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救美」——我所經歷的清華百日大武鬥

作者:Brigade  於 2018-11-6 07:4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葉志江· 
 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工程化學系學生蒯大富為首,稱為「井岡山兵團總部」,俗稱「團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學數學系學生沈如槐為首,稱為「井岡山兵團414總部」,俗稱「414派」。兩派的人員則分別稱為「老團」和「老四」。 清華大學幾萬名師生員工中絕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觀點的不同,或因個人的經歷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學間關係的親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屬兩派。在兩派發展的鼎盛期,團派號稱擁有一萬多人,而414派號稱擁有七、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兩派學生在打了一年筆墨官司后終於兵戎相見,在美麗的清華園裡真槍實彈地打了三個多月,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 這場武鬥奪去了十多個年輕的生命,也為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劃上了句號。
文革前,我是清華大學樹立的「又紅又專」標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國十幾家報紙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學生揪出去帶高帽子批鬥。因為我「不老實」,故意弄壞三頂戴在我頭上的紙帽子,數力系的一個學生將一個裝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頭上。我從頭到腳都被潑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個「黑人」。
我悲憤莫名。但就在此時,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級學生陳育延眼中充滿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陳育延和唐偉發起成立「八八串聯會」,成為清華園裡大名鼎鼎的「紅衛兵領袖」。我和陳育延從無交往,但那個「同情的眼光」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一年後,我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而戲劇般地相戀。 這「紅」與「黑」相戀的花邊新聞讓清華園裡許多人大跌眼鏡。 在清華百日大武鬥中,我和陳育延沒有投身於「正面戰場」,而是客串了一個被人稱之為「英雄救美」的武鬥插曲。這次「客串」,雖說很冒了一點生命危險,但在日後卻成為一段佳話,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已經或打算寫入他們的書中。
然而,各人的立場不同,對這件事的解讀也就相異。紅衛兵領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華兩派你死我活的鬥爭〔注一〕;大學教授曾昭奮看到的是文革對科學的褻瀆〔注二〕;而女性的感觸又使得黃肖路和杜欣欣兩位女士更關注事件的愛情層面〔注三〕。 當我回顧這段往事時,我最大的感受卻是一種人生的體驗。倘若要給清華文革留下一點什麼真相的話,或許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學館黑牢的遭遇可以為「清華百日大武鬥」中的個人命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1968年5月中旬,我從內蒙回到已成為武鬥戰場的清華園。當我找到陳育延時,她立即告訴了我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我們這一派(團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個叫孫華棟的學生。我們兩人本來就反對武鬥,這件剛發生的事更使我們感到武鬥的殘忍。陳育延是團派的總部委員,但她決定寧可不要這頂「烏紗帽」,也不參與武鬥了。
5月19日,我們準備離開清華回家。臨走前,陳育延將一個裝有十幾本日記的書包放在我的自行車后架上。當我推著自行車和她走到大禮堂時,在我們前面有兩條路通向校門,右手一條路要經過414派佔領的科學館,而左手一條路則是經過團派的據點。 我和陳育延開玩笑:「敢不敢從右面這條路走?」 不料我的這句玩笑話竟使我們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 當時,諾大清華園裡幾無行人。我們在右邊的路上走了沒有幾步路,就被科學館屋頂上放哨的人發現。好在武鬥初期,雙方都還沒有真槍真炮,使用的都是人類最原始的武器。屋頂上的人用大彈弓將拳頭大的石頭向我們射來,以示警告。 陳育延性格剛烈,幾塊石頭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後退的建議。
當我們走到科學館大門時,十多個手持長矛的武鬥人員從大樓南側的小路上沖了出來,對我們形成半圓形的包圍圈。因為雙方相距只有幾步之遙,陳育延自知已無法脫身,便要我騎車快跑,說書包里的日記絕不能落在老四的手裡。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記的重要性。這十幾本日記里不僅有團派總部歷次會議的記錄,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孫華棟被打死的有關情況。當然,日記里還有大量不能公開的個人隱私。這些日記要是落到老四的手裡,勢必會在清華園成為十分轟動的新聞,並給團派和陳育延造成很大傷害。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已容不得我去考慮其它可能的選擇。為了保護這些日記,我只能眼看著女友落入「敵手」。我迅速對陳育延說了一句:「三天後我來救你。」便騎車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義和個人名節,在任何情況下我都無法接受獨自逃脫的結局。三天後去科學館救陳育延是我既保護日記又不失情義和個人名節的兩全之計。 我並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俠一樣,可以將陳育延從鐵壁重圍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羅網」,至少可以證明我並非不管他人安危,臨陣脫逃的懦夫。 然而,孫華棟屍骨未寒,414派全體將士個個義憤填膺。這時候我去自投羅網,無異於去自殺。 5月22日,時近黃昏,夕陽西下,在落日的餘暉籠罩下,清華園裡一片肅殺之氣。在《井岡山報》編輯部大門上留下「遺書」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學館的大門,頗有一種走向刑場的感覺。
大門口放哨的衛兵認出我是葉志江后,很是驚訝,問我有什麼事。我指著背在肩上的書包說:「我給陳育延送衣物。」衛兵不知道我的真實意圖,所以很和善地對我說:「你將東西留下,我幫你交給陳育延。」我回答他:「我要親自交給陳育延。」他遲疑了一下,告訴我他要請示領導。 幾分鐘后,科學館的「衛戍司令」陳楚三出現在大門口。 這陳楚三在清華園裡也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父親陳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2個代表之一。1943年,陳潭秋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在烏魯木齊被盛世才秘密殺害。當時,陳楚三才出生二個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起義。楚霸王項羽生逢亂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滅了秦國。據《史記·項羽本記》記載,楚南公曾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意義。 落在這樣一個人物的手裡,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陳楚三問清我的來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十分慷慨地說:「好吧,我讓你進去。」彷彿我是被准許去參觀一個「閑人免進」的軍事基地。 在進門前,大概是怕我有前來偵察科學館工事的意圖,陳楚三讓他的手下用一塊黑布將我的眼睛蒙上。 從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將近七十天。當我重見陽光時,眼前的樹木人物都蒼白得像曝光過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憑感覺知道我被帶到了一個大房間里。賜坐,倒也待之如賓。陳楚三要我將裝有衣物的書包交給他,我緊緊捂住書包說:「我要親自交給陳育延!」彷彿這個書包是我見到陳育延的通行證,萬萬丟不得。 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只聽到陳楚三身旁的人一聲斷喝:「他媽的,進來了還不老實!給他一個下馬威。」說時遲那時快,我被人從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擊。 剎那間,我只覺得所有的氣管支氣管,甚至於毛細氣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點氣也喘不過來。
當我的一部分大腦在和現實發生互動時,總有另外一個超脫於現實的思維在活動。前者(現實的我)只是後者的一個觀察對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閱讀的書或者是一部正在觀賞的電影。和現實互動的思維當然會產生很大的痛苦或快樂,而超脫於現實的思維則理智得多,而且富於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維立即幸災樂禍地評論:「原來胸部挨打是這種滋味。」(在當天晚上的另一次拷問中,我又體會到了頭部被打的感覺。審問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頭頂。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會一片金光燦爛,有如無數顆金星在閃爍,壯觀而又美麗。)
容不得我去細細品味這第一次打擊的味道,我的身體的各個部位便遭到六,七個人地毯式的輪番轟炸。渾身的痛楚讓我害怕起來:莫非我真的會像孫華棟一樣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毆打孫華棟的人的本意並非要置他於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處,導致孫的死亡。我也相信這些毆打我的學生並不願意我死在他們的手上。為了便於他們掌握分寸,適可而止,我有意將我的呻吟聲由高而低,以至於無聲。 這一招果然奏效,我聽見在旁邊觀戰的幾個女學生在勸說:「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偉大的女性! 她們可以引發戰爭,如外國的海倫和中國的陳圓圓;她們也可以解救苦難,如天上的觀世音和人間的清華女學生們。 我被活著抬走了。 在另一個房間,我躺在地上「會見」了科學館里第一個難友楊立人。他似乎也剛被毆打過,正在呻吟中。
這楊立人在清華文革中也小有名氣。說起來,他還是楊開慧的親戚,父親和青年毛澤東有過交往。他在大字報上署名「金戈鐵馬」,觀點也比較極端,曾經炮打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的調查員文章。我原以為他是一個豪爽型的漢子。豈料我眼前的楊立人不僅舉手投足,而且講話的聲調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稱「金戈鐵馬」,不禁好笑起來。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辛棄疾的《京口(今鎮江)北固亭懷古》一詞慷慨悲壯,豪情無比。如今,這如虎的「金戈鐵馬」忽然娘娘腔起來,豈不滑稽。 娘娘腔的楊立人倒是頗有地下工作的經驗。他一邊大聲哼哼,一邊小聲和我交換「情報」。原來,他也不是戰場上的俘虜,但因炮打《紅旗》雜誌一事,414視他為反動學生。他從外地回學校時,沒料到「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個正著。
沈如槐在他的《清華大學文革記事》一書中提到:孫華棟被團派的人打死後,「414的人對『狗熊』無端綁架殺害非武鬥人員的行為異常憤慨,決定伺機綁架團派人員,作為人質扣押在科學館。」
於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機「請」進了科學館,先後成為我的難友。這些人雖然是被「隨機抽樣」綁架來的,但倘若將各人的命運和在文革時的遭遇疊加起來,卻也構成清華文革的一個縮影。除了楊立人,列舉這些難友的經歷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奮,土建系教師,文革期間參加了以清華教師為主的「紅教聯」組織。因為「紅教聯」遭到414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請」進科學館「說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奮是否在棍棒之下,將他和「紅教聯」的問題「說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難。直到今天,關於「紅教聯」的是是非非,當事人和研究者或出書著文,或在網際網路上爭論得不亦樂乎。 1997年,「紅教聯」的主要負責人陶德堅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寫下《風雨人生》,給世人留下了關於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當年,414派對「紅教聯」不遺餘力的批判可謂影響深遠,不僅像唐少傑那樣沒有參加過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權威」會在他的專著《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中沿用414派對「紅教聯」的批判,就是我這種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也一直以為「紅教聯」的成員中有很多壞人。 曾昭奮出身於廣東潮汕農村的一個世代華僑家庭。因為「紅教聯」一案,他被定為「敵我矛盾」。「四人幫」倒台後,他雖然被恩賜為「人民內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錯誤」,后又修改為「屬一般錯誤」。 這種對個人的政治結論「留有尾巴」的處理方式不過是為了讓那些誣陷他的「材料」可以繼續存活在他的個人擋案里吞噬他的餘生。 然而,經歷了種種磨難后,曾昭奮和陶德堅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學者。 在我看來,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觀點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個人的命運才值得人們去關注和深思。 1998年,已成為建築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築》主編的曾昭奮,在《讀書》上首次披露了我們在科學館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問及文章背後的故事。
左羽,清華職工,和清華行政處的一個姓蔡的工人,在去領工資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關了進來。好在科學館里住宿和吃飯都不收錢,工資沒領到也不礙事。 1949年前,左羽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1957年,因給清華黨委提意見被打成右派,雖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華園出現反黨委的大字報,有人貼了一張保黨委的大字報《右派笑了》,警告反黨委的群眾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轍。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為了不連累妻子和女兒,左羽離了婚。他別無所求,唯一難以割捨的是和女兒之間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歲的女兒在學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動派」,不肯見他,還將他買給她的玩具扔了出來,說她不要反動派的東西。在科學館的黑暗中,當他講述這段人生經歷時,不禁潸然淚下。
雖然我對1957年反右中發生的事和人物有濃厚的興趣,但那時我對「右派分子」的認識大體上和左羽的十歲女兒處於同一水平。左羽使我開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並擁有理想的人。他們苦難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發人深思。
賈振陸,數力系學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級。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華,憂心忡忡,慌不擇路,被414派的人「伺機綁架」。在科學館的黑牢里,他無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場爭吵,也十分焦慮他和女友爭吵后的「突然失蹤」會有什麼後果。 多年後,他出任華夏銀行技術總監,在上海開會時特意來看我。舊事重提,當年的痛苦都成了開懷的笑料。 陳家寶,無線電系學生。比其它俘虜幸運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陳被抓后,女友來「探監」。陳家寶受到特殊優待。或許,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個沒有受到虐待的俘虜。 6月中的一天,科學館屋頂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廣播了陳家寶退出團派加入414派的聲明。陳聽到廣播后通過我秘密挖好的小洞傳給我一張小紙條,說那個聲明是偽造的,他沒有當叛徒。為了討回他的清白,他準備越獄。
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理解陳家寶為了證明自已對某一派群眾組織的「忠誠」而冒險越獄的行為。但在那個年代的許多青年學生就是這樣盲目地為所謂的真理而獻身。陳家寶如此,那些拿著長矛參加武鬥的大多數學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這之前,我曾經逃跑過一次。逃出科學館后因路線不對,被在外面放哨的衛兵截住,撲倒在地。在科學館外面的草坪上,十幾根長矛直逼我的眼睛,成為我在科學館里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次經歷。
我雖然逃跑失敗,全身又被用鋼絲捆住達二十多個小時,但我因此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線從科學館逃走是可能的。6月中旬已屬夏令,守衛科學館的學生每天都要午睡,門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學館的廁所就在大門口,只要利用上廁所的機會,乘其不備衝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將我的逃跑「經驗」告訴了陳家寶。在以後的幾天中,陳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為越獄做準備。
一天中午,我們幾個俘虜一起被帶到門口上廁所。當我們都已出來后,遲遲不見陳家寶的動靜。我明白他想跑。我對領我們上廁所的看守說:「你先將我們送回牢房吧,否則我們一起逃跑,你抓哪一個?」看守不疑有詐,便在告訴門口放哨的學生廁所里還有一個俘虜后,帶我們走了。 結果,陳家寶果然乘虛逃跑了。陳逃跑的當天,便通過團派的高音喇叭廣播了他的聲明,指責前幾天414派廣播的他的「叛變」聲明是偽造的。這一事件理所當然地讓414派的人十分惱火。他們準確無誤地判斷出我知道並配合了陳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當然地痛打了一頓。 在陳家寶逃跑前,每個俘虜都能享受「住單間」的待遇。所謂「單間」,實際上是學生做光學實驗時用的一個狹長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間用木板相隔。
參加武鬥的學生算是投筆從戎,雖然拿起了刀槍,但也不可一日無書。414派的武鬥人員在從各食堂「搶奪」糧食,為日後堅守作準備時,居然沒有忘記從圖書館搶了一批書。一日,我趁看守不備,從中「偷」了一本鄒韜奮的《萍蹤寄語》。這本書如同一道陽光照亮了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獨和恐懼。在昏暗的蠟燭光下,當我追隨鄒韜奮周遊列國時,我全然不知身處何方。
書有數百頁之厚,書中絕大部份內容都已不記得了。然而,鄒韜奮在克里米亞海邊天體浴場,被一群一絲不掛的蘇聯女孩子將他遮羞的小褲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難堪到變得自然,甚至自覺那條小褲叉是多餘的心理活動,卻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十幾個裸體 Waitress 的酒吧「探秘」。當這些裸體女郎圍著他周旋時,在餐廳四周數百面不同角度的鏡子折射下,鄒韜奮自覺成了擁有「後宮佳麗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為什麼只有這些和 Sex 相關的情節會如此鮮明地留在記憶中。1982年,我在美國讀了李敖的《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寫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動時,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環境的極度壓抑下產生的一種特殊反應。
陳家寶逃跑后,為了便於看管,我們五個俘虜被集中關押在一個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個人躺下后,第五個人只能坐著。 上廁所也受到了限制。在這個狹小的牢房裡放了一個硫酸罐,作為我們「處理人體廢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虜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風的光學實驗室變成了「化學實驗室」,充滿了阿摩尼亞的氣味。 「人有三急」,這一點人道主義是不能不講的。但為了防止逃跑,我們必須按指定的時間在三分鐘內「完成任務」。這條規定讓我「便秘」了近一個月,到後來,即使給我三個小時,我也無法完成任務了。 好在我們還有限制飲食的規定,每天兩個饅頭被如狼似虎的腸胃消滅得一乾二淨。一個月便秘居然沒有造成腸道擁堵,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記錄。
陶森,電機系總支書記。她高中畢業后做過幾年北京東單區委的小幹事。1956年,為了響應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她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惡補已經荒廢的功課。三個月後居然考上了清華。但清華黨委沒有讓她向科學進軍,而是將她培養成一名黨的幹部。
414派雖然為解放幹部做過許多值得稱許的事,但也不敢偏離批判「走資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們作為「走資派」重點鬥爭的對象之一。那時候,兩派學生互相揪斗加入對方組織的幹部,使清華許多幹部無所適從。
4月23日,414派原定當天上午在大禮堂召開批鬥陶森的大會。不料團派在凌晨搶佔了大禮堂,批鬥陶森成了百日大武鬥的導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個關押在科學館的俘虜。
陳育延被釋放后,她是科學館中唯一的女性難友,被單獨關押。在我們被集中關押后,她成了我們的鄰居,和我們僅隔了一塊木板,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彼此的講話。她從未參加過我們的交談。整個關押期間,我只記得她說過兩次話,都是和我有關。 一次是在我講述進科學館的原因和經過時,突然聽到她在隔壁發表了一句評論:「葉志江,你真是一個中世紀騎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個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時,她教我用一塊肥皂削成子彈形狀,蘸上水塞進肛門。我照她的辦法試了,果然成功地將堵在肛門口乾得像石頭一樣的糞便排泄出來。
聽說文革后她又回到領導崗位,擔任過清華大學總會計師,清華大學基金會副理事長等職務。離開科學館后,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但我從未忘記她對我的讚許和幫助。 在我進科學館后的最初幾天中,還有一個「難友」,那就是陳育延。她是414派抓獲的最重要的俘虜,但我在科學館中始終未能見到她。
和我在科學館中「遊戲人生」不同,陳育延一進科學館便立即顯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無疑問,陳育延掌握著414派想知道的許多重要情況。他們也知道陳育延在團派總部受到排擠,因而十分想撬開陳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書中簡潔而真實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414用衣服蒙住陳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頓,逼迫她交代孫華棟事件的真相。陳育延知道情況卻堅不吐實,並絕食抗議。」
陳育延絕食了七天。第八天,望著奄奄一息的陳育延,414派的頭頭動了惻隱之心,決定釋放她。畢竟,414總部有許多人加入過陳育延發起成立的「八八串聯會」,是所謂的「老八八派」,彼此有過共同戰鬥的友情。在陳育延簽署了「離開科學館后,生死自負」的字據后,她被抬出了科學館。 文革時,陳育延思想激進,被人稱為「陳常左」,那是時代給她的烙印。舉一小例,畢業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資后給陳育延買一件綠毛衣,因為我覺得她穿綠毛衣很漂亮。 不料陳臉色一沉:「你怎麼和余永澤一樣庸俗!」 我鄂然。余永澤是小說《青春之歌》中一個迂腐落後的北大學生。我不知道買綠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澤也說過他北大畢業后第一個心愿就是給林道靜買一件綠大衣,你們連喜歡的顏色都一樣!我說你和余永澤一樣庸俗,是因為你和他一樣不關心革命,就想有一個漂亮的妻子。」 陳育延言之鑿鑿,不容辯駁。 我恍然大悟,深感無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貴和理想主義的品質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僅在科學館里主動絕食,以死抗爭,不肯出賣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華大學文革風雲人物日後受到審查時,她也從不趨炎附勢,落井下石。 畢業后,她被發配到貴州省正定縣安常鎮一個中學教書。
人的歸宿有時和地名會有一種宿命般的聯繫。三國時,「卧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和諸葛亮齊名的鳳雛先生龐統便戰死在「落鳳坡」。 外號「陳常左」的陳育延落難「安常鎮」,也算是命中注定。 1972年,她回北京探親,工宣隊知道后將她叫到清華。 「蒯大富已被隔離審查,希望你能揭發他的問題。」工宣隊告訴陳育延。 「我在畢業前已寫過有關材料,我沒有新的補充。」陳回答說。 「你寫的材料我們看了,你應當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問題的性質已經變化了,你要站穩立場。好好回憶一下。」工宣隊軟中帶硬。 「我現在的記憶肯定沒有幾年前請晰完整,我當時寫的都是真實情況,我不會推翻。你們要作新的解釋,那是你們的事。」陳育延本色不改,軟硬不吃。 雙方唇槍舌劍,爭論到吃中飯的時候。午飯後,工宣隊退而求其次:「我們取來了你過去寫的材料,你在上面簽個名確認一下。」 「那可以。」陳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隊交給她的幾頁紙,突然發問:「那不是我的筆跡。」 「這是我們從你寫的材料上摘錄下來的,都是你的原話。」工宣隊顯然還不了解陳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陳立即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怎麼知道你們的摘錄有沒有錯誤,沒有原件核對,我不能簽名!」 不知道是工宣隊找不到原件,還是這些摘錄里有「貓膩」。他們終於惱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為止,我們以後會有辦法對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飯,請你付兩角飯錢。」 陳連這點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飯付錢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從家中乘公共汽車到清華,來回車錢三角,應當由你們付。扣去兩角飯錢,請你們給我一角錢。」 工宣隊只得擺擺手,讓陳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過後不久,安常鎮中學便收到了清華大學調查陳育延的公函。 陳育延離開科學館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為感動。她並無太多音樂細胞,但在我被關押的兩個多月中,卻常常彈奏古曲《蘇武牧羊》: 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
這段詞實在太美了,也和我們當時的情況和心境太貼切了。不僅是陳育延「紅妝守空幃」,我的老母也焦慮萬分。她冒著風險,多次到科學館向414派的武鬥人員求情。有一次,她感動了他們,被准許進來探望我。我因為挨打,一條褲腿被撕破,露出血跡和傷痕。我怕母親看到后傷心,見面時我始終坐著,用另一條腿壓住撕破的褲腿。 在我出獄后的頭一個晚上,陳育延十分動情地為我彈奏了這支古曲。我聽后亦大感動,淚如泉湧。 但這段讓人刻骨銘心的經歷並沒有將我們永久地維繫在一起。1975年,我們在武漢又戲劇般地分手。
小說《青春之歌》里,余永澤在北戴河海邊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靜。兩人相戀后又分手。余永澤的原型張中行先生晚年寫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說作者楊沫(林道靜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認定為負心,是人各有見,認定為落後,是人各有道。」 用這句話來概括我和陳的分手也應當是不錯的。 和陳育延以死抗爭不同,我雖然也算得上「堅貞不屈」,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是在「鬥智」。 七月初的一天,團派武鬥人員向科學館的屋頂發射了燃燒彈,引燃了屋頂上的油毛氈,一時大火熊熊,整個屋頂被燒毀。而團派的高音喇叭卻顛倒黑白,指控414派製造「國會縱火案」,企圖燒死被關押的團派俘虜。科學館里的414人員群情激憤,將我們驅趕到燒毀的屋頂,向我們展示團派的暴行。當然,在憤怒中也免不了對我們施以拳腳。
當我們被帶回牢房后,看守拿來紙和筆,對我說:「團派廣播說是我們放火燒死俘虜,你文章寫得好,你將真實情況寫出來,我們馬上要廣播。」
團派這種行為,顯然是不管我們這些俘虜的死活,給我們製造難題。我不寫,免不了一頓毒打;寫真實情況,讓團派難堪事小,我自己「失節」事大。略作思索,我寫了如下一段話交給了看守:「火起時,我們全體俘虜都在一樓,大火燒起來后,我們被帶到頂樓失火現場。火撲滅后,我們又被帶回一樓。我們現在都安全。葉志江」
414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條后,對我的「機智」倒是很欣賞。因為我寫了一段既符合事實,卻又無法廣播的文字。雖然我確認了俘虜們的安全,但「大火燒起來后,我們被帶到頂樓失火現場」這段話卻可能被團派拿來作文章。 看守對我說:「算你腦袋瓜靈,不廣播了。」 我免去了一頓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學館中最難忍受的還有飢餓。
我們每天發給兩個饅頭,大約下午二點發一個,晚上六點發一個。沒有任何蔬菜肉食之類,只有一碗鹽放在牢房中供食用。從晚上六點至第二天下午二點,整整二十個小時飢腸轆轆。
在清華念書的學生中喜歡吃米飯的南方人居多。而當時北京人的糧食配給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麵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對南方學生而言,吃米飯是一種奢侈的享受。武鬥開始后,兩派武鬥人員都從各食堂中搶奪大米和麵粉。科學館里的武鬥人員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飯。但在科學館被圍困的後期,由於蔬菜魚肉的供應中斷,414派的武鬥人員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湯和花捲。上好的大米只能用來代替沙袋,修築工事了。
俘虜們吃的是饅頭,但大師傅不可能為俘虜每頓去做饅頭,而是一次做一個星期的。那個時候,冰箱之類的東西只有在書中見到過。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氣炎熱。我們吃的饅頭也就由熱變冷、變硬、變餿,最後變成了「藕」,掰開后,真的是「藕」斷絲連了。 但就是這種「藕」一樣的饅頭,也成了我們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個小時 去盼望它。 在飢餓難忍的時候,我們採用「精神會餐」來安慰我們的腸胃。每個人都將自 己吃過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們中間最「有錢」的,也就成了「精神會 餐」的主講。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講香酥鴨的滋味,直到出獄后的第二天我們 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嘗了香酥鴨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來兩碗面片湯,讓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違的香味撲鼻而來,碗里還似乎漂著幾片誘人的肥肉。當時我們五個俘虜合住在一間十分狹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個人都被這兩碗麵湯剌激得直咽口水。我遲疑了一下,問看守: 「那其他三個人呢?」 「只有兩碗,快喝。」看守說。 「那我們分著喝。」我馬上說,不料看守厲聲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們三個成份不好,沒有資格喝。」 那真是一個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即使當了俘虜,也得按階級成份加以區別! 儘管那兩碗麵湯如此誘人,但人與人之間的情義更珍貴。我對看守說:「你拿回去吧,我們都不喝!」
我和陳育延,以及我在科學館中的全體難友,大多是414派在孫華棟被打死後「伺機綁架」團派人員作為人質而抓進來的,其中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武鬥。我們這批人除了幫助消耗搶來的糧食(陳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們練練拳腳而已。我們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報」,沒有宣傳價值(唯一的一次宣傳機會又因為陳家寶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沒有任何交換價值,因為團派對我們的生死存亡絲毫不關心。然而,我們這批人的存在畢竟是「清華百日大武鬥」的一個側面,它或多或少地會折射出武鬥期間人們的心態、行為和命運。
當我們在黑牢中苦苦掙扎時,科學館牆外的武鬥已從「原始戰爭」演變為「現代化戰爭」。兩派都擁有了「熱武器」,除了一般的槍支彈藥外,還擁有土炮和土坦克之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些真槍真炮大都是通過各種手段,從外地的解放軍部隊或造反派手中搞來的。據說,有一個學生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計」,和某地軍分區司令的女兒談起了「戀愛」。他利用出入軍區的便利和司令女兒的配合,搞到了十幾支步槍。
清華大學是理工科大學,擁有設備十分完善的校辦工廠。武鬥期間,這些校辦工廠變成了兩派的「兵工廠」。清華學生入學后要接受一個月的金工勞動和訓練,車、鉗、刨、銑、磨和焊,樣樣都會,動手能力很強。於是,大批土槍、土炮、手榴彈、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裝甲車被兩派學生製造出來,並被投入戰場。 武器的升級必然導致傷亡人數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聽到牆外一聲清脆的槍聲,接著是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和嘈雜的喊叫聲。從喊聲中我聽出是一個放哨的414派學生被老團開槍打死了。每當這種時候,我們這些俘虜便膽戰心驚,生怕老四將仇恨轉嫁到我們頭上。那天晚上我便作為死者的「祭品」而飽嘗拳腳。
在戰場上,一顆穿甲彈讓兩個曾經相遇相識的學生有了不同的命運。
這兩個學生中,一個是冶金系的學生周家琮,另一個是電機系的學生趙德勝。我和他們曾到重慶「大串聯」,一起住在重慶江北下橫街小學。 當清華學生分裂成兩派時,周家琮加入了414派,而趙德勝加入了團派。兩個人都參加了「百日大武鬥」。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長矛,一手用筆寫雜文《有感—讀〈「友邦驚詫」論〉》,指責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對團派的偏袒。沈如槐將它譽之為「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戰鬥力的一篇雜文」。(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記事》401頁)
7月6日,當周家琮乘坐「裝甲車」駛向科學館時,埋伏在第一教學摟旁的趙德勝向裝甲車發射了一枚穿甲彈。土製的裝甲車難以抵擋貨真價實的穿甲彈,司機楊述立當場斃命,而周家琮僥倖逃過一命。
我聽說,趙的父親或別的什麼親人被共產黨鎮壓了。當我和姚永寧在逃離重慶時,他決定「甩」掉趙德勝。事後他對我說:「趙是懷著對共產黨的仇恨參加文化大革命的。」 或許趙德勝並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裝甲車上,但我卻因此事的發生而相信了姚永寧兩年前的判斷:趙德勝的心靈深處懷有仇恨。否則,我難以理解趙德勝何以有勇氣扣下扳機。
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中紅軍女戰士馮留特卡愛上了一個有藍眼睛的白匪俘虜,年輕英俊的中尉奧特洛克。當「藍眼睛」在押解途中試圖逃跑時,馮留特卡扣動了扳機,「藍眼睛」成了她槍下的「第四十一個」。鮮血映著藍藍的海水,浪花拍擊著海岸,馮留特卡哭喊著:「藍眼睛……我的藍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動扳機的學生是出於何種動機。是像趙德勝那樣因為心中懷有仇恨?還是像馮留特卡那樣出於對革命的信念?
我被關押在科學館時,周家琮曾試圖來探望我,但被看守勸阻。畢業離校后,他在給我的信中談及各人的遭遇,並提到了他遇險這件事。他說:「既然趙德勝念及我們在重慶時的友情而讓我僥倖活下來,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話下去……。」當時,他已為了追尋他的「夢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鋼鐵公司位於川滇交界處的大山溝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鋼草創初期,那裡的生活自然是相當艱苦的。毛澤東說:「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著覺。」死裡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沒有好覺睡,在那裡奮鬥了數十年。幾年前,當我在上海再次見到周家琮時,他已是攀鋼集團這個特大企業的付總裁了。 而趙德勝則因武鬥時殺人一事進了大牢。 1968年7月12日,在全國所有學校「停課鬧革命」兩年後,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
7月12日的前後幾天中,被圍得水泄不通的科學館上空有「永不消失的電波」,那是被圍的414派學生通過高音喇叭播出的聯絡密碼,而科學館的地下,解救被圍人員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們扼腕的是,團派的學生居然用埋在壕溝里的水缸準確地測出地道的方位,並用炸藥將它摧毀。 理工科大學的學生如此「能文能武」,顯然讓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學還要辦」。 毫無疑問,作為全國最大的理工科大學,清華大學一定在毛澤東的視線內。 當然,毛澤東十分清楚,不在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學學生頭上套上金箍咒,他們也會無法無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講了「理工科大學還要辦」半個月後,他便作出了制止清華學生武鬥的重大決定。 我們的苦難日子也終於熬到了頭。 1968年7月27日,在毛澤東親自部署下,幾萬名工人進入清華園制止武鬥。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數名工人。而414派則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當晚,毛澤東召見蒯大富等五大領袖,宣告紅衛兵運動結束,工人階級登上舞台。
我們當然不知道外面所發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發出的巨大聲響使我們意識到一定發生了什麼大事。很快,我們便聽到牢房外有很多雜亂的腳步聲。有一個人在問: 「這房間里有人嗎?」 「沒有人。」看守回答。
聽到正在離去的腳步聲,我們面面相覷,誰也不敢發出聲音。因為萬一一切照舊,誰發了聲音誰就可能挨打。但機會難得,我不能讓那些雜亂的腳步離去而無所作為。急中生智,我用腳將一個搪瓷杯踢到了房間中的硫酸罐上,只聽到咣啷一聲后,離去的腳步停住了: 「房間里有人,將門打開!」 門開了。一個工人向我們宣布: 「我們是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前來清華制止武鬥。」 就像那個時代的電影里經常出現的鏡頭一樣,我和其他俘虜一齊高呼:「毛主席萬歲!工人階級萬歲!」
我們見到了陽光,人群和樹木,我們也不再挨餓了。當天晚上,賈振陸一口氣吃了兩斤米飯,我也吃了一斤二兩米飯。我們根本不需要下飯的菜,飯糰一進入口中便會自動吞下去,彷彿喉嚨處有一股強大的吸力。 但我們並沒有獲得自由。兩派遲遲不能達成交換俘虜的協議,我們被轉移到主樓三樓的大教室,依舊是原來的看守看管我們。
又是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是多麼渴望自由。我決定組織越獄。一天中午,當我確定大多數人已經午睡后,我拉開了已在幾天前被我悄悄弄壞門扣的房門。幾個俘虜跟著我從主樓樓梯旁離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奮腳後跟粉碎性骨折,我們順利地逃脫。曾忍著劇痛,用腳尖猛跑,最後癱倒在地,一輛路過的糞車將受傷的曾昭奮送了回來。
在414派向工宣隊報告俘虜逃跑一事後,兩派舉行緊急會議。團派堅稱沒有見到任何俘虜,指控414派陰謀殺害俘虜。但陳育延在會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綻。 414派已無俘虜可交換,兩派迅速達成了協議。
在逃跑前,我曾想帶走那本陪我度過了這段苦難日子的《萍蹤寄語》。離開科學館時,我已將它悄悄帶在身邊。但轉念一想,這本書原是清華圖書館的,萬一逃跑時被抓住,我豈不多了一條「偷書」的罪名。我只得戀戀不捨地將它放下。
幾十年中,每當我去書店時,我都會在書架上尋覓這本書的蹤跡。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於書市的今天,它卻影蹤全無,似乎早已被人遺忘了。
而我好想重讀這本書。
注一: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記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幾天後,陳育延和葉志江推著自行車從科學館前路過,他們是團派中反對武鬥的「鴿派」,自以為414不會為難他們。哪知道414發現他們后,立即派人攔截。葉志江騎車跑了,陳育延被抓到科學館。414用衣服蒙住陳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頓,逼迫她交代孫華棟事件的真相。陳育延知道情況卻堅不吐口,並絕食抗議。一周后,葉志江來到科學館,對414守衛人員說,陳育延有病,他願意作為人質留在科學館,換取陳育延的自由。結果陳育延走了,葉志江被我們扣押在科學館,直到7.27工宣隊進校。葉志江是28團的筆杆子,堪稱團派的理論家,他的許多觀點都曾遭到我們的口誅筆伐。但是,他講義氣、重情感,危難時刻舍已救人的行為,卻不失英雄氣概、男人本色,著實令人敬佩。 2007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學館的414派學生邱心偉寄來沈如槐的書後便複信給她,指出書中幾個不確之處: 心偉: 發來的郵件和寄來的書都看了。時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讀來卻恍若昨天。不同的是當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歲月磨去。想要搞點研究探討之類,也非風燭殘年所能勝任的。一旦鑽了牛角尖(或曰「頓悟」注),說不定就會追隨周泉櫻去信佛了。你所說的給後人留下一點歷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但要真做起來也難。 沈如槐據說花了六年時間寫了一部清華文革記事。其記載之翔實,在我看來幾乎是同類書中最有史料價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來,恐怕也會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以我個人為例,書中366頁提到了我當年「英雄救美」的往事。這件事本與革命的主題毫不相干,不過是給血腥的武鬥添加了一點小資情調而已。但既蒙厚愛寫入「文革記事」,我當主角的對這段文字不妨考證一番,留一點「真相」給讀者。 書中說陳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學館要求留下當人質換取陳育延的自由。其實我三天後就去了科學館。因為陳被抓,我騎車跑掉是不得已的。當時我的自行車上有一書包陳育延的日記。日記里有團派歷次(包括武鬥期間)總部會議的記錄,孫華棟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當然還有不少充滿小資情調的個人隱私。所以陳育延要我快跑。我對陳說了一句「三天後我來救你」就騎車跑了。倘若當年老四得到了這些日記,「百日武鬥」恐怕會有更多的精彩情節了。 三天後,我在皮帶後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學館「救美」,腦中絕無「交換人質」的幻想。我想陳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學館的結果,而是因為她絕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讓她餓死在科學館。 我之被扣,當然是自投羅網。但書中稱我是「28團的筆杆子,堪稱團派的理論家」,則令我大惑不解。我當年從未加入「28團」,至今都不知道28團有哪些英雄好漢,如何能充當其筆杆子?文革中我寫過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報,但都是以個人署名的。我自忖也並未為老團提出過什麼可以「必勝」或必敗的理論,是當不了什麼「家」的。 當然,我很感謝沈如槐在他的書中重提當年這個插曲和稱我「捨己救人」的溢美之詞。我想說明的是,要想白紙黑字留下歷史真相併非易事。 註:周泉纓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諧世界理論---統一論哲學思想》一書的作者自序中說「1997年,我在佛祖『緣起說』思想的啟發下突然頓悟」。文革期間,周泉纓在清華園貼出《414思潮必勝》的大字報,成為清華大學「414」派的理論家。 葉志江
注二:曾昭奮《科學春秋》:就在科學館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學數學系的葉志江同學等就被關在科學館一間暗室中的幾個小暗室里。 …… 葉志江同學卻非常樂觀,時不時朗誦「大江東去」。他還說,「我們沒有受過白公館、渣滓洞的罪,現在正好來補補課。」事實上,我們這些被逮進來的人,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剛被逮來時,先是一個「下馬威」:眼睛被蒙住,站著,周圍大概站著四、五個身壯力氣大的學生,輪番拳腿交加。我的經驗是,只痛皮肉,不傷根本。年紀大者在被毆、摔倒、爬起、再被毆、再摔倒的過程中,折了骨頭,傷了內臟,可視為「意外」。 且說這葉志江(正好與葉企孫先生同姓),是全校聞名的高材生。他於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學。一九六四年,他在《數學通報》上半年內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是《對「正項級數判斂的一個方法」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推論(定理)並加以證明,而國外一位知名數學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樣的定理時則未加證明。雜誌編輯對此表示了特別的鼓勵。葉志江因此受到學校和北京市領導人的關注和接見。文化大革命一聲炮響,北京市領導人和學校領導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黑幫,他葉志江也成了「修正主義苗子」。年紀輕輕的,還不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但是,他成為數學家的前途是徹底葬送了。
注三:黃肖路,旅美華人,目前正在美國著述關於父親黃萬里和清華園的回憶。杜欣欣,旅美華人,著有《恆河,從今世流向來生》,《在時間中沉醉——關於自然、歷史和文化名人的散記》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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