的要義，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鴻章之才既然勝於伊藤博文——當然這個判斷未必站得住腳，以雄才與大略而論，李鴻章勝在雄才，伊藤博文勝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長——中國卻慘敗於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後的制度身上。說白了，不須等到日俄戰爭，甲午戰爭已經可視為立憲與專制兩種政體之戰，已經證成了「立憲必勝，專制必敗」的時代公理。

《李鴻章傳》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可惜後面的詮釋，不盡屬實，如稱「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這顯然在抹黑大清，當時各省出錢出兵，不在少數，只是有心無力，不堪一戰。不過，如果就制度之爭而論，我則無比同意西人之論：日本舉國立憲，中國距離立憲最近的只有李鴻章等寥寥數人，他們推動中國前行的同時，幾乎舉國（無論廟堂還是民間，無論清流還是民意）都在拖後腿，兩國作戰，以現代戰爭的標尺衡量，一方是一個國家，一方至多一個加強排，戰火尚未點燃，勝負已經分明。這正應了梁啟超的話：「蓋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於未戰前決之。何也？世運愈進於文明，則優勝劣敗之公例愈確定。實力之所在，即勝利之所在，有絲毫不能假借者焉。無論政治學術商務，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立憲與專制之戰，前者並非必勝，然而若論勝率，自然以前者為大，高達十之八九。這背後最重要的因素，則在人力或人才。專制國家，不能說沒有人才，只是其對人才的摧殘，遠過於對人才的生產。立憲國家，恰好相反。

張學良口述歷史之時，曾引國民黨大佬王新衡的妙語：「王新衡說過，蔣介石把人才當奴才用，蔣經國把奴才當人才用。所以，蔣經國有東西留下來，蔣介石甚麼都沒有。」蔣介石的人才觀，可比專制，蔣經國的人才觀，可比立憲，前者在禁錮人才，後者在解放人才，前者把人才關進籠子里，後者把人才從籠子里放出來。這一消一長，一損一益，決定了專制與立憲之戰，勝利的天平，將向哪一方傾斜。

具體說來，專制對人才的摧殘，可用三句古語概括，一如病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龔自珍《病梅館記》），這可視之為規訓；二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彀者，圈套、羅網，這可視之為過濾——經過這兩道關卡，被納入體制（入彀）的人才，幾乎都成了奴才，至少得表現為奴才；對於遺留在體制之外的人才，則需第三步：魏國大臣公叔痤臨終，勸魏惠王重用當時還叫公孫鞅的商鞅，告誡道：「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史記》）換言之，當一些人才不願為體制所用，則當殺之而後快，這可視之為壓制或滅絕。

走完這三步棋，我們會發現，一個國家，還剩下什麼人才呢，體制內的人才成奴才，體制外的人才成塵埃。須知專制政治是依附性最強的制度，神似奴隸制，專制對人才的選拔，實質則是逆淘汰，最終晉級、手握重權的那些人，不僅缺乏才略，而且缺乏骨頭，為了博取專制者的青睞和信任，他們獻祭了自己的獨立性。對他們的仕途而言，忠誠比什麼都重要，所謂忠誠，換一個說法，叫「奴性」。

奴才能帶來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不會帶來什麼，或者說，它將阻止什麼。與此相對，自由能帶來獨立與理性，帶來創造力，帶來勇氣，帶來尊嚴。一支由奴才組成的軍隊，絕不可能戰勝一支由自由人組成的軍隊；一個由奴才組成的國家，絕不可能超越一個由自由人組成的國家。

還得說回大清。因為奴才之於大清，是一道別樣的風景。略讀清史，應會發現，官員在皇帝面前，有些自稱「奴才」，有些自稱「臣」。看起來前者的地位不如後者，實際情況，則如魯迅《隔膜》所云：「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要言之，自稱「奴才」，是滿族人、蒙古人與漢軍旗人的專利，那些漢人，往往欲稱「奴才」而不得，儘管他們同樣是奴才。從這個意義上講，專制社會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一些人坐穩了奴才，另一些人擠破頭皮去做奴才的歷史。

2017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