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在中美關係閉門研討會上的發言

這次會議上難得有這麼多學養深厚的頂級專家在，我對今天討論的主題尚缺乏系統性的研究，但還是按捺不住做個發言來向各位請教。我想按四個層次談談自己基本的框架性看法。

第一個層次，我怎麼看待中美之間的關係。對這一被稱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對其作個追溯的話，我覺得最開始階段，美國方面主導的表現應該講是很有「情懷」的，典型的是有庚子賠款以後，美國人主動考慮把這筆錢返回來在中國發展教育和醫療：建設燕京學堂是辦教育，成為北大清華的基礎；建設協和醫院是辦醫療——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門人當年以極大的熱情做了非常精細的考慮，隨著硬體還有軟體，以全套的支持要把中國的現代醫學發展起來，培養出了後面中國醫學界一大批帶頭人；還有後來抗戰中的飛虎隊，以及大家現在越來越多接觸到的像司徒雷登這樣長期在中國做教育的教育家的事迹。這個階段主要是體現了「情懷」這個關鍵詞。

到了1949年開始的新階段以後，中國對蘇「一邊倒」，在朝鮮戰爭「熱戰」之後又跟著兩大陣營的冷戰走，可以「熱戰-冷戰」作為關鍵詞，當然這也使中美關係陷入低谷，而且曾經一度認為是最主要的敵對性質的關係。到了決定邀請尼克松訪華以後，這個新的階段，我覺得主題詞就是「戰略」了：中國和美國的戰略不期然走到了一起，中國必須在戰略層面考慮和美國的互動來制約蘇聯；在美國這邊可以理解，尼克松也是從戰略家的角度認為「不戰而勝」（和平演變）是一個最好的前景，他在主動地與中國建立關係方面，也應該承認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政治家。所以，再到後來於卡特的任上中美建交，鄧小平的戰略思維是和前面的高水平戰略思維一脈相承的。而且我也覺得高善文說的說法雖然說得粗率了一點，但是可以大體上理解為就是通過打越南「投名狀」式使美國人心裡認同在這個格局之下，中美的合作有很廣闊的空間。在這個建交以後的階段上，我覺得它的主題詞就是「利益」——大的戰略方面有默契、有認同以後，主要的利益考量方面，也是高高低低地變化，摩擦曾經非常明顯地上升到以導彈襲擊我們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按現在的網上說法，看了一些材料，都認同是有意來打的），沒想到又出了「9·11」，又是由利益給雙方拉到了一起，遂有了中國入世以後相當好的一段雙方關係在利益方面的共享期，被人稱為「中美國（Chimerica）」。

現在的轉折點，我認為就是到了一個早晚要來的「叢林法則」主導的階段，過了一個臨界點，叢林法則要起主要作用了。中國的總量超過美國以後，越來越多地醞釀了這個叢林法則要翻過來主導整個中美之間關係的局面，當然主導的方面是在頭號強國美國那邊。這個叢林法則按照哲理上說，是人類文明不論怎麼發展，不論說多少自由、平等、博愛，它到了某個臨界點以後，老大必然是排他的、要打壓老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設中國未來真的能成世界頭號強國，也一定是要打壓老二的，這個事就沒有更多道理可講。我們在這個層面上不用再過細討論什麼貿易逆差裡面的誰是誰非，確實裡面有誰是誰非，但都已不是非常關鍵的決定性的問題，你講再多的道理也沒用。美國現在的戰略，就是人們說到的進入了以中國為頭號遏制對象的新的階段，而且這個階段它一定有長期化的特點。

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作為一個冰山於海平面以上直觀看得見的部分，底下一定是全面的考量與連帶關係：經濟實力，科技創新能力，金融的影響力、輻射力，軍事方面考慮到極端情況的對抗，還有就是軟實力這方面的較量。在這個全景視角考慮，中國遠遠沒有達到跟美國可以去做什麼對決的平台，你根本不要想在這方面採取什麼決一死戰方案。網路上面有的評論說，「寧可戰死不當美國奴」，我就忍不住做了個評論：「戰死就沒有中國夢了」。理性的討論一定要考慮，在中國遠遠沒有達到和美國對決實力的情況下，怎麼處理這個中美關係上所謂的質變。這個新的階段，競爭為主可能就是主題詞、主基調了，但是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表現為在這個過程中摩擦、衝突烈度一會兒高一會兒低。我們也承認，中國方面的一些不當處置，促使這樣一個早晚要來的事情加快到來了，這是我們的失策。對這個事情作更多討論已經意義不大，但是值得反過來想，再往下我們的理性態度能不能水平提高一點兒。有什麼必要在前幾年，背離鄧小平所說的「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的戰略思維？想當世界領袖的這種姿態，反正幾乎全世界都這麼認為的，老百姓也特別厭煩到處撒幣，內外沒有多少人贊同，但是還是做起來大行其道。《厲害了，我的國》，到頭來，中興事件有人說實際情況表現為「掐住了，我的脖」，弄得我們很多的被動因素，都捅出來了。這個中美關係演變到現在，如果是做個小結，我認為就是進入新的階段，關鍵詞是競爭、「過招兒」，而且這個階段有長期特徵。這是沒有辦法的，叢林法則主導之下的競爭已是現在的基本特點。

第二個層次，我認為在這個時候確實跟過去的冷戰有可比之處，但是我們要全力避免落入類冷戰局面，而且存在著避免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最簡單地說，我們這些年研究新供給經濟學，是想從學理上說明人類社會的供給側創新，已經推到正面講的共享經濟時代，全球化使中國美國相互投資，曹德旺跑到美國去辦廠，打了貿易戰以後馬斯克還跑到中國上海建全世界最大的單體外資工廠，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間還相當大。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後面還有十分可觀的發展空間，世界上許多有心的投資者，其實都還在盯著中國市場。正面講的共享經濟激勵，還有負面講的核毀滅制約——這個可能性二戰以後已可看得非常清楚、但現在很多場合仍沒有捅破窗戶紙的「核威懾」。為什麼二戰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遲遲沒有出現？就是核威懾已使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人類社會未來的可能性成為極小概率事件了。其實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我們再也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就是鄧小平80年代他總結學者研究以後所說的我們時代主題變了，時代的主題現在是和平與發展。學理上對此是完全可以論證的，而這個全局認識框架之下的這一戰略思維、戰略設計的原點，非常非常可貴。當時鄧小平說的這個話，似乎並沒有多大衝擊力，但是這幾十年我做研究中反覆思考，覺得他實際上是非常關鍵性地否定了從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時代所認識的那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戰略判斷，從原點認識到整個邏輯鏈條展開的不一樣之處，決定著我們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是完全順理成章的。所以，現在中美之間在以上說的共享經濟和核威懾合在一起這樣的一個時代特徵下，加上信息化，加上順應前面有專家說到的新生代的主流訴求（他們很快會主導整個社會生活），我們當然就要全力爭取中國繼續按照這個時代主題實現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這種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同義詞，就是美國那邊不管怎麼樣難受與無奈，還是和平地接受中國越做越大，而不訴諸戰爭。

第三個層次，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確實像很多人所說，我們自己的可能性空間，就在於我們能選擇什麼，怎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中國在被動接招的同時，努力反制的同時，一定要下決心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在這個已經全球化的經貿體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針的改革開放，做得更像樣些——實際生活中間我們不少方面做得已經越來越不像樣。到了改革的深水區，有這麼多的改革宣示，這麼多的指導原則，但落實的乏善可陳。在社會矛盾累積的情況下，改革和社會矛盾的累積在賽跑，有人直稱改革和中國的革命在賽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怎麼真正改革攻堅克難？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堅克難，恰恰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倒逼。上一輪的入世，杜潤生老先生說這是逼著中國變法，清理文件櫃——變法，就是求新，就是圖強，新的一輪貿易戰也可以起這個作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貿易戰使我們有可能「變壞事為好事」。貿易戰對雙方都不是好事，美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有它的底氣，它的籌碼多。中國可能在某種意義上講，耐受力比美國強一些，但那是老的概念，如中國到了某個臨界點突然一下不可收拾，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了。各種矛盾攪在一起不可收拾的情況，可以回顧一下從1988年價格闖關一直演變到學潮，演變到「六月風波」，那是不是就幾乎表現得不可收拾了？然後在西方全面制裁情況下，GDP落到4%以下，而決定性的反轉是鄧小平南巡。但假設中國如果再來一輪這種矛盾爆發，誰來南巡？對這個事情，我們要全力避免。「做好自己的事情」有非常深刻的內容，有必須抓好抓實的迫切性。在這個方面「變壞事為好事」，當然我們就得「變壓力為動力」。我覺得這已經有所體現。比如今年博鰲論壇，總書記在場宣布我們主動降低關稅。實際上主要就是壓力逼著我們變，跟著，便有金融系統的領導宣布十條左右的金融降低准入措施，這都是很實的事兒。克強總理宣布，我們降低關稅首先要降低汽車關稅，其實這是必須降低的——佐立克專門說到這一條：中國入世以後這麼多年，中國這邊進口美國車的關稅是25%，而美國進口中國車是2.5%，「我怎麼跟總統交代？」確實是交代不過去。降低汽車關稅的旁邊，中國自己還降低了老百姓特別需要的治癌症等藥物的關稅，也正好是呼應了影響很大、好評如潮的《我不是葯神》的電影（克強總理專門強調，降低藥品進口關稅之後，還必須盯著藥品價格的降價，落實到位）。這些是有社會基礎、也有官方不得不認同的改革空間的。這些都是屬於做好自己的事情。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逐漸地「變被動為主動」。

這個過程如果從長期的視野，從歷史長河來看，確實應認清：人類社會一個一個經濟體你追我趕的發展，不可能走在前面的永遠是老大。歷史上英國經過追趕趕超了荷蘭，美國經過追趕趕超了英國，那些時候可能還有更多的血與火，而現在是越來越多地按照「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大家怎麼過招的問題，不至於走到最後那麼殘酷的大戰局面了。

在對這些情況作通盤把握之下，中國逐漸做大做強發展起來，又是一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哲理上說，於其內核上我們必須切實認同的邏輯：到了這個全球化共享經濟和核威懾的時代，「地球村」就是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這是總書記明確宣示過的話。有人可能理解為這是宣傳用語，我不這樣認為——我們研究者一定要把這個道理說透，它實實在在是以嚴謹的學理支撐出來的道理。在這樣一個「和平與發展」過程中間，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新興大國，中國是在走上坡路，或者說，美國總的趨勢是走下坡路，這是沒有辦法視而不見的。所以，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如要以幾十年的時間段往前看，如果中國能夠避免矛盾的爆發越過臨界點、能夠大體消化這個矛盾凸顯期的話，在時間這個「最好的朋友」的幫助下，應有信心以改革開放之路使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有的學者以數據畫出了一個曲線很有意思：美國從1900年開始到2017，GDP總共翻36倍。那麼中國到2017年找一個前邊GDP翻36倍的過程，是從1987年（改革開放已經走了8年）開始的，GDP翻36倍的兩條曲線高度一致，但時間軸上中美是1：3.9！這就是中國在工業革命落伍以後「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直觀表現，有這麼大的一個市場潛力，又碰上全球化和核威懾的天賜良機，能不能繼續這樣，真的與全球一起按照共贏邏輯走出一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之路，這是我們應做出一切努力來爭取的前景。

按照這個框架來理解中美關係，我覺得我們現在可做的事情，確實還非常值得把它排列一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個改革里，我認為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些地方如老百姓所說的是「打右燈往左拐」，甚至「打雙閃開倒車」：寧左勿右的氛圍，一輪輪喧囂起來的什麼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退場，說起來都人心惶惶，跟十九大文件完全對不上，但是說這種話的人他們卻非常有安全感（確實他們沒受到什麼威脅）。總是有這種暗流涌動，翻成明面上是在否定黨的基本路線，這方面能不能有更堅決的態度來遏制？中央要求糾正侵犯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那麼重慶打黑那麼多錯案冤案敢不敢動？現在全國只翻了一個張文忠案，顧雛軍那個案子似乎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諸如此類時間關係不展開說，這都是實事兒。過去說改變政企不分，現在搞成了黨企不分，強調外資企業里要建黨委，何苦來呢？鄧小平早就說了黨的領導不能體現在這上面，從董必武到鄧小平，早就把這個說清楚了，黨的真正高水平的領導，不是搞這套東西，但對不起，中國現在大行其道的卻是這套東西。這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如此這般，談何做好自己的事？前面沈教授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在內部討論里誰都不諱言，早就看清楚了，鄧小平1986年就說政治體制改革不做出來，經濟體制改革也走不了多遠。但八九以後他不提這個事了。他的想法中曾經最激進的說法，是再過幾十年我們可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那時中國可以搞普選。其實美國也不是普選嘛。這些本來可以重新討論，這方面的空間是不能否定的。當然，我覺得從策略考慮並可以上升到戰略性層面的一個結合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必要去爭論不休地搞什麼正面設計的方案（這會多少年遲遲搞不出來），就是要借鑒「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1880到1920年4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進步時代」碰到的問題，跟中國現在社會上矛盾累積的情況大同小異，有學者專門寫了文章曾經引起高層的高度重視，就是可通過各方難以拒絕的從「加強管理」角度來切入的清理苛捐雜稅、政府財力汲取靠規範的東西——依法的稅制這是必然選擇，還有這些錢拿來了以後怎麼用，稅收和其他非稅收入合在一起，預算怎麼樣講規範化，怎麼透明而加上公眾參與、接受公眾監督，結果真正「人民當家作主」這套東西就都進來了，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本來要解決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間，公眾意願的表達機制藉助媒體，現在已不可遏制，不僅有官辦媒體，還有自媒體和這麼多的多元化的媒體，一起來監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這都跟美國在進步時代的舉措大同小異。這方面我們可以不正面設計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要抓住不放現在社會上大家都關心的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這正是美國最典型的兩個直接稅。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就是得到了進步時代確立的這兩個直接稅支柱的作用:聯邦政府主要靠個人所得稅過日子，地方政府local這個層級，靠財產稅過日子，中間的州更多靠銷售稅——形成非常清晰的政府「錢從哪裡來」的框架，而且以有效的再分配不斷地緩解收入差距。雖然現在也有批評緩解得不夠，但至少比中國的緩解做得好得多。中國到現在為止說了這麼多社會主義，我們自己的直接稅還很不成樣子，而且相關改革做起來還困難重重。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必須做的。這裡只能點到為止說一下。

對外，我覺得一定要低調處理一些事情。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中俄之間還要這麼高調，盛傳的基辛格所說美國要跟俄國一起來遏制中國，基辛格自己否定，但這個邏輯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一個戰略思維的大家，都會有這種思維的本能。我們沒有必要過於高調地跟俄國折騰這些事兒，俄國石油賣給中國，價格上我們是吃大虧，虧了血本，何必呢？鄧小平當時看得很清楚，他表面不宣揚這些東西，實際上看清楚了，跟李慎之說，幾十年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中國怎麼致富？既然不是說要以戰爭與革命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再發展，那麼一心一意謀發展中，這不是個最基本的常識嗎？現在對非洲似乎也應注意不要過於高調，搞萬邦來朝形式主義的花架子，老百姓都在那兒罵，網路上面看看，簡直已怒不可遏了。國內這麼多的教育問題、社保問題、各種扶貧的問題，高調搞那些有什麼意思？我覺得這確實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應有建設性的意見，促成這方面回歸常識處理好此類非常現實的問題。至於說歐洲和日本,可能他們也希望看到美國遏制中國，同時他們也覺得他們有了機會。我們就可以利用他們眼中的這些機會，實際上於多邊博弈中，肯定是能反制美國一些的。

這樣尋求在中美斗而不破的過程中，避免最壞的類冷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過程中，找到階段性的一些新平衡點，推著來——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這方面，我覺得實際上有很好的基礎，現在了解一下中國較有素質的人，孩子都在哪兒？反正我女兒是在美國，其他我接觸到的很多的人，上層的、中層的、知識分子的，一說起來孩子都是在美國。龍永圖說他的孫女在美國，他雖然感情上有點接受不了，但知道那種內在的力量，誰都抗拒不了。什麼道理？軟實力。教育、科技、人文，這個基本常識層面的東西，你要跟它對著來，何必呢？所以，這個事情從孩子來看已是這樣。從企業來看，大家都知道曹德旺到美國去辦廠，跟著產能走，這都是經濟活動里最基本的東西，這也是很好的基礎。跟著產能走的企業投資、資產布局，不應是這樣嗎？大量美國資產到中國來，大量中國資產跑美國去，這是好事，這些事情、這些基礎因素，都值得非常好地調動起來，運用於無形之中。

在原理上要說一點認識：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那麼我們中國現在應很好運用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的東西。關於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其實專門強調了不是一般地否定對私人財產的佔有，只是否定利用它來奴役他人。在「資本論」里非常清晰地提出，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基礎之上，在聯合勞動、資本社會化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過去由於我們思想框框多、僵化，不敢討論這個命題，其實馬克思所講的，絕對不是有人所說的生活資料所有制——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是天然所有，不用討論，工人他拿著自己的工資必須吃，必須穿，這就是他對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沒有什麼重建的問題，無可討論。馬克思講的，其實就是當時已經意識到的，我們現在稱為「現代企業制度」的股份制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揚棄，而且馬克思已經區分了「消極揚棄」並上升到「積極揚棄」的認識，這不就是說得很清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起點嗎？而且繼承這些原理，是對應著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那個理想、那個初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共產黨人現在到了執政黨地位以後，佔領道德高地，這是多麼好的一套原理！很遺憾，中國現在，就是前面沈教授說的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但是人家調侃：寫成一塊塊牌子插在公園裡這是正能量，你把這牌子拔下來街上走一圈，就是負能量，這是中國現在的尷尬和現實糾結。

我跟媒體說，你們誰敢舉辦一個關於自由的研討會？誰也不敢，這不是很荒唐嗎。

（L：他們講的「自由」肯定不是你說的「自由」。我們社會主義價值觀講的「自由」肯定不是你說的這個「自由」。

賈：這就是學者解說的問題了。

L：這個不對的，絕對不可能的。我確實採訪了起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人，我那個時候做了實證調查，我去採訪他們，我說你講的自由是不是美國講的資本主義，是不是人人投票？他說不是的，是社會主義自由。

賈：這就是問題了，你貼這個標籤，你就要說清楚社會主義「自由「和所謂資本主義的「自由」怎麼劃開。

L：他說清楚了。

賈：怎麼說清楚了？哪裡說清楚了？

L：他說我們不搞自由主義，黨的領導東西南北中。

賈：不能這麼理解，那都是宣傳的套話。

W：我覺得賈老師說的是對的，東西南北中就是美國現在為什麼要打你。

L：可是這裡面的矛盾很有意思，我採訪的美國人認為東西南北中很牛，因為你要成功他才打你，如果像賈老師說的一樣東西南北中要導致中國失敗，他才不來打你呢，他高興還來不及呢。這裡面的矛盾很有意思，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我了解下來，美國是認為你要成功它才要打你，美國如果覺得你現在做的東西都是很爛的，你國內要搞得很爛，要搞極左了，要搞文革了，要搞黨支部把我們資本家全乾掉了，它怎麼會來搞你呢？它覺得你要馬上垮掉了。它是認為你在成功的道路上，它才要來打你。）

賈康：你這個利益考量與優劣比較，需要以不同的學者解說，來講它會如何生出各種各樣解釋的模式。正面講，這個「自由」它到底是怎麼樣和民主與法治結合在一起，我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走向共和」，辛亥革命時中國早就認清楚這個事情了——我說這個走向共和應是「把權力和人性都關進法治的籠子里」，這在全球我覺得都可以討論，都可以形成它的共同點。美國說要打壓中國——我說的叢林法則，沒有更多道理可講，但要在「自由」這個道理上說清楚中國到底怎麼樣能崛起，怎麼樣起不來，那討論就沒有邊了。我現在先在我這個認識框架里把話說完：這個理念里中國有它自己的空間，有我們對接道德制高點更好地跟各經濟體交流合作的很好基礎，我們這個基礎用得是不夠的，我是這個意思。

在這裡，我可接著說一下，其實我理解，馬克思的理想，很大部分如今首先是實現在北歐和英國。「從搖籃到墳墓」的這種福利國家，不就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前景嗎？高額累進稅，節制資本，這些事情都可以再進一步討論，前些年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救中國，那個討論好像又變成了貼標籤的方式、必須要按照資本主義自由化來批判的東西，過分了。為什麼不能討論？恩格斯晚年已經非常清晰地指出了有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原來他們認為用暴力革命手段去解決的問題。實踐中間，已經從人本主義視角現實地在肯定著北歐和福利國家這一系。我覺得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是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當然，這恐怕也很難一下形成共識，但一定是應當繼續討論的。中國現在恰恰缺的就是，你在軟實力里不讓大家討論，那怎麼辦呢？這是我們的短板。如果說美國人認為鼓勵中國東西南北中一個人說了算這就是決定中國一定要垮台的東西，應當鼓勵你這個東西，那充其量只是美國人中一部分人的想法。我接觸到的美國人他們很多（特別是精英階層）是不能夠完全脫離我前面說的第一階段他們的「情懷」的，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他們的情懷，確實在很多的場合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我覺得應求同存異，對於這些情懷與理念的共同點，我們要調動起來。

最後一個層次，在大思路的基礎上，我們可提出的幾點建議。基本思路，就是我們把握大的戰略和高水平的戰略，還是要援引鄧小平當年的思維和總書記現在已提出的一些很好的概念。這都是領導人的說法，我覺得我們是可以進而領會到的：為什麼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要有一千條理由搞好？

跟著來講，第一，淡化意識形態，不要陷在意識形態里。要務實地認定前邊幾十年間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這是常識告訴我們的、合作競爭中一個基本的統計現象支撐出來的我們應有的考慮。在中美交流這方面，應該充分展開，中國向美國充分地學習，一定是必要的。華為被美國打壓得那麼狠，但任正非到美國去了以後，他由衷地欽佩美國的高科技，反覆強調好好地向美國學習。其實這是一千條道理里的一個非常務實的角度，而沒有一條道理要搞壞。當然綜合起來，戰略、策略上說，該反制的，還是得反制的。

第二，「韜光養晦」。這個說法可能翻譯上已經說出去了，一些人已經形成一個中國在「耍滑頭」的概念，但實質上就是鄧小平前面那句話「善於守拙」，就是我們自己要實事求是、有自知之明地看到確實很多地方技不如人——現在科技日報已經列出幾十個核心科技領域我們的短板是怎麼個樣子。當然我們也有走到前面的，如高鐵整裝能力上，在這個階段，高鐵350公里左右時速，中國在招投標方面是最有競爭力的，但是高鐵用的輪軸，中國還一根都做不出來，完全要依靠進口，這都是我們的短板。「善於守拙，韜光養晦」告訴我們的是不扯旗，不當頭兒，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鄧小平說那個頭我們當不起，很多優勢反而就都會失去，這對現在有非常強烈的指導意義。

第三，一定要堅持全面開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最好的選擇，而且從全球來說是沒有什麼障礙的。大邏輯上講，你要和平演變我？我還要和平演變你呢！真正的自信在於誰能更好認識與順應客觀規律，摩擦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總體來說堅持爭取共贏，是沒有硬障礙的。

第四，中國要非常好地擴大內需。領導人已經注意到了，現在一系列措施正在部署。擴大內需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我們現在說的投資後面應該跟出來的「以活力和向好預期支撐的消費」。將近14億人的大市場，迴旋餘地這幾年已經表現，我們出口這方面實際對中國增速的支撐力，已經下降到很低水平了，統計下來，在2016年已經表現為負的支撐力了。所以，這方面我們要有一定的信心，現在這種不良的心態、不良的預期很多，觀察下來是有誇張特色的。等它得到消化、收斂了以後，更多的東西有利於我們凝聚這個擴大內需的信心與實效。

第五，改革一定要攻堅克難，現在應該肯定的一些東西，還是要繼續擴大戰果。比如三中全會提前召開以後對大部制改革，有今年兩會上的部署，這是多少年來沒敢動而終於動了的。養老金的全社會統籌，應該乘勢實現，這次個人所得稅跟出的軒然大波，已經有可能乘勢解決這個攻堅克難的問題——這是部門利益阻礙了多年的事。在企業混改這方面要藉助PPP，很多具體正面設計的混改做不下去，但你要一做PPP，就會發現那個特殊項目公司（SPV）天然就是一個政府根本不想一股獨大、給民營企業、社會資本充分空間的混合所有制。靠這種東西，讓大家、讓全社會去看，而不是陷入鄧小平說的爭不出結果的那種爭論。還有司法改革，這對於中國太重要了，現在民眾對於中國司法的信心已到了很低的水平，這一定要改變。

第六，我認為「一帶一路」這個倡議還是有它非常合理的內核的，應循序漸進，向西為主，擴大聯繫和影響。這個過程中鍛煉中國人自己知道怎麼處理複雜的事情，怎麼樣跟大家一起和平發展。

第七，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中國要長期打算，一定是幾十年的過程。細的內容不展開說了，勢必要走到中國有能力「自拆防火牆」，使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其後中國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這一定是對我們的一個綜合考驗。

第八，提升中國軟實力。這篇文章還遠遠沒有研究，但又是不可迴避的。

這些還很不系統的想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來源：今日頭條發布時間：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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