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覆巢之下(下)

作者:Brigade  於 2018-12-14 07:0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發表於 2016 年 05 月 16 日  杜欣欣

父親在那段時間來北京。既然母親已提出離婚,他就不可能住在家裡。父親說:「那段時間,我晚上住在澡堂里(公共浴室晚間轉作旅社,只要幾分錢就可住一晚上,是當時最低等的旅館),白天出去看大字報。當時的北京城,包括中南海,到處都貼滿大字報的席棚。大字報中,有很多是揭發批判當時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我打電話給你母親,要來看你。她不同意,說『十年二十年之後再說吧。』後來還是陳陳(我家的老保姆)把你騙出來,騙到她那兒。那天我去看你,正走到街上就聽見救火車的警笛聲,不久便看到好幾輛救火車飛快地行駛,次日才知道英國領事館被燒了。(1967年8月22日下午,英國駐華辦處被紅衛兵燒毀)。我到王府井百貨大樓前等你,你遠遠地走過來。我一看,哎呀,你變了,長成小姑娘的模樣了。陳陳帶著你,讓你叫我爸爸,你沒叫,卻說『我們是革命同志』。後來我帶你去北海划船,你專門去走那座天橋,膽子很大。你跟我說,『爸爸,我心裡難受。』我把你送回家之前,你又說,『爸爸,我給你唱個歌吧。』你就給我唱了一首歌,可惜歌名我忘記了。」

我和父親們見過兩面后,他就乘火車回四川。行至西安,司機因屬於另一派而罷工,列車停駛。輾轉數日,他到了成都,再轉車去重慶。成都車站非常冷清,進站無人查票,車上也沒有列車員。等了很久,總算開車,但不久又停駛。「一個解放軍上來說:『前方有地雷。排雷后,才能行駛。』行至永川,車又停了。上來很多戴柳條帽,端著步槍的人,那些人對乘客說:『永川已經解放了。你們可以下車吃飯,住店,也可以留在這裡。』火車在永川停留一晚,次日清晨才繼續行駛。行至距離重慶六十里的地方又停了,原來當時的重慶正在進行大武鬥,武鬥的雙方都動用了重型武器。火車無法再往前開,乘客自便。」

正午時分,父親乘汽車到達重慶。一下纜車,他就看到「山城」電影院門前堆滿了沙包,一些年輕人光著膀子,背著步槍在那裡走來走去,他們的輕機槍正對著纜車。不時地,一輛掛著「解放軍支援」, 「醬油」,「大米」等牌子的卡車駛過。所過車輛都必須停在電影院前接受檢查。公交車完全停駛,沿街店門都關門著,只有一家商店門口掛了 「今日賣鹽」的牌子。沿著冷冷清清的上清寺,父親走回位於學田灣的家。走著走著,突然被一持槍的人攔住。父親用四川話對答,那人說:「歡迎你回到解放區。」父親來到家門口,大門緊閉。祖母聽到叫門聲,出來開門。父親才知道為了躲避武鬥,多數居民不是去了外縣,就是搬進抗戰時修建的防空洞。祖母說每天天不亮就出去買菜,去晚了可能被武鬥誤傷。半夜裡,父親聽到坦克駛過,又聽到槍聲四起。有人被打傷,紛沓雜亂的腳步從門口經過。次日,父親出門,又聽到了槍聲,不久,駛過一輛車,車上滿是鮮血。那是我父親最後一次見到祖母。

正當我的家鄉重慶武鬥正酣時,母親的處境也越來越壞,她的精神越來越緊張,對我也越來越嚴苛。她不許我參加單位組織的游泳,不準許我傍晚出去玩兒。任何時候,我離開家都要向她彙報,甚至一舉手一投足,都會受到她的嚴厲批評。面對她的責備,我因委屈而分辨,她又不容我分辨。有一次,忘記了為什麼與她頂嘴,她生氣地對我說:「我希望你將來也生一個你這樣的女兒,這樣對你。」我們之間衝突越來越多,我的日子也益發難熬。我覺得她總在拿我出氣,真想逃出去,永遠離開她。

在我和母親的衝突中,人們捧起了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開始了早請示晚彙報。去食堂吃飯,先要對著門口的毛澤東像鞠躬,再念幾句毛澤東語錄。人們開始製作毛澤東像章,先是金屬的,然後是塑料的,方的,圓的,襯著一輪光芒四射金太陽的,配一枝松柏的….。像章越做越大,也越做越多。我開始收集像章,總是戴收集到的最大的那個,戴上后,我有幾分驕傲和炫耀。但母親似乎並不分享我的激動,她總說大像章會勾破襯衣。

文革進入了第三年,我父親再度被發配,住在一個「老跑腿兒」(東北人稱老單身漢)的家。男主人生活能力很強,父親交給他糧票和錢,他就經常做好幾個菜,有一次竟然攤了十幾個雞蛋。這個地方極為偏僻非常貧窮,當時有的家庭還過著「拉幫套」的生活( 一妻多夫的俗稱)。父親在行政上已經被降了兩級,在當地還是富人。1968年,4月25日正是我14周歲的生日。父親收到了一個大包裹。打開一看,裡面都是他留在北京家中最後的一點兒東西,還有他寄給我的生日禮物—一本毛主席語錄。當晚,父親接到去公社開會的通知。父親問:「開什麼會?」答:「清理階級隊伍。可能要幾天,你帶上行李吧。」父親在月光下一邊捆行李,一邊猜測到底開什麼會。他仔細想了一遍文革后的經歷,文革開始后他就去北京,回四川,以後一直當旁觀者,沒有言論也沒行動。他又想自己來這兒不久,與當地人相處的挺好。「應該不是開鬥爭會鬥爭我吧?」

次日,父親來到公社,一熟人見到他就說:「來來來,先吃飯,今天是大米飯紅燒肉。多吃點兒。」吃完飯,父親去林場的辦公室,可那裡的熟人都躲著他。他又到另一個辦公室,也是同樣的情景。此時,一輛大卡車開進了院子,車上站了很多人。有人在喊:「開會了,開會了。」公社的通訊員平時稱父親「老李」,此時直呼其名:「李顯甲,你到小禮堂去。「父親到那裡一看,屋裡已有80多人,似乎都是各生產大隊的「地富反壞右」。有人呵斥著:「你們各人找各人的牌子」。父親才看到牆角堆了許多寫了字的木牌,每個牌子上栓了一根細鐵絲。父親看到了自己牌子:「李顯甲–右派翻天分子」。他和其他 「罪人」拿起牌子,掛在脖子上,細鐵絲深深地勒入皮肉中。還有一根鐵絲上吊了秤砣,掛那牌子的人被折磨得汗水直流。

人們開始高喊「打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等口號,跳上台去揭發批判。父親的罪行是「大右派,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兒子,國民黨航空大學的,會八國英語。」「在文革中上竄下跳」,「是破壞我公社文革的大黑手」。父親回憶說:「我站在台上,聽著那些罪名都覺得有些好笑。」批鬥后,人們押著黑五類走向另一個房間。突然跳出一個人,對著每個經過的人大打出手。他對著父親噼啪就是兩個耳光,父親被打得兩眼冒金星兒,腳步踉蹌。「那是他們安排好的打手,站在門口,進去一個打一個。」「那個公社衛生院的院長被打得直叫喚。」

晚上,被斗者都坐在地上。「後來,公社的通訊員對看管「牛鬼蛇神」的治安員說,『人家是思想犯錯誤,身體沒犯錯誤。把李顯甲的被子拿進去,讓他蓋被子。』父親拿到被子,與旁邊的兩個人分享著蓋在腿上,他們就這樣坐了一夜。次日清晨,父親和其他「罪人「又被拉出去跑步,跑到公社門口先向毛澤東請罪,然後再去接受批鬥。批鬥開始時,父親被要求自報家門。父親說:「我在新華林場工作。」人們叫囂著:「你是右派,你不老實!」父親跟他們講理:「我已經摘帽了,我有中共中央文件做根據,右派摘了帽子就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你混蛋!你混蛋!」人們不由分說就開始打他,父親的臉立刻就被打腫了。他被打倒在地,但那些人還不放過,繼續踢打他。下午,在一片「打倒李顯甲」的喊叫聲中,人們又用木板抽打父親。公社秘書的妻子看到父親被打的慘狀,說:「怎麼會這樣,老李,你真遭罪啊!」

第三天, 「黑五類」們開始掛牌遊街,村民在路邊觀看。游到一個村子,正是吃飯的時間,「黑五類」被分到各家去吃飯。有人跑來找父親,父親一看原來是太平大隊的一個農民。那人把我父親帶到家,拿出白面饅頭,大米飯和雞蛋,流著眼淚說:「老李,你多吃點,看著你,我真難受。」父親說:「那天他真是傾其所有,給我做了那頓飯。一般老百姓都是好的,根本不懂右派是什麼,也不知道八國英文什麼的,根本恨不起來。」

不久,父親接到通知,去參加公社民兵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父親一進門,就有人上來劈頭蓋臉地打。父親得過肝病,此時只好用雙手護住腹部。其中的一個人拿著皮帶瘋狂地抽打,其狠毒連公社武裝部長都看不下去。父親說,打他的人曾向他要木頭做鍋蓋被拒絕,這一下總算找到了報私仇的機會,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那個就是打人的大會。被打之後,父親被帶到磚廠,當時大雨如注。雨中的父親被打得走不動路,兩個人扶著他,一瘸一拐地走著。太渴了,父親向看磚窯的老人要水喝。老人說:「兄弟啊,你可不敢喝冷水,你剛被打過,流著血,冷水會激出病來,你等著,我給你燒點兒水。」說著就出門抱來柴火燒水,父親說:「那老人姓張,我真感動。」父親被打得瘀傷處處,整個晚上疼得無法入睡。

父親說:「文革中林場與公社是對立的兩派,相互斗得死去活來。那次被打后,又有很多人被揪出來,其中包括林場的書記和公社的幹部。後來我才知道,林場的書記是僱農出身,為共產黨立過功受過傷,很難找到罪名。為了揪他,就先揪斗我,他才能被戴上重用壞人的罪名。那時侯,每當夜晚,我最怕聽到狗叫,狗一叫就會被揪斗,會挨打。我曾想過找個地方死了算了,但又一想如果死了,就是死不改悔,對孩子也不好。」文革中,受迫害的人連死的自由都沒有。如果他們自殺成功,就成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死不改悔』的什麼什麼分子。「後來有一天,我們排隊遊街,負責遊街的治安員讓排在後面的張三喊打倒排在前面的李四,李四再喊打倒排在前面的王五,一個挨著一個地喊,邊走邊喊,因為常常喊錯,反倒顯得很滑稽。反右,對於我是悲劇,而文革,我覺得就是一場鬧劇了,既然它是鬧劇看,我也就不打算死了。」

就在父親最怕聽狗叫的那段時間,母親的夜晚也不平靜了。那不是狗叫,而是「把某人揪出來」的嘶叫。只要這吼聲一起,眾人紛紛挑燈,披衣起身出門。循聲望去,果然見某人被反綁著雙手,由兩個人或幾個人押著,押進了黑夜。當人們看明白了被揪斗者是誰后,有時會議論著:「平時看不出來他這麼反動嘛。」每次被驚醒后,我都被刺激得無法入睡。我認識那些揪出來的人,他們或是吹雙簧管的,或是敲木琴的,或是沉默,或是活潑。雖然我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罪,卻也懷著懵懂少年的惡毒,不明就裡地觀看著,慶幸著「又有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被揪出來啦!」我為年幼而不能投身宏偉的革命而懊惱,也在躍躍欲試。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頌聖再次達到高潮。在癲狂的崇拜中,接電話和見面的問候語都要背誦毛澤東語錄,買一張毛澤東的像必須說「請毛主席像」。有關毛澤東的一切物事都極為神聖,稍有不慎就會演變一起反革命事件,當事人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祖國山河一片紅」時,母親單位的甘叔叔在報紙上剪毛澤東像,不慎剪壞了印在背面的毛澤東語錄。他立刻被當作反革命批鬥,逮捕關押。文革結束不久,他就患鼻炎癌去世。谷地阿姨,王世璜叔叔都在那段時間裡自殺了,他們自殺時,孩子都只有幾歲。中國大陸再現了喬治.奧威爾的《1984》,「臉罪」時有發生。(《1984》提及「新話」體系中的一種「臉罪」即「臉上表情不適當「,比如聽到勝利公告時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樁應予以懲罰的罪行。)

那把達爾摩斯懸劍終於掉了下來,母親被當作階級敵人清理出來了。被群眾專政后,她被批鬥,遭咒罵,再被單獨關押。白天,她在菜地和豬圈勞動,晚上,一隻燈泡通夜照著,使她無法合眼。看押她的胡某用木棒打她的頭,她的手錶也不翼而飛。曾因長期不上班遭到母親批評的某人終於找到了報復的機會,她當看守時極力折磨母親。一天,天很熱,母親被強制勞動后,由看守押著去盥洗室沖涼。那間公共盥洗室平時都用幾塊磚頭擋住門,有人進去洗澡才關上。母親進去后,看守坐在門口等著。幾分鐘之後,他沒聽到預期的水聲,卻聽到磚頭倒塌的聲音。他很警惕,踢開門一看,母親已經把自己吊到噴水龍頭上…..。被解救時,母親已昏迷。恢復知覺時,她聽到他們在說:「她不想死,是嚇唬我們呢,繩子的結打在下巴中間,死得慢呢。」母親後來告訴我,看押她的人說要將她逮捕入獄,她非常恐懼。在地頭,她偷偷撿了一根繩子,打算一死了之。

母親被關押時,我14歲,靠單位發的一點兒生活費獨自生活。因不知計劃,不久就入不敷出。我開始動用母親的一點兒存款,不久就被用光。有時沒有錢,每月最後的一星期就不吃飯。當我獨自,很混亂地生活和流落時,我母親遠在河北遵化勞動。那年的冬天很冷,根本沒有農活可干。母親每天上山砍枯樹,再背著幾十斤的木柴走羊腸小道,身邊就是萬丈深淵。一個屬於「革命造反派」的年輕女人走過來,把自己的柴全放在母親的肩上,讓母親背。夜晚,母親與八九個女人住在一間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尿桶里方便,但只有母親被驅使著去清理尿桶。清晨,她雙手捧著尿罐,裡面的尿液漫了出來,她曾經是多麼愛清潔的人啊!次年初春,帶著一臉的凍瘡回到北京,不久就被發配五七幹校。

靜如姨曾對我說:「我最心疼你媽媽。當年的她是那麼多情善感,天真,甜美,她本該有個好的人生,卻沒想到是我們幾個同學中最不幸的。從30歲起就獨自一人生活,而後來的20多年,大陸又是那麼動蕩嚴酷!命運對她是那樣的殘酷,把她折磨得精神那麼的緊張不安。」

文革結束已近40年,即便母親早已遠離了那片土地,她依然恐懼著。她認為厄運都由我父親而起,至今還有怨恨。1990年代初,我請父母來美小住。天真地以為:「他們分開那麼多年,也都老了。」 母親卻不斷斥罵父親,不過數月,父親患了胃穿孔。母親總在擔心有人迫害她,迫害我。她懷疑家人,懷疑鄰居。因為恐懼,她會用晾衣服的木棍擋住房門。如果我講話聲稍大,無論周圍有沒有人,也無論有沒有人聽得懂中文,她都會對我說:「小聲點兒,有人聽見了。」她堅定地認為只有她才能保護我,而我永遠需要她的保護。她對我的配偶心存疑慮,永遠地認為我會被傷害。母親總是設法阻止我回大陸,擔心我回去后被迫害。她患尿頻幾十年,檢查多次,都未發現任何肌體方面的問題。85歲后,她的焦慮症產生幻聽幻覺益發加重,她甚至因焦慮而暈倒。服用治療燥郁的藥物后,她的所有癥狀包括尿頻才有所緩解。多年來,我努力照顧她,使她的精神快樂生活舒適,我也怕她,躲著她。如果母親的世界里有神的話,我就是她唯一的神,我也真希望能成為拯救她出離痛苦和恐懼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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