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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格瓦拉困境」與中國共產黨轉型

作者:Brigade  於 2019-1-2 08:1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1評論

  許多走上井岡山或其他紅色教育基地者,往往會產生這樣的困惑:穿越歷史回到那個血與火,抑或「激情燃燒」的歲月,每一個尚未麻木的心靈都會受到感動乃至震撼,但回到現實生活很快復歸平常;進入政治教育話語系統,一切有理有據,跳出該話語系統,許多問題甚至無法自圓其說。換句話說,以革命理論構成的話語系統,特別是以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坐標評價,一切都是那樣無懈可擊,換一種思維和評價系統,情況大不相同,甚至僅僅將理論與實踐作出比照,亦讓人產生諸多疑惑。如此,我們怎樣才能打通歷史與現實的精神脈絡,保證血脈延續,構建起什麼樣的價值坐標和價值體系,才能保證中國共產黨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順利轉型,保證國家穩步前行實現中國夢?答案是跳出「格瓦拉困境」是關鍵。

  

  「格瓦拉困境」是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歷史階段、特定社會形態與特殊政治活動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由於主客觀原因,這種思維和價值觀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時代發生再大變化,都執著而不調適或更易。大多情況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動,只有個別通過自覺。由於後者少之又少,故稱為「格瓦拉困境」。

  具體來由,則是古巴無產階級革命家切·格瓦拉,這位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者,在追隨卡斯特羅取得革命勝利后,既不留戀古巴共產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的職位,也沒有把努力方向確定於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進入剛果(金)、玻利維亞叢林打游擊,試圖在那裡發動新的共產主義運動,最後格瓦拉犧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緣於職業革命家的共同特徵: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皆集於革命活動,革命既是過程也是目的,離開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燒,精神走向虛無,甚至無法為自己的靈魂找到安放之所。

  「格瓦拉困境」廣泛存在於革命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存在於整個國際共運。

  除中國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至今沒有一個成功跳出困境。當然,強調中國共產黨應當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意味著我們也沒有完全跳出這一困境,但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成功,至少說明經濟領域基本跳出。可以斷言,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走向消亡,國際共運式微,「格瓦拉困境」是困擾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精神大廈的建構和精神力量的激發

  

  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理論突破,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跳出「格瓦拉困境」的偉大嘗試,其突出反映在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再進行「姓資姓社」之爭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從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蘇共的後塵。問題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領域中很難突破,其自我神聖化導致脫離實際甚至無視客觀存在,結果在「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仍然懸在空中不接地氣。

  我們的精神大廈建築於革命理論,曾經得到過世界冷戰的支持和強化,隨著冷戰結束,世界政治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博弈已經開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價值觀的博弈方向遷移。過去,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政治生態的支持,我們的精神大廈堅固,精神力量充足。馬克思主義是偉大的,其立場觀點方法是科學的,尤其世界觀是顛撲不破的,因為迄今為止尚未產生比共產主義更好的政治圖景。今天,世界進入「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衝突等思潮漸成主流和主導的情況下,原本堅固的精神大廈開始出現裂縫。因為我們的精神大廈是由階級、剝削、革命、鬥爭、消滅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幾乎無法納入。早前陳勝吳廣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尚可豐富其中,後來發現農民起義不過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輪迴,屬於「你方唱罷我登場」,並沒有真正推動歷史進步,這也是黑格爾等西方許多哲學家評價中國一直處於「人類的起點和童年」的原因。曾經被視為偉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後來發現其腐敗程度不輸於清王朝;作為愛國主義最好教材的義和團運動,其拳民竟然有那麼觸目驚心的暴虐行為。不得已,這些精神元素開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這裡,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產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標準而被排除之外,我們的精神創造只能從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還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西方世界顯然沒有這樣的包袱,他們不需要以革命的標準來劃分、切割和評價自己的歷史。以美國為例,其精神淵源一定是從第一批清教徒簽署「五月花號公約」開始,期間沒有切斷,即便他們也發生過「國共內戰」式的南北戰爭,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撿。主客觀原因導致了我們必然也必須切斷自己的歷史,結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狹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態變更,應對新情況新問題能力弱化。近來媒體連續報道國民黨抗戰老兵,民政部明確地方慶典應邀請國民黨抗戰老兵參加,這或許就是一個價值坐標改變的小小努力,發展開去未必不厚重我們的精神大廈。

  還有更深層的矛盾和癥結存在,我們已經面臨共產主義信仰危機,且難化解。共產主義信仰決定著共產黨的執政,甚至是共產黨的生命,因為失去這一信仰就有喪失執政權之虞,甚至是這個政黨的瓦解。道理可以從奧巴馬的觀點中引出。奧巴馬說過,政黨沒有誰高尚於誰,都是代表著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進行博弈,被選擇的惟一原因是看誰有能力給選民更多利益。不能放棄共產主義就需要有足夠的吸引力來贏得更多追隨者,問題在於現有理論已經無力做到。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也在變化,十八大提出「命運共同體」意味著以革命方式實現共產主義路徑堵死了。那麼,新的路徑在哪裡?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

  

  從經濟建設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得益於制度優勢,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符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積累的特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從有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開始藉助「看不見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鐘人」,「羅斯福新政」則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政府干預」。這說明採取何種方式發展經濟,主要看社會發展階段和實際需要。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已經不適合再發揮無所不在的干預能力,即市場能夠自行調節后,就不應過度使用政權的力量,而應當加強價值觀的引領。實踐證明,當房地產調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當股市發展也要著眼於「社會穩定的大局」,所有的經濟規律都將失效。

  從發展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一直在強調統一思想,戰爭年代有其必要,執政階段不辯證看待統一思想,文化繁榮不可能出現。中國歷史上只有一個時期出現過思想的輝煌,就是春秋時期,因為那時沒有統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漢武帝統一中國同時統一思想后,中國再不見照耀人類文明前行的偉大思想成果。

  從實現社會和諧來看。全民「講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這種情況下既不會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識,更不可能實現法治。從對社會和諧構成更大衝擊的角度分析,對當今中國社會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爭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脅,這不是危言聳聽。極左的幽靈從來都沒有離我們遠去,隨時可以回來。因為中國社會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分配失衡、貪腐盛行等多重社會矛盾,這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妥協性,也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須激情燃燒,執政必須平和平靜,堅持按規律辦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幾乎沒有幾個政黨能與中國共產黨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論武裝和精神灌輸讓追隨者拋頭顱灑熱血,不惜為偉大理想付出幾百萬生命,這已經蘊含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但革命階段偉大並不註定執政階段也偉大。革命與執政區別很大,下面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

  一是普世價值問題。人類有沒有普世價值?回答是肯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就是普世價值。然而,由於「格瓦拉困境」導致「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二元價值觀,結果把「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讓給西方。以民主為例,這本是資本主義產生之前的古希臘時期已經形成,且共產黨為之不懈奮鬥,如今卻成了西方國家專有。不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最大的問題在於世界還能不能找到相對一致的東西,我們評價世界還有沒有共同的標準?如果沒有,人類還會有共同的目標和方向、還會走向和諧嗎?所以,我們可以批判西方試圖將其核心價值觀強加於我們,但我們卻沒有必要否認人類共有文明基礎上產生的普世價值。

  二是利益關係問題。利益帶有根本性,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力量和階級基礎,主要通過揭示乃至激化階級矛盾,以剝奪一個階級的利益滿足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實現。革命階段共產黨為什麼佔領了道德制高點?因為從理論到行為都沒有人民之外的利益,並且為人民的利益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高尚看得見摸得著。進入執政階段呢?整個集團仍然沒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有利益並無不妥,關鍵是能不能科學劃分利益,進而規範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講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另一方面利益等級化、集團化,這就把共產黨置於被動地位,且處於道德困境。蘇共為什麼被人民拋棄?原因之一是獲得了利益,而且在獲得利益的同時還大講自己在犧牲奉獻,落差的結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倫理規則問題。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沒有隻享有權利而不承擔責任的事情。事實上,我們在掌握了巨大權力的情況下,很多責任並沒有人承擔,尤其是道義責任。在西方,政府官員因道義責任而引咎辭職者大有人在,在我們這裡卻很鮮見,原因在於我們只關注組織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倫理的規範。再進一步講,我們的價值標準和話語系統都在模糊甚至泯滅規則和標準,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談抽象的政治,結果便沒有了政治,尤其沒有了執政黨成員的具體規則。我們曾經認為政治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處在革命階段自持正義性和神聖性,而不擇一切手段達成政治目的,執政后還能不擇手段嗎?倘若總以敵對思維開展政治活動,必然處於無休止的「路線鬥爭」、「左」「右」之爭的循環往複,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實現。

  四是黨的領導能力有限與無限問題。看一下西方社會,民眾想見市長州長很容易,我們的群眾要見市長縣長很難,有人開始懷疑我們黨的領導幹部已經從公僕異化為老爺,其實這主要源於權力運行模式。在西方社會,因為三權分立,也因為經濟規律,行政官員的權力很有限,民眾出現精神問題進教堂,產生司法之爭進法院,想賺錢到市場,找市長州長什麼也得不到。我們的政府幾乎包攬了一切,這個包攬在單一社會是可行的,可在社會高度分化、利益訴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攬一切,必力不從心。結果不僅沒有強化黨的領導,恰恰會走向初衷的反面。

  儘管存在著「格瓦拉困境」,我們仍然需要強調,每一種文化和制度下的國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會運行規則,不可能完全一樣,在政治之外的社會調節力開發出來前,中國不可能把自己的傳統優勢丟掉。所以,這裡強調的不是拋棄政治,而是政治要發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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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 個評論)

回復 Brigade 2019-1-2 08:13
顯然,這篇2013年8月的文章太樂觀了。共產黨反倒轉壞了。再從現在能轉好,是不可能的。反動共產黨跟習近平應該徹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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