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汪晶晶:想起胡傳揆先生和他的同時代人

作者:Brigade  於 2018-12-16 10:2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發表於 2015 年 01 月 14 日  汪晶晶

我一直覺得,CND這個網站上,最重要的一筆財富,是在《華夏文摘增刊》之下彙集的文革史料。

記得若干年前,我頭一次上CND,並不是自己想寫什麼,而是為了閱讀朋友推薦的一篇文革史文章。自那以後,每次CND上登出《華夏文摘增刊》,我總會上去掃幾眼。

不久前的《華夏文摘增刊》第967期上有《我們懺悔》欄目,其下的【亡靈祭壇】中,登有張阿妹的文章《「反動權威」 胡傳奎之死》 

這篇文章吸引了我,讓我想起父親的同鄉,恩師,摯友和兄長,原北京醫學院的老院長,胡傳揆先生。

但我想起的胡傳揆先生,會不會就是張阿妹文章中說的那個「胡傳奎」呢?

看上去,還頗有一些出入。

其一是人名中揆奎二字的不同,其二則是地址。童年時,父親和胡傳揆先生常有通信。我依稀記得胡先生自己寫的地址是西總布衚衕。而張文寫的卻是東總布衚衕(剛才放下筆,問了問哥哥。哥哥說,他也記得是西總布衚衕。當然這一點不重要,很可能這不過是同一條衚衕的兩個方向而已)。其三則是年齡。我想起的胡傳揆先生,生於二十世紀初年。在文革爆發的一九六六年,已經六十五高齡。而張文憶及的那位「反動權威」,被抄家時只有五十多歲。其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張文中所憶及的「反動權威」胡傳奎,在紅衛兵抄家之後的當天被燒死。我想起的胡傳揆先生,卻到二十年之後的一九八六年才辭世。

不過,既是想起了胡傳揆先生,就不妨姑妄寫之。就歷史的細節而言,寫下來,誠然無法保證就一定能傳世。但如果不寫,那卻註定是會消亡的。

只不過要說起來,在我自己家中,我本是最最沒有資格去寫父執一輩的老人的。因為年紀最小,又不幸是女孩子,我一向在家中地位卑微。但凡家中出現的重要事件,百分之九十輪不到我參與。但凡家中出現的重要人物,也同樣百分之九十輪不上我去親謁。比如胡傳揆先生吧,只要到武漢或路過武漢,他是一定會到我們家來的。我因此在童年和青年時代,見到過他老人家許多次。但坐下來和他老人家促膝談心,卻只有過絕無僅有的一次。那是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和二姐去北京。二姐遵父親之囑,專程帶我上胡府去看望胡先生和夫人。

也因此,我現在能想起來的,關於胡傳揆先生一鱗半爪的生平事迹,幾乎全是從父親和哥哥那裡聽來的。

父親是一個審美趣味簡單明了的人,對男性的外在特徵興趣不大。記得他說過,男人不用長得美,但要長得正。胡傳揆先生就恰恰屬於那類長得方方正正的男人。我童年印象中老年時的胡先生,慈眉善目,溫和從容,看上去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老頭。


(上面是原北京醫學院校史網中的一張胡傳揆先生的登記照,攝於何時則不詳。)

一九四九年之後共產主義極權統治在中國土地上造就的,最最重要的「國情」之一,是加深和擴大了中國土地上地域的不平等,並把這種不平等發展到了極致,最終讓臣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不僅喪失了被稱為基本人權的遷徙自由,甚至不知此為何物。比如我自己吧,我童年時代對於自己祖國的一些基本地理知識,常常首先會一個名叫戶口的東西相連。西寧的戶口進不了西安,鄭州的戶口進不了武漢,南昌的戶口進不了上海,等等,等等。

而在父親和胡傳揆先生成長的歲月中,中國卻遠遠不是這樣。那個年代的人,對自己故鄉的熱愛,超乎尋常。哪怕自己的故鄉,不過是遠離繁華,名不見經傳,甚至貧瘠愚昧的鄉村。這一點,今天的我們,不但無法做到,甚至已經很難想象。

父親最初和胡傳揆先生的相識,就是因為彼此是同鄉,都是在北方土地上生活著的湖北人。因同鄉而相識,因相識而相知。最終,「平生風義兼師友」,胡先生成為父親的恩師,兄長,和摯友。

說起來胡先生和父親是同鄉,但實際上兩人的家鄉卻相隔著好幾百里地。父親的老家在離著省城武昌只有一箭之遙的黃岡(如今已划入武漢市的新洲區)。胡傳揆先生卻是在四百多里之外,有著一千六百餘年歷史的古城江陵出生的。胡先生的父親,是一個極有見識的農民,既務農,也行醫,兼習武,還特別注重對孩子們的教育。也因此,胡先生有幸受到過二十世紀的頭一個十年間,在中國湖北江陵那樣偏遠的地方(既不是縣城,也不是鎮,甚至普通意義上的集市都不是,而是道道地地的鄉村),能受到的,最最完美的教育。
胡先生後來是自己走到省城,自己報名考上的武昌文華中學。那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

當年的文華中學,是武昌城中最好的西式中學。注重英語和數理化,反倒不怎麼重視國文。胡先生生於1901年,考入文華是1913年。這至少告訴我們,大清帝國的最後十年,統治者們誠然昏聵腐敗,但卻並沒有任何政府的力量,去公開地敵視和對抗西風東漸。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天主教和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在宗教學中統稱為基督教。我在這裡分別列出來是因為我發現,不少網友並不清楚這一點)的傳教士們,能自由自在地行走。他們修教堂,建醫院,蓋學校。以至於,在湖北江陵偏遠的鄉村中,農家子弟已經能夠學習今天意義上的數理化和英語了(哥哥甚至說,胡先生的父親是因為入了教,才能讓自己的孩子在二十世紀初年學習數理化和英語的)。

胡傳揆先生在武昌文華中學學習了六年。文華中學西化的氛圍,讓胡先生大開眼界。他曾對父親說起過,他在文華,遠遠不只是學會了數理化。他在文華學會了穿鞋(童年在鄉間習慣赤腳),學會了敲鼓(是校童子軍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學會了踢足球(甚至參加過校隊)。而最最重要的是,他學會了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慈悲和兼愛(這一品德,伴隨了胡先生的終身,我在下面還要談到)。中學時代留下的唯一遺憾是,當年的文華,因為是美國傳教士所辦,已經不重視國文和書法。胡先生因此沒能練出一筆好字(誠然比大多數後世大陸長大的中國人的字還是好得多)。

六年之後的1919年,胡先生以優異的成績,從文華中學考上了八年制的北平協和醫學院(PUMC)。

那個年代的中國,有一點,和今天一模一樣。那就是,如果想發財,完全可以走捷徑。甚至比今天更容易,那就是憑著過硬的英語功底進洋行。那麼胡先生的英語究竟怎麼樣呢?很多年後,胡先生曾相當自豪地向父親描述過他當年的英語水平。那時的協和醫學院,醫前期的幾個學期,是在清華上。那個年代,有口皆碑的兩所英語功底好的大學是北有燕京,南有聖約翰。誰也不清楚來自閉塞的中部鄂省的同學,究竟會不會說英語。胡先生卻一丁點也不自卑,他一馬當先地報名參加英語辯論大賽,竟得了個頭一名。而斯時,胡先生連北平城的東南西北都還摸不著,還在天天學說北方話,哈!

胡先生不去洋行,卻選擇了醫學,是出於慈悲和兼愛。他曾對父親說過,他無法忘懷童年在江陵鄉間目睹的,農民們患病之後,只能靜靜地等待大自然殘酷的物競天擇的無奈情景。為此,胡先生畢生都懷著對自己身處鄉村卻深明事理的父親,那個對孩子的選擇永遠一如既往支持而毫無專制家長作風的好父親,深深的,永恆的感激和熱愛。

因為涉及到文華中學和中國近代的西醫醫學,我想先說幾句文華中學的好話。

這所由美國傳教士創辦,又有幸親歷張之洞主政湖北的美好時光,因而最終能萬古流芳的武昌文華中學,除了胡傳揆先生之外,還為中國現代的西方醫學,培養過另外兩位高山仰止,青史留名的學生。那就是和胡傳揆先生同屆的董秉奇先生和在胡傳揆先生之後畢業的曾憲九先生。這是兩個中國臨床醫學外科學中,幾乎不可或缺的名字。

曾憲九先生毫無疑問已走進了中國當代的醫學史。但董秉奇先生卻很可能會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小小危險。因為父親曾有幸拜董秉奇先生為師,並畢生對董懷著無與倫比的驚人敬意,我在這裡僅憑記憶寫幾句董秉奇先生的趣事。

董秉奇先生生於1900年,比胡傳揆先生僅年長一歲,卻比胡先生早好幾年步入醫學殿堂。他是湖北天門人,家鄉離著胡先生的家鄉江陵不遠。1919年十九歲時和胡傳揆先生同一年從文華中學畢業之後,董秉奇先生考上的是那時聲譽並不低於北平協和的湖南湘雅。該校最初是五年制的醫學校,后改為七年制的醫學院(如前所述,那個年代,中國土地上的地域不平等,遠遠沒有1949年之後來得顯著。湘雅的臨床醫學教育甚至早於北平協和。很多早期在協和臨床任教的老師都來自湘雅)。

就我記憶中父親當年的描述,這個董秉奇,完完全全是一個傳奇人物,簡直只應該在武俠小說中才出現,哈!

1924年從湘雅畢業之後,董沒有立即出國留學。他在中國各地不同的西式醫院中的各個不同的臨床外科中,學習並工作了整整八年。那八年中,這個不過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究竟在人體的不同部位完成了多少例手術,他自己不說,別人當然沒法知道。但1932年他終於到哈佛大學醫學院去留學時,在無影燈下細細地觀察著他的美國老師,卻據說激動得差點停止呼吸。董靈巧的雙手,嫻熟的基本功,他眼疾手快的舉止,臨危不懼的心態,讓他的美國老師幾乎無從下手去教他。董在美國只呆了短短兩年就回國了。在後來的那些歲月中,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出國時點著名要讓董侍奉之外,他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

我父親大學畢業時的1939年,正是抗日戰爭最悲壯的歲月。他理所當然地被分到了國民黨的空軍醫院。父親的薪資一度曾高得驚人(據外祖母說,是我在文華中學當國文教員的外祖父薪資的整整十倍。而外祖父卻比父親年長三十二歲),但工作卻十分危險,常常不得不乘著搖搖晃晃的小飛機在空中冒險。那是一個戰爭年代,危險可以略去不計。就是呆在後方,走在街上,坐在家中,也完全可能隨時被天外飛來的日軍炸彈炸死。父親更擔心的是自己的外科手術技藝。臨床醫學中有一類科室,治療的效果和治療的過程有著極其微妙卻又極其密切的關係。這類科室,常被人們稱為「動手」或「動刀」的科室。其中為首的就是外科。外科醫生下刀部位的準確,創口的大小,剝離的深淺,止血的準確與快慢,清創的徹底與否,對組織,肢體或部位或保留或切除的決定,等等,等等,不僅直接影響到患者痊癒的程度,甚至直接關係到患者的生死存亡。而恰恰是這一類外科手術的技藝和技巧,卻又不幸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那就是說,讀書雖有用,但用處卻不大。一定得有老師把著手教,一定要在無影燈下,親眼看著老師怎麼做才行。

父親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從前線回後方休息時,抓緊每分每秒的時間,四下尋師,拜師。

成都小小的華西壩,那時彙集著中國最知名的四所醫學院。那就是我母親的母校,本地的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胡傳揆先生的母校,南遷的北平協和醫學院,我父親的母校,同樣南遷的齊魯大學醫學院,和最初西遷於重慶,後來又遷至成都的中央大學醫學院。這四所大學的醫學院共建了一所供教學使用的聯合附屬醫院。其外科主任就是董秉奇先生。

當年的董秉奇,無論是在他的中外醫界同行中,黑白兩道的各方政要中,還是在傷病者和患者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如雷震耳的名字。外科幾乎所有的領域,人體幾乎所有的器官,他全都行走自如。

最初剛從美國回來,抗戰還沒有爆發。董在上海行醫,不過三十歲出頭。父親說,那個年代,即使是在上海那樣十分歐化的中國城市,結核病仍然極度猖獗。董決定試著用外科手術的方式治療肺結核,據說幾乎立即就受到同樣在滬上行醫的歐洲同行的警告。原因是中國太臟。即使是在上海,即使是在消毒過的手術室中,空氣的污染程度仍極高。術后感染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歐美。但董卻做得極為成功。據說僅在他回國后的1934年那一年,他就做過120例,死亡率百分之一點七。而同時期使用同樣手術方法的董的美國老師,死亡率卻是百分之二。父親在後方拜董為師時,董四十一,二歲。那是一個外科醫生一生最寶貴的黃金時期。父親說,董什麼手術都做,碰到什麼做什麼。腹外,腦外,胸外,泌尿外,整形外,等等,等等。一位據說是四川某知名軍閥最寵愛的某姨太,患頑固性頭痛。多方尋找名醫無效。董果斷地為其開顱,做額葉切開,術后竟治癒。要知道,那可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呀!

除了精湛過人的醫術之外,董在江湖上嫻熟的為人處世的技巧,更是凡人莫及。董在滬上行醫時,青幫紅幫的不少頭目都是他的病人,到後方之後,國民黨的政要,當地的軍閥,哥老會的袍哥,都尊他為神醫。治癒一個病人,董就多一個朋友。他不需要專門去從屬於哪一個圈子,但哪一個圈子中都有要用他並對他也有用的人。

1968年底,清理階級隊伍時,父親住在牛棚。我每天去探望父親之前,必須先在工軍宣隊指揮部的毛主席像前背誦父親的一系列豐富多彩的罪名。那些罪名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卻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其中一條吧,叫做「罪大惡極的青紅幫頭目」。據工軍宣隊指揮長說,父親曾和人民公敵蔣介石的保健醫生,代號「狗熊」,一起參加青幫。解放后卻從未向黨和人民老實交待。在我的童年時代,中國的土地上確實有過一場黨和人民領導的,堪稱波瀾壯闊的「取締反動道會門」的政治運動。只不過我那時歲數太小,並無印象。上小學之後,我只依稀記得這類所謂反動道會門都屬於「迷信」。也就是說,屬於一種愚昧,一種無知。我萬分奇怪地詢問父親,你上過大學,學的又是自然科學,幹嗎要去信迷信呢?父親只能苦笑。

父親說,共產黨「取締反動的道會門」,誠然是希望老百姓能相信科學,破除迷信。但更重要的一點卻是,共產黨想把它自己在歷史上和這些「反動道會門」的曖昧關係,就此洗刷得乾乾淨淨。在共產黨成長壯大的整個過程中,這個黨遠遠不像它自己後來粉飾的那般偉大,光榮和正確。它和青幫,洪幫以及哥老會的袍哥們,都有過剪不斷,理還亂,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就是在父親回憶那一段往事時,頭一次聽到董秉奇這個名字的。

父親說,蔣介石選擇「狗熊」(大名熊丸)做他的保健醫生,並非僅僅源於醫術,而主要是源於信任。蔣認識「狗熊」時,「狗熊」不過二十八,九歲,沒出過國,讀的也只是六年制的同濟。並且,嚴格地說起來,蔣信任的還不是「狗熊」自己,而是「狗熊」的那個父親。「狗熊」的父親是因何事何時認識蔣介石的,父親沒說。我只聽父親說,蔣介石麾下那個相當於毛澤東麾下的「中央軍委」那麼一個萬分重要的機構,從南京遷到後方陪都時,直接就遷進了「狗熊」父親的一所別墅。據說,蔣委任「狗熊」當他的保健醫生前,曾先派人問過董秉奇。董對「狗熊」讚賞有加,說這孩子眼疾手快,心細手巧。還說這些都是天生的,學不會,等等。董保證,只要事關蔣和國民黨政要,只要「狗熊」開口,他將隨叫隨到。這一下,蔣介石放心了。世人只知蔣介石的御醫是「狗熊」,卻不知道「狗熊」身後站著的,卻是董秉奇。

就是這樣一個照今天的流行漢語表達,絕對屬於「大腕」級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卻十分十分平易。因為是名醫,董即使是在抗戰最艱苦的歲月中也比其他行業中的知識分子們生活得富裕。但他在成都的宅子,卻是一個所有湖北老鄉們都能隨時進出的聚會場所。他甚至對文華中學那些比他年幼一,二十歲的學弟學妹們都十分好。父親曾對我說,你九舅就到董先生家過過聖誕(我母親有兩個哥哥畢業於文華中學。大舅王振華和胡傳揆,董秉奇同屆,不幸因患肺結核在抗戰爆發前英年早逝。九舅王振楚則比胡,董年幼十七歲,后畢業於川大)。

說起來簡直讓人難以置信,董秉奇除了日理萬機地行醫,擔任著四校聯合的那所附屬醫院中那個極度繁忙的外科主任之外,居然還能忙裡偷閒地從政。張群當四川省政府主席時,董曾當過張麾下的衛生廳長。這還不說,董甚至並不忌諱他自己和共產黨的往來。在哥老會的袍哥組織中,他認識過朱德。而和賀龍,董甚至有過不淺的交情,能互稱朋友。也正因為這樣,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歲月中,大部分和國民黨政要有關係的人倉皇赴台,董卻能自如從容,巋然不動地留在了四川。一九四九年之後,董秉奇先生當過共產黨麾下的某軍醫大學校長,幾乎沒受過一絲一毫的「衝擊」(你別說,我們「偉大」的黨還真難得這麼仗義)。後來,這位神奇的董先生又準時正點地在公元1955年間突然倍享哀榮地辭世,那一年,他才不過五十五歲(我一直到現在都記得父親那時怎樣感慨萬千地讚歎董的幸運。董要是再多活兩年,就趕上反右了。清理階級隊伍時父親的另一項罪名就叫做「漏網大右派」,哈!)。

好了,言歸正傳,還是回過頭來接著寫胡傳揆先生吧。

胡傳揆先生1919年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192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據說是八年制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第四期畢業生。和董秉奇先生一樣,胡先生也沒有立即出國。他的紐約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的學位,是北平協和醫學院授予的。胡先生畢業時,協和醫院中內外婦兒哪一科,他都能去。其中最容易揚名的是外科和眼科。胡先生身體好,有絕佳的視力,完全擁有「動手」和「動刀」的好本錢。但胡先生卻選擇了最臟,最苦,最難立竿見影地出成果的皮膚花柳病專業(那時還不是一個獨立的臨床科室,是附屬於內科的一個專業組)。這一選擇和當初選擇醫學一樣,都和基督教文化中的慈悲心理和奉獻情懷分不開。

胡先生在皮膚花柳病專業工作沒多久,駐紮在北平郊區的馮玉祥部的士兵們,患上一種怪病。皮膚乾燥,粗糙,瘙癢,表皮脫落。毛囊處有明顯隆起和皮損,且伴有夜盲。因為當時整個中國老百姓生存環境的不潔凈,胡先生的美國老師,也是他彼時的上級醫生,猜測是感染。不是細菌引起的,就是昆蟲或其他微生物。但胡先生卻沒有貿然地嘗試著使用抗感染或殺蟲滅菌的治療措施。他決定搬到營房去住,身臨其境地觀察士兵們的日常生活。他發現,士兵們住的地方,並不比普通老百姓的住所更骯髒。但士兵們的伙食卻極差,據胡先生觀察,絕對低於北平地區普通老百姓的伙食。返回醫院后,胡先生向美國老師彙報了他的觀察和分析。胡先生認為,士兵們的病,和環境的潔凈不一定有關,但和伙食,和營養,一定有關。美國老師完全同意胡先生的分析和判斷,但帶著胡先生查找了所有能查找的資料,美國老師卻沒能發現關於這種病的任何記載。怎麼辦呢?胡先生決定使用實驗室的方法,來看看士兵們的身體中究竟缺少了何種營養素或維生素。

最終,檢驗報告和正常值的對比告訴胡先生,士兵們血液中維生素A,明顯低於正常含量。美國老師帶領著胡先生,一方面給士兵們補充維生素A,另一方面通知馮玉祥,立即改善士兵們的伙食。很快,這一「怪病」全部治癒了。士兵們皆大歡喜,胡先生的美國老師更是欣喜若狂。

在1930年的世界皮膚病年會上,胡先生在美國老師指導下完成的論文《維生素A缺乏性皮膚病》被宣讀並發表。這是國際上第一篇介紹因維生素A缺乏引起的皮膚黏膜病變的論文,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國際醫學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讚揚。自此,維生素A缺乏症成為第一個由中國人發現,描述、命名並治癒的皮膚病。在國際通用的皮膚科教科書(例如Fitzpatrick Dermatology)和辭書中,該病一直到今天都被稱為C-K Hu(胡傳揆先生的英文名)Disease。

對和自己平等合作,卻絕不貪學生之功為己有,雍容大度的這位美國老師,胡先生畢生都懷著深深的,崇高的敬意。要知道,在揚名世界的這一年中,年輕的胡傳揆先生,只不過才只有二十九歲呀!在後來漫長的醫學教育生涯中,胡傳揆先生以這位美國老師作為自己最光輝的榜樣。在對自己的學生不遺餘力的提攜中,胡傳揆先生永遠默默地站在學生的身後。

胡傳揆先生的另一個特別值得緬懷的優秀品質是,以治病救人為己任,不圖任何虛名。他到美國去過兩次,每次都是抓緊時間,學以致用,學完就走。以胡先生的英語和專業能力,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美國拿到各種名校的學位。但他對此毫無興趣。就胡先生的英語功底,就胡先生在中國親手診治的病人人數而言,他就是不費吹灰之力地隨手寫寫病例報告,就足夠他在西方醫學界沽名釣譽。但胡先生從不做這類事。除非十分必要,他甚至很少為虛名而去寫論文或編書,他一輩子都身先士卒地生活在自己的病人中間。這一點,極大地影響了我的父親。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胡傳揆先生力主父親離開軍隊醫院,離開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戰場。其後他又勸說父親改換皮膚花柳病專業。和外科相比,皮膚科是一個極小的科室。父親思忖著,猶豫著。那時父親在戰後分發救濟物質的一個機構工作,胡先生啟發父親說,你用自己的眼睛看看,梅毒,淋病,麻風在中國土地上是何等猖獗。這是你我獻身醫學之人的莫大恥辱。斯時,我的祖父母均健在。父親想回家鄉。胡先生讚揚父親「父母在,不遠遊」的孝道,並親自把父親介紹給他北平協和醫學院的高班同學,湖北同鄉,劉書萬先生。在劉書萬先生(當時的湖北省衛生廳長)和萬耀煌先生(當時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是我父親母系家族的親戚)的全力支持下,父親在家鄉的土地上創建了第一個皮膚花柳病專科。這就是當時的漢口市立醫院皮膚科,今天在父親去世二十多年後仍享譽湖北全省的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

1953年,胡傳揆先生籌建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花柳病研究所。父親奉命去了北京,就住在胡府。斯時我的祖父已經去世,胡先生再三勸說父親留在皮研所。胡先生說,未來的皮研所是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直屬機構,中國皮膚花柳病研究的最高機構。與此相比,武漢市的一家小小市立醫院當然是微不足道的。斯時母親也在北京,在胡傳揆先生PUMC的同班同窗諸福棠先生麾下進修。諸先生非常喜歡天性單純的母親,不僅像上級醫生喜歡下級醫生,更像大哥哥喜歡小妹妹。由於抗戰八年PUMC和華西合校,母親有一大批同學在北京。母親的學歷,足夠讓她留在諸福棠先生身邊工作。但父親最終還是執意要回武漢。父親對胡先生說,當年是你自己跟我說的,少寫文章,不圖虛名,治病要緊。武漢南來北往,九省通衢,是皮膚花柳病的多發區。我留在家鄉有足夠的病人可治。胡先生只能長嘆一聲。

(母親跟著父親回到武漢之後,進了剛剛建校的武漢醫學院。最初那幾年在第一附屬醫院工作時,還有一大批華西壩的老同學們陪伴在一起。後來不幸調進第二附屬醫院,母親就此完全徹底乾淨全部地被一大群老老少少的上海人給淹沒。寫到此處,我忍不住給哥哥打了個電話。我說,為汲取媽媽的教訓,遇到任何生意夥伴,一聽到上海這兩個字,我立即迴避。有時甚至聽到江蘇浙江的地名我都緊張。哥哥在電話的另一頭也嘆氣,他說,其實爸爸晚年也一定意識到,他當年不留在胡傳揆先生身邊工作,是犯下了一個無可挽回的,方向路線性的錯誤。胡傳揆先生,諸福棠先生,中國的大地上,哪裡還能找到這樣好的老師和上級呀!而公元一九五三年,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還能享受殘存的遷徙自由的最後一年。)

也就是在創建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皮研所的時候,胡傳揆先生決定將以往的皮膚花柳病改為皮膚性病。從此,皮膚性病便作為臨床醫學的一個專業而被普遍接受。

更讓人感動的是,胡傳揆先生對不幸在政治的腥風血雨中被慘遭蹂躪的朋友,始終懷著不渝的情誼。當年父親回家鄉,胡先生把父親推薦給他的高班學長,PUMC第一屆畢業生,劉書萬先生。1957年,中共武漢市委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舉行了一個十分隆重的各界知名人士座談會。「誠懇」地希望各界知名人士給黨提意見,以便幫助我們業已十分「偉大」的黨更加「偉大」起來。父親和劉先生同屬醫藥衛生界代表。父親在會上緘口未語。劉先生卻被共產黨的「誠懇」感動得熱淚盈眶。同時與會一共有十三名醫藥衛生界代表,除父親之外另外的十二名,包括劉先生在內,全部被劃為右派。工資下降四級,並剝奪全部職務。罪名則是在那次會議上,「猖狂地向黨進攻」。身處政治權力中心北京的胡傳揆先生,當然比父親,比劉先生,更清楚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環境的險惡。但每次胡先生來漢,卻一定會讓哥哥在黃昏時分,叫一輛三輪車,去接劉先生來我們家一聚。父親唯一能做的,是利用這短暫而難得的聚會,為劉先生買一點他老人家愛吃的武漢名菜。每一次胡先生走後,父親都會無何奈何地為劉先生悲傷好幾天。漢口的那家長航醫院,本是劉書萬先生回家鄉后親手所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劉先生,就不會有這家醫院。但六十年代以降的長航醫院職工,卻沒有任何人知道,誰是劉書萬。劉先生是在我出國之後才去世的。哥哥代表父親參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會,也因此,哥哥知道他老人家的卒年。但他老人家是那一年出生的,哥哥卻忘了。我在網上四處搜尋,卻沒看到一絲一毫的線索。哥哥只記得,劉先生是宜昌人,他的家鄉和胡傳揆先生的家鄉江陵,同屬湖北荊州。

胡傳揆先生身上,還有許許多多值得人們稱道的,溫文敦厚,善良大度的地方。1927年從PUMC畢業之後,胡先生遵父命回家鄉,和原配夫人成親,並育有一女。和後來的夫人,胡先生沒有再要孩子,他把自己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奉獻給病人和學生。和原配夫人的那個女兒,是胡先生唯一的孩子。胡先生最初把女兒接到北京讀書。以後畢業了卻仍然讓女兒回家鄉服務。女兒一家便一直住在武漢。父親活著時,胡先生的女兒常帶著外孫女到我們家來。胡先生視父親為兄弟,讓哥哥姐姐管他叫胡伯伯。但我卻得稱胡先生為爺爺,因為他的外孫女和我同年生,還比我大幾個月。我童年時,胡先生會定期給父親寄一大筆錢。父親則負責將此錢一點一點地轉交給一直住在江陵的胡先生的原配夫人,一直到原配夫人辭世。而事實上,胡先生並無任何要贍養原配夫人的義務。

1977年春天,我和二姐因為上七二一大學,都有幸放假。那個年代,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並無度假這一辭彙。我倆因此分外珍惜這難得的假期,二姐決定帶我去北京遊玩。父母在北京的親友中,數胡府的房子最大,人口最少。那時胡傳揆先生和夫人,保姆,三人住在西總布衚衕13號的一個四合院。但非常不幸的是,一向身體十分健康的胡先生,在我們去之前的什麼時候,因為不明原因的突發性腦細胞缺氧而暈厥了一次,而且暈倒在大街上。懷著深深的擔憂,父親再三囑咐二姐,我倆除了去看望一下胡先生胡夫人之外,不得在胡府叨擾。事實上,我們去的時候,胡先生看上去已經完完全全恢復健康了。胡夫人是個十分熱情也十分單純的人,胡先生管夫人叫曦麗。印象中,胡夫人似乎老家是在南洋,是新加坡國人。我和二姐去的時候,胡夫人穿著鮮艷的外套,戴著很洋氣的眼鏡,和衣著樸素的胡先生對比鮮明。胡夫人拉著我們四下看,說有足夠的地方讓我們住,住著不走都行!哈!胡先生卻一直熱愛著自己的家鄉,抱怨說,北京沒什麼好吃的。然後要我們自己定時間,他請我和二姐吃北京烤鴨和西餐。想起父親臨行前的再三叮囑,二姐不敢造次。就這樣,我倆既沒在胡府住,也沒讓胡先生請我倆吃烤鴨和西餐。很多很多年後回首往事,我和二姐才深深遺憾。假如那之前胡先生沒有暈倒,我們能在胡府住幾天,就能多和老人聊聊天了。

因為想起1977年的北京之行,我又想起了另一件題外的趣事。

我和二姐到北京去的時候,四人幫剛剛被「粉碎」,北京的親友人人繁忙。我和二姐大多數時間只能自己四下亂轉。有一天,我倆到城外看什麼名勝,忘了是十三陵還是長城。回來時在一個公共汽車站等車。我倆說著武漢話,被一個背著一隻書包的男孩子聽見了。他走過來問二姐,你們是武漢來的?二姐說,是啊!在北京碰到武漢來的人,我們仨都很興奮。小男孩問二姐叫什麼,是武漢哪個單位的。二姐說,我叫汪伶伶,武漢制氨廠的工人。工人?小男孩很吃驚,那你們怎麼到北京來了?二姐說,我們是自己來玩的。武漢的一個普通工人竟隨隨便便到北京來玩,那絕對不是一件天天都會碰到的事。小男孩當然更吃驚了。你呢?二姐問。小男孩說,我叫張煒,是硚口區教育局的幹部。哈!我和二姐都笑了。一個貌不驚人的小男孩,居然說自己是幹部,還是教育局的,哈!小男孩臉紅了,但隨後認真地說,我真的是幹部,真的是硚口區教育局的。我到北京是出差……。哈!我和二姐笑得更歡了。

後來的事實卻證明,我和二姐實實在在是有眼不識荊山玉。

那個貌不驚人,長著一隻大大的腦袋的小男孩,在高考恢復后的1978年春天,考上了北京大學。因為入學前就是黨員幹部,他很快就開始在未名湖畔叱吒風雲,後來差一點真的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了,哈!不過說真的,這位張煒,應該深深地感激鄧小平才對。是1989年6月4日的槍聲,喚醒了他的良知和理性。讓他最終能勇敢地唾棄「體制內」高官骯髒的名和利,掙脫那個黨根本不可能悔改的「平庸的邪惡」,從而贏得自己坦蕩,清白而輝煌的後半生。

說起來,那個年代的武漢市硚口區教育局,還真是人才濟濟。除了出了張煒之外,還出過一個胡樹祥。

十多年前,我曾回武漢參加過一次僑辦的活動。那類活動中間,照例有一天是由黨設宴款待來賓。我有幸被安排在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邊就坐。那位領導和藹慈祥地問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說武漢大學。領導問我是哪一級的。我說七七級。那位領導接著說,那你應該認識胡樹祥吧。我肅然起敬地說,那當然!武漢大學七七級的,哪有不認識胡樹祥的。他那時是武漢大學團委書記,學生會主席,湖北省學聯主席,湖北省青聯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全國青聯副主席……。說真的,要讓我一口氣背出胡擔任的全部職務,我非得缺氧窒息不可。領導接下來問我,你看我長得像誰?我本想假惺惺地說一句您長得像鄧小平。但想到那時鄧已經永垂不朽,我猶豫著沒敢造次。沒想到那位領導人隨後告訴我,他是胡樹祥的弟弟,時任武漢市市長(我沒告訴領導的是,我認識胡樹祥其實純屬偶然。胡的夫人碰巧是我的一位小學時代很要好的同學)。胡樹祥上大學之前,和張煒一樣,也是武漢市硚口區教育局的幹部。也因為入學前就是難能可貴的黨員幹部,胡幾乎一登上珞珈山就開始叱吒風雲。我們忙著考研究生的時候,胡已經賓至如歸地修滿學分,提前成為哲學系毛澤東思想專業的研究生。

(回想起來,紅朝高祖年間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方法,既簡單明了,也成效顯著。就拿武漢的六九屆初中生來說吧。先是不由分說地剝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那些,一天中學也沒上過的孩子們上學讀書的權利。把他們統統趕到鄉下,去接受回歸愚昧的「再教育」。然後讓篩選出的那剩下的百分之五可靠的紅色接班人,留在城裡,目不斜視地接著上高中。上完高中還舒舒服服地留在城裡工作。說真的,這些幸運兒們,要是經過這樣一番折騰還成不了「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那也太有點對不起他們「偉大」的黨了,哈!就我自己而言,我得承認,我對竟不讓我和我的同齡人上中學這件事,一直懷著刻骨銘心的深仇大恨。這種做法的惡劣,遠遠超過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大學傳授的不過是專業的知識和技能。而中學教育,那卻是通識教育。那關係到的,是這些孩子們這輩子最終能不能長大成人的大事!我的那些不幸的同齡人們,你們要是自己不去「拿起筆,做刀槍」,後世的孩子們,還有誰會知道你們曾遭受過的苦難呢?)

好了,還是書歸正傳,接著寫最後這幾句胡傳揆先生的尾聲吧!

胡傳揆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他去世后,北京醫學院遵照他的遺囑,將他的遺體加工成能讓學生們學習解剖生理學的標本。在一段漫長的時間中,上第一節解剖生理學的學生,都要向放置在玻璃櫃中的胡傳揆先生的骨骼鞠躬致敬。

這是一位多麼坦蕩,多麼豁達,多麼讓人尊敬,多麼讓人難以忘卻的老人啊!


(這是原北京醫學院校史網上的照片)

如今,當我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候。胡傳揆先生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已如廣陵散絕。走進網路,打開微信,人們讀到的都是為外交部長夫人章含之配腎而誤殺聶姓犯人一類觸目驚心的消息。胡先生和老一代為醫者若天堂有知,情何以堪呀!

記得黃永玉先生曾意味深長地指出過,中國的大地上因「水土流失」而「樹木」消亡。後世的孩子們將「不知有樹」……

而事實上,就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言,1949年前「水土」未流失的中國大地上,豈止只是有「樹」啊,那實實在在是一片值得我輩畢生去遊覽的「林」……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
寫於德國不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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