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季

　　　　　　　　　　　　　　　　·汪晶晶·

　　父親去世的這些年，母親常提起，要我寫點什麼，紀念紀念父親。我的父母，我的兄姊，全都是學醫的，連現在的第三代也都一樣。只有我一人，違了祖訓，學了文。寫點什麼，紀念紀念父親，對我來說，本是一件責無旁貸的事。

　　只是每每提起筆，我才發現，我對父親，其實一無所知。腦海中唯一時時浮現，能供我寫的，竟然全都是父親當年不幸「犯」下的那一樁樁「令人髮指」的「罪行」！這真是一件令我萬分悲傷且又無可奈何的事。

　　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父親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時候，「資產階級」和「反動」那幾個字眼挺觸目驚心的。特別是像我這樣「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據說整個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人，睜開眼時，帝國主義已經「夾著尾巴逃跑了」，根本就沒怎麼見過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對「反動」二字更有一種本能的恐怖。突然間發現「反動」的「資產階級」竟「睡在自己身旁」，當然大吃一驚。

　　等到幾年之後「清理階級隊伍」開始，父親被關進「牛棚」時，我才注意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已經完全不是什麼罪名，簡直變成了一個褒義詞了。要是那時候，我站在毛主席像前，代父親請罪時，說一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工宣隊指揮部的人準會勃然大怒，以為我是想輕描淡寫，矇混過關！

　　父親住的那個「牛棚」就在他工作的那家醫院的太平間的旁邊，是一溜整齊的平房。「牛棚」中雖然關滿了大大小小，幾十名「牛鬼蛇神」，父親卻是其中級別最高，罪行最多，罪名最大的。按工宣隊的規定，牛鬼蛇神們的家屬一般不得探視，如果要探視，必須先站在工宣隊指揮部中毛主席像前「請罪」。我那時是全院牛鬼蛇神的家屬中去探視去得最勤的一個。我幾乎每隔一天，就去看父親一次，給他送飯菜，送換洗的衣物，還幫他做門診部和室外花壇的清潔。我的這些「自覺自願改造世界觀，改造思想」的舉動，工宣隊指揮部的領導們看在眼裡，喜在心頭，便在全院大會上表揚我，讓全院牛鬼蛇神的狗崽子們都向我學習，爭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因為去探視父親去得多，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請得頻繁，父親的那些豐富多彩的「罪行」和那些冗長，咬口的罪名，以及那些罪名的排列順序，便被我背得爛熟。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樹起一張天安門城樓上掛的那種毛主席無比慈祥，親切的畫像，讓我在兩米開外處虔誠地低下頭，我便會清晰，響亮，抑揚頓挫，一字不漏地背道：「……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老牌歷史反革命，罪大惡極的青紅幫頭目，雙手沾滿新四軍鮮血的劊子手，老奸巨滑的漏網大右派ＸＸＸ的狗崽子ＸＸＸ向毛主席請罪並請求探視……。」

　　父親本是一名醫生，本職工作應該是治病救人才是。而且父親還是個熟讀古書，深諳韜略的人，在朋友的圈子裡一向被譽為識時務的俊傑。他怎麼會犯下這些「滔天」的「罪行」呢？每每想到父親的那一條條「駭人聽聞」的「罪名」和那一樁樁「令人髮指」的「罪行」我便惶恐不安，也納悶萬分。幫父親做門診部清潔時並無人在一旁監視我們。我便輕聲地和父親「交心談心」，用我們偉大的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一貫政策」啟發父親。

　　現在回想起來，多虧有「牛棚」中那一段和父親「交心談心」的難忘時光，那使得我至少還比母親，兄姊們多知道一點父親曾不幸「犯下」的那一條條「罪行」後面隱藏的故事。

　　父親的第一項「罪名」，「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是一個語焉不詳的漢語辭彙，要定性，定案頗不容易，逐字剖析就更困難。父親出生於辛亥革命的硝煙剛剛散盡的民國二年，在「萬惡的舊社會」生活了三十六年，當然是那個社會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而在「萬惡的舊社會」，從來就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多黨制。幾十年如一日，竟一直是「獨夫民賊」蔣介石的一黨獨裁，一人專政。父親無法抓住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當然也就只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了！好在據父親的記憶，「殘渣餘孽」還不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湧現出的「新生事物」。父親童年的時候，那些恐懼共和制，留戀文言文，心疼長辮子，整日以淚洗面，惶惶不可終日的清朝的遺老遺少們也曾被人這樣罵過。

　　既是古已有之便不必太激動。這第一項「罪名」是「令人信服」的！父親對此「供認不諱」！

　　父親的第二項「罪名」，「老牌歷史反革命」，則完全可以從「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中推論。既是在「萬惡的舊社會」生活過三十六年，又沒有「幹革命」，那所乾的事情當然只能是「反革命」，因為「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不革命就只能是反革命！而「反革命」的行為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已屬過去完成時，那自然只能是「老牌歷史反革命」了！

　　父親的第三項「罪名」，「罪大惡極的青紅幫頭目」，卻不幸完完全全是張冠李戴！

　　一九四九年前，父親曾是一名出色的外科醫生。在戰爭年代，在傷員層出不窮的時候，外科醫生是一個得天獨厚的職業。一名在戰場上工作過一年的外科醫生能得到和平時期一名外科醫生五年乃至十年都得不到的手術機會。除此之外，父親之所以能在而立之年便躊躇滿志，少不了還得感謝老師的提攜。

　　父親的老師是一個身材不高但卻結實，精幹的小老頭，別看人長得其貌不揚，那一雙手卻靈巧得令父親讚嘆不已！那人是蔣介石的保健醫生。和大多數靠玩弄權術而得志的極權政治家一樣，蔣介石不是一個對凡人，對下屬和藹可親型的領袖。在他身邊待過的人，對他的恐懼遠大於敬和愛。父親的老師算是個例外，蔣介石對他從不稱名道姓，只是親親熱熱地管他叫「狗熊」。別看蔣介石表面上的崇洋媚外，娶的夫人英文比中文還好；他自己身體上有什麼要動真格的毛病，是從不準外國人碰一下的，那是「狗熊」的「專利」！

　　父親每次從前線到後方休息，「狗熊」總要設一豐盛的宴席為父親接風洗塵。宴席上當然還有別的陪吃者。久而久之，父親知道，宴席的處所和在座的其他陪吃者都是一個被稱作「青幫」的組織中的人。除吃飯外，父親和「狗熊」本人與那「青幫」並無任何別的瓜葛。

　　到了五十年代，開始批判「反動的道會門」。父親通過反覆學習，終於可喜地提高了認識。他積極，主動地向黨組織如實地交待，自己曾在「萬惡的舊社會」多次在「青幫」們所開的飯店中吃過飯……。其實父親不說，黨本來是不知道，也不大可能知道的。因為吃飯的人中，除父親一人外，全部在一九四九年離開了大陸，當然更包括「狗熊」本人。父親一說，黨倒把這一「罪行」記住了。那一時期，我們偉大的黨又空前絕後地繁忙，數億人民都要分成左中右，要記的事，實在是太多太多。慢慢地，就開始張冠李戴了……。

　　父親的第四項「罪名」就更讓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父親的職業被人們讚美成「白衣天使」，俗話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父親怎麼會一下變成「雙手沾滿新四軍鮮血的劊子手」呢？

　　卻原來那項「罪名」的後面確確實實有一段令父親回憶起來唏噓不已的辛酸往事。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父親受國民黨某空軍醫院委託，到蘇北陳毅某部去接收傷病員。父親去的地方估計就在《沙家浜》的附近。只可惜父親接的那些傷病員遠不如《沙家浜》中的傷病員們幸福。《沙家浜》中的傷病員居然遇上了那樣善良，慷慨，且家中還頗為富有的沙奶奶，能讓他們「一日三餐九碗飯，一覺睡到日西下」。更有那足智多謀的阿慶嫂，能在小小的茶館中運籌帷幄，調兵遣將，為傷病員尋醫找葯。那些幸運的傷病員們不僅全部傷愈歸隊，無一死亡，最後還能變成頂天立地的「十八棵青松」！而父親接收的那些傷病員，境遇卻悲慘多了。幾十年後回憶起來，那慘景仍歷歷在目。以至於後來，父親每每聽到革命文藝戰士們滿懷深情在台上高唱，「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時，總忍不住感慨萬千地閉上眼，搖著頭，嘆幾口氣。父親接收的那些傷病員都是傷勢極重的外傷，沒有及時地做手術，以後又缺醫少葯，甚至連生存的基本食品都無法保障。而國民黨的上層原本就無意和共產黨真心合作。他們盼望的正是那些傷病員能在路途中「自然死亡」，因此有意不讓接收人員帶足必需的藥品。在那種情況下，父親縱有再精湛，再過人的醫術，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就父親自己而言，到新四軍的駐地去「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中國本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古老文明的禮儀之邦，兩軍交戰，不斬來使，本是國人一貫的優良傳統。不幸這一傳統二十世紀以降便喪失殆盡，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手中更是蕩然無存。國共雙方合作時，來使被斬是常事。父親自己能活著去，活著回，還帶回了活著的傷病員，那隻能說是奇哉幸事！那類事在一九四九年前對父親來說，不過是每天的日常工作而已。解放以後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一一向黨和人民交待。不料父親當年的一位同行者，自然也是醫界的同行，和父親一樣，在一九四九年前沒能離開大陸，其後自然也躬逢文化革命。在清理階級隊伍前後父親的這位昔日同事奉命觀看革命現代京劇樣板戲《沙家浜》，突然觸景生情，說他和父親當年接收的那些傷病員，三分之一在途中死亡，另三分之二也前景不堪，絕無可能變成「青松」！那人被關進「牛棚」不久便詳細地「自首」了，翹首盼望良久，卻始終未盼來「坦白從寬」，最後還是「自絕於人民」了。父親不幸受其牽連，無端地多了一項「令人髮指」的「罪行」！

　　父親的第五項「罪名」，也是最後一項「罪名」，「漏網大右派」，其「作案」的時間離著清理階級隊伍最近。那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時的事。父親記得的當然也就最清楚。

　　且說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本是「太平盛世」，家鄉Ｗ市的市委統戰部突然在著名的璇宮飯店舉行了一次極為隆重的「各界知名人士座談會」，鼓勵與會者大膽地，坦率地，毫無顧忌，毫無保留地向黨提意見，幫黨整風。

　　會議的組織者態度誠懇，可親，耐心，熱情，還為與會者準備了美味佳肴。Ｗ市的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市委統戰部長，均蒞臨會場。Ｗ市的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專門辟出八版號外，用來刊登與會者的發言。發言的上方是發言者的現場照片，發言的下方是發言者的親筆簽名。那場面真可謂是洋洋壯觀，舉世矚目！

　　與會的那五十餘名「各界知名人士」們激動得熱淚盈眶。在「萬惡的舊社會」，他們也同樣是「各界知名人士」，卻從未見到過如此感人肺腑的陣勢。那專橫跋扈的國民黨哪有共產黨這般虛懷若谷的海量！於是，那些被邀的「各界知名人士」們你一言，我一語，真心實意地幫共產黨提起意見來，還真以為「我們的黨」會接受這些意見，通過改進而變得更加偉大，光榮，正確起來！

　　父親天性是個敏於行而訥於言的人，一向討厭聊天，談話這類他認為是浪費時間的事。整個與會者中，只有父親一人緘口不語。其時坐在父親身邊的市委第一書記耐心地啟發，開導了父親半天，讓父親千萬不要有任何思想顧慮。父親老老實實地對那位市委書記說，「……我是一個脾氣急躁的人。做事快，說話也快。……要是真的對共產黨有什麼意見，過不了夜就對黨提了。……共產黨的組織比國民黨完善得多。省里有省委，市裡有市委，衛生局和醫院還有黨委，黨委下面還有支部……。這些層層的領導人還是什麼別的事都不幹，整天全心全意地為黨操勞的人。我要想對黨提意見，方便得很，用不著等到開這樣隆重的會再提……。」

　　就這樣，父親在那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會議上白白吃了黨請的一頓美味佳肴，卻始終沒有發言。《長江日報》那八版號外，也只能在父親的照片下留下一塊尷尬的空白。

　　父親生平討厭開會，所有和醫學無關的會，過目即忘。卻唯獨那一次的會，想忘也忘不了！幾個月之後，一個嶄新的漢語辭彙走進了「各界知名人士」們的生活。和父親同時與會的一共十三名醫藥衛生界的知名人士，十二人被劃為「右派」，罪名是在那次會議上「猖狂地向黨進攻」！他們的職務全部被撤銷，兩年前剛剛制訂的工資級別被下降兩至四級不等。其中境遇最差的「極右」，被勒令即日離開Ｗ市，遷往邊遠山區……。在那十三名與會者中，父親還算是年輕的，那一年，父親還只有四十五歲。

　　父親「漏網」之後，當然比那些與會的「同犯」們生活得幸福，美滿得多，算得上「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了！到文化革命開始時，父親一直是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關於父親在那次會議上居然沒有發言的事，在「反右」之後的一段很長時間內，在Ｗ市的醫藥衛生界變成了一個「神話」。有人說，父親沒有發言是因為一大批當時在Ｗ市工作的「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父親的病人，是他們囑咐父親不要發言的。也有人說，父親沒有發言是因為母親是「高級」知識分子中難得的「老」共產黨員，事先聽到了什麼風聲……。

　　這些解釋是否屬實，我不得而知。在「牛棚」中陪著父親做清潔的時候，我也向父親提出過同樣的問題。父親只是苦笑了一下。他說，「……和那些朋友比起來，我今天當不了醫生，做做清潔，也是該的……。爸爸那時要是……真的當了右派，你可就慘了！你……最小，那時好像剛剛才進幼兒園……。」

　　說句實話，父親的知足常樂，隨遇而安並不是毫無道理的。我那時雖然每天都是獨自一人上「牛棚」去探視父親，心中卻並不怎麼覺得孤獨——我們家住的那棟樓，幾乎家家戶戶的男主人都住在「牛棚」里。

　　和那些鄰居們比起來，父親住的簡直是五星級的「牛棚」！

　　第一，父親雖然被關進「牛棚」，工資卻能照發，一分也未扣。這在我們那棟樓的鄰居中是一個奇迹。父親的工資從一九五五年工資改革之後就是每月二百四十多元。有一陣，父親在「牛棚」中除做清潔之外還兼打上下班鈴。有一次，我正在毛主席像前代父親「請罪」，父親拉的鈴聲清脆地響起。工宣隊指揮部的領導義憤填膺地對我說，「你的父親不好好改造怎麼得了！他拉這一下……，就是兩塊多啊！」我默默地在心中算了算，每天拉四次，可不是一次就是兩塊多！想到黨和人民的錢就這樣在父親拉鈴的過程中被白白地浪費了，我只能更沉痛，更虔誠地低下頭。

　　第二，父親雖落難於「牛棚」，想吃什麼，我就能給他送什麼。放在飯盒裡的東西，醫院的工宣隊員從不打開檢查，哪怕是山珍海味。在牛鬼蛇神們個個面如菜色之時，父親卻一直白白胖胖，紅光滿面的。

　　第三，父親住的「牛棚」，我敢說是咱們全中國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偉大教導，「要文斗，不要武鬥」，貫徹得最好，執行得最不走樣的「模範牛棚」。父親住進「牛棚」后，參加過無數次批鬥會，卻從來沒有挨過打。

　　有一次批鬥會，其他的牛鬼蛇神們全都老老實實地低著頭，父親卻抬起頭，環顧四周，把整個批鬥會場看了一遍。那是不是他年輕時在無影燈下養成的習慣，我不得而知，總之工宣隊的人不大高興，便示意站在父親身後的那位紅衛兵——恰好是父親的一位學生——按住父親的頭。父親大約是不太習慣有人按他的頭——事實上除了「中國人民」的那位頭不受控制，不停搖晃的老朋友，賓努親王之外，正常人類中誰也不會習慣有人竟按住自己的頭——，便本能地回頭看了那學生一眼。不想那學生竟當時便低下頭，彷彿他自己是牛鬼蛇神一般，給父親道了一聲歉。為了那聲道歉的話語，那學生自己險些淪為階級敵人！

　　第四，父親在「牛棚」待的時間最短，他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進的「牛棚」，到一九七零年一月，和當時被關進去一樣，又莫名其妙地被「解放」了。而且一「解放」還被榮幸地調往「三線」工作。

　　而父親的那些老鄰居們的境遇……就悲慘多了！

　　住在我們家樓下，二樓的孫伯伯，孫家齊，是著名的公共衛生專家，解放以後被黨和人民任命為衛生局的副局長。那老頭是個溫文爾雅，德高望重的大好人。照父親的話說，孫伯伯比共產黨自己還熱愛共產黨，還一向頗有「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風度。

　　不料清理階級隊伍一開始，一夜之間天外飛來橫禍。

　　一向奉公守法的孫伯伯變成了研製美帝國主義細菌彈，雙手沾滿中國人民志願軍鮮血的劊子手。據調查，美帝國主義用於朝鮮戰場的細菌彈竟是他老人家親手研製的！孫家本是「光榮人家」，孫伯伯的二兒子，劍飛哥，就是在抗美援朝的前夕參軍的。他老人家居然幫美帝研製細菌彈，還專門用於朝鮮戰場，那不是存心想殺害自己的親生兒子么！

　　老頭絕望了，欲辯無語，只能找個月白風清的黑夜，用剃鬚刀切斷頸動脈。對一位醫學專家來說，確定自己頸動脈的位置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孫伯伯找得準確極了。動脈的血涌動著，噴薄而出，直射蚊帳的帳頂……。

　　孫伯伯自殺的第二天，工宣隊押著父親出外，為「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某重要「勤務員」會診。開車的司機恰好頭一天有幸運送過孫伯伯。同行的工宣隊員詢問司機，車中何故有這等美不勝收的血腥味。司機便津津有味地談起了頭天晚上的奇遇。父親在一旁驚駭得手足冰涼……。

　　孫伯伯大難不死堪稱是我們那棟樓的另一個奇迹！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我第二次回國探親之前，孫伯伯才去世。只是在生命最後的那段歲月里，他老人家不得不在赤日炎炎的三伏也套上高脖子的衣衫——只有那樣才能勉強地掩蓋傷痕，更好地「目光向前看」……。

　　住在我們家樓下，三樓的張伯伯，張世恩，是京劇院的名司鼓。

　　文藝界的紅衛兵小將比衛生界的同行要凶神惡煞多了，而且動手的本領高強。那老頭生性又倔強，究竟挨過多少打，恐怕他自己的親人都無法知道。那老頭平素好抽一口好煙，好吃一口好菜。夫人和女兒便買回廉價的「大公雞」拆開，換上高價的「大中華」；再把煙盒封好。然後在榨菜下面密密麻麻地埋進廣式香腸，送進「牛棚」。不料，京劇院的那些紅衛兵小將和工宣隊員的革命警惕性比醫院的那些戰友們高多了。他們居然把煙盒拆開，把榨菜倒在桌上檢查。自然，這樣一來，大中華香煙和廣式香腸便不可避免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張伯伯只能顫微微地舉著香腸和煙，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寶像」前良久佇立，請罪，直到工宣隊沒什麼興趣看他為止。

　　在「牛棚」中和張伯伯同室而卧的是京劇院的前院長高百歲。想那高百歲，倒退個二三十年，在中國的京劇舞台上也算得一名叱吒風雲的名鬚生。某一日，張伯伯黎明即起，卻發現那高百歲渾身冰涼，已不知在何時，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人間……。

　　不過境遇雖然悲慘，張伯伯那人卻是條寧折不彎的好漢。傳說有一年，Ｗ市奉命接待非洲某國元首。該元首曾在中國學過多年漢語，點名要看南派武生的傳統劇目《三岔口》。不料整個Ｗ市京劇界的「革命文藝戰士」們竟無人能背出《三岔口》的鑼鼓經。工宣隊帶著戲校的革命師生，把張伯伯從「牛棚」中拖出來，讓他將功折過，立即背出《三岔口》的鑼鼓經。那老頭橫眉冷對地看了那些革命群眾一眼，用字正腔圓的京白，高聲地背誦起毛主席那光輝的《老三篇》來……。

　　清理階級隊伍中，張伯伯被定為「戲霸」。直到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召開之後，張伯伯才算「解放」。剛一「解放」，張伯伯又不安分守己，居然千里迢迢跑到Ｓ市去看望他昔日舞台上的老搭檔，著名的鬚生周信芳。那周信芳比他當年的司鼓更慘，整個家都抄沒了，只能住在自己家昔日的車庫裡……。

　　要論說起來，張伯伯確實比那周信芳還略幸運。張伯伯晚年雖患老年性痴獃，誰也不認識，卻頑強地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那周信芳卻在一九七五年就含冤辭世了，連自己的「解放」都沒能看到！

　　父親比孫伯伯，張伯伯都年輕。父親是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間病逝的。假如不是患癌症，他一定還能多活幾年。

　　父親去世之後，按「黨和人民」的有關規定，他的骨灰有資格存放在一個被稱為「九峰山革命公墓」的地方。那地方是Ｗ市的八寶山，通常只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才有資格把骨灰存放在那裡。像父親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點綴性的鳳毛麟角而已。

　　哥哥抱著父親的骨灰盒，四下看著。九峰山革命公墓存放骨灰的地方比Ｗ市尋常百姓們的歸宿——昔日的扁擔山、蓮溪寺，今日的石門峰——要寬敞、豁亮得多。陽光明媚，空氣清新，而且還有高屋建瓴之勢。骨灰室的管理人員幫著哥哥，很快就為父親找到了一個「風水」極好的所在。哥哥打開玻璃門，做完清潔，便小心翼翼地把父親放了進去。

　　不料母親剛想帶著我們兄妹四人給父親鞠個躬，哥哥突然發現，父親的鄰居竟然是Ｗ市當年級別最高的，共產黨的市委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夏天，璇宮飯店的那個「各界知名人士座談會」就是在這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這一發現非同小可。為了父親在天堂中的寧靜和安息，哥哥毅然決然地把父親重新抱出。尋找了半天，哥哥才算為父親找到了另一方水土。父親現在的鄰居是過晉源教授——同濟醫院原內科主任——一個只會讀書，不善鑽營，和父親一樣畢生和政治，政權都沒什麼關係的老頭。父親和他為鄰，能磋商醫學，還能各保平安。

　　天堂中擁擠著那多中國人，按他們世世代代遺傳了數千年的沒記性的壞毛病，誰敢保證，他們在那裡就真的不再搞「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呢！

　　父親被關進「牛棚」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事。那之前的幾天，我剛剛在渾然不覺之中度過了自己十五周歲的生日。十五周歲，照如今那些幸福得常常不知所措的孩子們的那些甜蜜，可愛的話語形容。那本該是我的花季……。

　　何其壯哉，我的花季！

　　一九九九年九月

　　為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

　　寫於德國不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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