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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文革歲月

作者：Brigade 於 2018-10-31 08:3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錢偉長·
〔編者按：本文摘自錢偉長先生的《八十自述》一文中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經歷了無法想象的困難：不論五類分子或是八類分子，我總是在最底層；兩派武鬥，都把我作為鬥爭對象；是勞改隊的永久隊員；武鬥最劇烈時，家住兩派戰線的前沿陣地，所有鄰居都躲避遷居他處，只有我和老伴還住在槍林彈雨之下，幾近百日，隨叫隨到，只要「九頭鳥」一叫，不論半夜或黎明，都必須出席批判大會；皮肉受盡了各種痛苦；書籍資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徵用；有一個時期，連吃飯都很困難；還有約近半年的時期，夫妻都被分別「隔離審查」或「群眾專政」，靠兩個在中學里當「狗崽子」的女兒在監視之下送飯度日；以後在１９６８年初夏的「百日大戰」的武鬥中，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小屋裡，另一間廁所兼作為廚房和吃飯，以及會見「革命群眾」、「專案組同志」的「外調」的會客室。但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靠著親人們相互關懷，相濡以沫。同時我堅信這些現象都是暫時的，一個國家不可能這樣長期混亂下去，總有一天要恢復建設，因此沒有喪失信心，沒有消極悲觀。再則看到許多革命領導和建國元勛都受到非人的摧殘折磨，對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處之不足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沒有想到一直鬧了十年之久。
時間長了以後，又漸漸開始了「地下」的科學工作，起初只是為了解答人們的詢問，有時給工廠無償翻譯一些進口機器的說明書，在武鬥最劇烈的時候，居然開始了三角級數求和的研究工作，這種工作無需參考資料，還可以斷斷續續做。在累積了一定數量的成果以後，就有計劃地要寫出一部有１萬種「三角級數之和」的大表，這樣的工作佔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的大部分時間，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居然完成了９０％的工作量。總數累計業已超過１萬種級數，涉及廣泛的實用範圍。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軍工宣隊進校以後，武鬥停止，不一月，被定罪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１０月２９日和力學教研組教師４０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鋼廠勞動，當三班倒的爐前工，和工人師「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人師傅都是２０歲出頭的壯小夥子，而那時我已年近花甲，爐前工的主要工具長鐵桿，重５２公斤，要舉起鐵桿來操作，對我說來確實非常困難。在日夜相處中，從青年工人中學到不少東西，和工人們理解漸深，有幾位在後來竟成了朋友。一月後，大隊撤離返校，我和少數幾位教師仍繼續留廠勞動。幾個月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那時我和工人關係已經很好，工人們已經不再直呼我為「錢偉長」，先改稱「錢教授」，以後直呼「老錢」。工人師傅和我一起搞了幾個月的技術革新工作。最後，轉入機修廠，和工人一起，根據需要設計製造了一台８００噸水壓機和大型的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熱處理車間及其設備。從而建成了水壓機車間和熱處理車間，滿足了該廠日益擴大生產的需要。為此，我查閱了大量的技術資料，參觀了北京市和各種水壓機車間和熱處理車間，得到許多工人的關心和支持。這兩個車間一直到我５年前訪問該廠時，還在使用著。
１９６９年夏，清華領導忽然通知特鋼工宣隊領導，命令我當日下午４時前返校，晚７時隨幾百人的教師隊伍，去江西鄱陽湖邊的鯉魚洲農場從事農業勞動改造，並要立志終生務農。特鋼工宣隊領導拒絕了這一要求，說：「當接受錢偉長來特鋼勞動時，清華軍宣隊領導遲群、謝靜宜曾再三叮囑，錢偉長不改造好，不許返校。現錢偉長雖然有進步，但離改造好，還有一段距離，我們沒有完成任務，因此不能讓他離廠返校」。這是後來師傅們告訴我的，師傅們知道鯉魚洲農場是吸血蟲病的嚴重疫區，這樣處理是工人師傅愛護我，使我免除了一場無妄之災。
美國作家韓丁訪華，要求了解清華在「文革」期間紅衛兵運動情況，周總理指定我陪同接待。為了接待外賓，革命委員會急忙給我調整房屋，把原已搬進的鄰居遷走，五間北屋都還給我家，有了卧室和寬敞的客廳，臨時動員教研組的同志來粉刷牆壁，並勒令我添置幾件傢具，當時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運動期間「處理」掉了，而扣發了幾年的工資也沒發還，只得暫時告貸。安置好以後，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和何東昌都還鄭重其事地來查看過。為此從１９７０年５月起由特鋼調回清華，專門從事接待工作。和韓丁大約詳談了一個月，參加接待的還有工宣隊接待組的劉師傅，韓丁的女兒卡門（即後來攝製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卡瑪——編者）是北京１０１中學的學生，也參加了紅衛兵，是蒯大富的熱烈支持者，拿過長矛，參加過武鬥，談話時卡門是見證人。我事先曾向周總理請示過，總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實說」，「卡門不會給我們隱瞞的」，「關鍵是講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國人聽得懂的邏輯講得合情合理」。談話開始幾天還有外交部的唐聞生當翻譯，後來只有我和劉師傅接待了，為了劉師傅能聽得懂，我講一段英語再講一段國語，有時卡門幫著譯給劉師傅聽。我們還約請了清華兩派頭頭座談，讓他們自己講兩派鬥爭的事實和他們自己的理解。在座談中，兩派仍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卡門當然還有不少蒯派觀點，但韓丁對此很感興趣，經常窮追不捨。我則自譽是最中立的，因為兩派都不要我，都把我當做鬥爭對象。最後，韓丁提出１００多個問題，儘力解釋了一個星期，有的問題乾脆承認沒法解說。一直談了一個多月，談到韓丁、劉師傅、卡門都滿意，才算完成總理交付的任務。韓丁返美后，寫了一本名為「百日大戰」的書，暢銷美國。卡門在文化革命結束后返美，成為一個很有影響的演說家，專為中國問題辯護。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周總理直接交付的任務中接待的國際友人，還有法國名導演伊文斯（１９７０年８月），美國作家斯諾（１９７１年２月），英國記者格林（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等人。
伊文斯來華攝製「文革」事迹，周總理指定我以知識分子身份接受採訪，並家訪攝製電影，長達一小時。格林也攝製了講課新聞片和採訪新聞片。斯諾的接待較細緻，談話採訪約近半個月。
其它還有《紐約客》記者斯潑林斐而德（１９７２年），在家中接待了約５小時，參觀了除廁所以外的所有房間，返美后，在《紐約客》１９７３年３月號上登載了長約３５頁的家訪報導。通過這些，深感周總理關於「實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異」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和中美建交帶來了中美交流的熱潮，夏天接待了美籍華裔教授回國訪問團，任之恭為團長，林家翹、戴振鐸為副團長，全團共有張捷遷等２４位教授，不少是別離３０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學，相聚間有說不完的話題。同樣還接待了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袁家騮、陳省身等人。１０月初至１２月，由毛主席周總理決定讓我參加我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英、瑞典、加、美四國，由貝時璋任團長，白介夫為副團長，團員有張文裕、錢人元等人。周總理囑我注重考察環保問題。在英國結識了皇家學會會長赫乞遜爵士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們乘遊艇遊覽泰晤士河，在遊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為當天泰晤士報頭版頭條新聞；在英國劍橋大學，我們還會見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還見到了老朋友倫敦帝國學院院長、空氣動力學著名權威賴希爾（J. Lighthill)教授，曼徹斯特大學英國機械工程學會會長脫納（c. E. Turner)教授，和斯汪西大學的著名有限元專家辛克維奇（o. C. Zienkiewicz)教授。賴希爾教授和我通過有關超聲波錐流的研究，曾長期通訊來往，賴希爾是現任（１９９３）國際理論和應用力學大會主席；脫納教授和我由於波紋殼的計算通訊，來往業已十幾年。辛克維奇教授原籍波蘭，我們是在波蘭的學術會議上認識的，當時他是從威爾斯的斯汪西專程趕到倫敦來見面的。我也專門訪問了管理環保的各部門，詢問了有關環保管理工作，並訪問了英國環保權威洛德斯爵士（業已９０高齡），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倫敦空氣污染（即霧）的詳細資料。最有興趣的是參觀牛津大學附近的皇家氣象中心，看到他們正研究全球氣象預測計算。在討論中我指出他們忽視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發，和西藏高原對氣流的影響，這將嚴重影響他們的氣象動力學的求解條件，他們認為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見，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我們訪問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聞名於世，國民中有９２％是大學畢業水平。接待我們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學會，該會會長漢勃魯博士極熱情，陪同我們全程參觀訪問。漢博士以後曾多次訪問我國。我們在瑞典訪問了新京斯德哥爾摩、舊京阿潑薩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極圈內礦區基爾納及其氣象探測火箭發射場。在斯德哥爾摩訪問皇家工學院、諾貝爾基金會、亞西亞工業集團公司的核反應堆和核燃料加工廠、皇家學會圖書館，也額外參觀了瑞京的地下固體廢料處理場，並獲得了有關資料。在阿潑薩拉我們主要訪問了該市的阿潑薩拉大學，據說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它有漢學系。阿潑薩拉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有大量中國文物館藏，我在圖書館中意外地見到了２０多本《永樂大典》珍本和郎世寧繪製的康熙年間的大清帝國全圖，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國地圖（按現代標準繪製的）。在北極內的基爾納礦區，我第一次看見現代化的鐵礦礦區。礦石從礦內用傳送帶直接自動送入選礦廠，一個選礦廠每年能選礦４００萬噸，一個班一共只用１２個工人，礦石進入第一層樓進行粉碎並篩選，合格粉末升人第二層，經洗選后團成顆粒，不合格的大顆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輸入第一層，把第二層團成顆粒的料輸入第三層樓進行燒結。最後經過篩選後由傳送帶輸入廠外的鐵路運輸車皮上，通過鐵路從挪威出口。廠房地下層是動力機械中心，１２個工人中，６人在動力中心，也管維修，其餘６人，每層２人，分管傳送速度、生產質量和機械動作的監護。在基爾納還觀察了北極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業發達，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會保險發達，一般工作人員，包括小學教師，幼兒院保育員都是大學畢業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還在進修高級學位課程。瑞典的這種高文化水平的社會，在訪問的四國中，應居首位。
第三站為加拿大，訪問了溫哥華、多倫多、渥太華、魁北克、蒙特利爾、尼亞加拉大瀑布。在渥太華見到了同屆出國的中英庚款公費生姚玉林，他攻冶金，獲得博士學位后和加籍華僑結婚，並在加拿大政府的礦產局中任工程師３０年，現為該局的主任工程師，不日退休；也會見了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的林達光教授。在多倫多返回母校時，才知道４０年代的應用數學系已停辦，因在戰後原來避難的歐洲教授們都各自回國去了。多倫多還為我返校而舉行了獲得博士學位３０周年的紀念會，參加者都是當年的數學系、物理系（現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３位還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在「文革」中我的畢業（博士）論文丟失了，現任校長從圖書館的原稿複製了一份贈我。老教授特別關心我們這批加拿大首批留學生，當他們知道段學復、張龍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國科學界的帶頭人時，都喜形於色。我還遇見了當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同學約許博士，他現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權威，也是現總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極想來華訪問，特別是華西大學（成都）的牙科，他父親在解放前曾在華西大學任教授，後來在１９８４年，他終於訪問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倫多大學我們還訪問了宇航研究中心，他們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圓柱殼受軸間壓力下的穩定實驗問題的研究，我向他們索取了不少實驗資料，並同意用我的圓薄板大撓度問題，以及扁球殼受壓失穩問題的公開成果和他們的研究資料進行交換。我們還訪問了魁北克的冰結構的強度研究所和高電壓實驗室，以及滑鐵盧大學的計算機軟體中心、運河遠距自動控管等科學技術設施。
最後一站是美國，我們訪問了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密西根、芝加哥和舊金山等６個城市，尼克松親自在白宮宴請了我們，基辛格也在國務院舉行中餐午宴，美國科學院舉行了全國科學家５００人的盛大宴會，據說這在美國科學史上是第一次。我們在美國科學界、教育界、學術界和華僑界中受到了普遍熱烈的歡迎。在舊金山告別時，由上海人劉太太獨資主辦了人數幾達１５００位的盛大告別宴會，參加者為來自全美各地各階層的代表人物，據說這也是創記錄的，足見新中國的威望。我們參觀了各種博物館、紀念館、國會和國會圖書館、宇航館、紐約世界貿易大廈、聯合國大廈、芝加哥工業博物館、斯坦福大學的工業園等公共設施，也訪問了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密西根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格萊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學９所著名高等學府，還有ＩＢＭ公司、奇異電器公司、ＲＣＡ公司和貝爾電話電報公司的主要研究所，ＩＢＭ的總經理專程陪同代表團歷經華盛頓、紐約、波士盛三個城市。他在紐約總公司的招待會上公開說：「我真誠地願意和中國合作發展計算機事業，對中國而言，我們無法保持什麼真正的技術機密，公司的高級技術帶頭人共有５００餘人，中國人超過半數，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哪天中國要他們回家為祖國服務，我們是無法阻擋的。」我們特別提出要求參觀和訪問環保局和環保研究中心，詢問了美國環保管理的運作方法和有關國際關係問題，並索取了大量資料。在這次訪問中，我們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關高新技術諸如激光、遙測遙控技術、計算機技術、加速器技術等各方面的進展情況，我們只是拒絕了觀看阿波羅登月發射的現場，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雙方都感到滿意。在訪問中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頓大學見了原帕薩汀那噴射推進研究所的老同事薩馬斐爾特教授，他熱情地請我專程參觀了他所領導的噴射推進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電子噴射推進發動機；另一噴射推進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懷特教授，特地從加州南部趕到舊金山，短期會見了幾小時，還見到了一些應用數學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闊別了３０年的人，無非是互相交換老朋友的近況。特別要提到的是見到了許多華裔科學家，如任之恭、林家翹、楊振寧、李政道、吳大猷、陳省身、趙元任、張捷遷、吳健雄、袁家騮、張守廉等教授。我們還專程訪問了李政道、楊振寧的夫人及兒女。
我在訪問四國中，一直是代表團接待記者的發言人，和各國記者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離美前，在舊金山召開了一次告別的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中國在解放以來，有什麼科學發明，可以算作是對人類的貢獻？」這是富有挑釁性的提問，我當時即嚴正答覆：「解放以來，中國人民在重建家園中，認識到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不論它曾經多麼落後、多麼貧困，只要國家獨立，民族團結，萬眾一心，努力建設，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設自己的工業、農業，逐步趕上世界最富有的發達國家，這就是中國人民最重要的科學發明和對人類的貢獻。」聽眾中一片掌聲，許多在場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熱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