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荒誕的牢獄之災

 ◇　送錯一封信，成為「階下囚」 

 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底的一天，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轉來的給江青的信。這封信是北京某個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的。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我因工作忙，不斷地收發文件和接電話，這封信我是分幾次陸續看完的。在這封信中，這位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就是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以及讚揚江青的話，等等。她寫這封信的目的，無疑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去她正受到的衝擊。我感到這封信很難處理——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我誤會了這封信的內容和江青有什麼關係，怕處理錯了，負不起責任。於是我把這封信附上一張條子送給江青。條子上寫的是：「江青同志：這封信有您的名字。」我所謂「有您的名字」，並不是說信的「抬頭」，這是寫給江青的信，當然抬頭是江青，而是信的內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說，此人及她寫的信的內容和您是不是有什麼關係。再說一次，這一點我是誤會了——確確實實誤會了，這位寫信人和她寫的信的內容和江青根本沒什麼關係。我萬萬沒想到，由此一場滅頂之災從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我：「為什麼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一下子，我嚇呆了，不知怎麼回事。低頭一看，是我「請示」她的那封信，我輕輕而又膽怯地說：「來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麼關係？」江青怒氣沖沖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沒動過窩，拿郭沫若的《洪波曲》來看看！」在江青這個嚴厲斥責后，我確實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講到，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文藝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漢、重慶，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屬於去延安的，但上面並沒講到江青的名字。 

 儘管江青聲色俱厲地斥責，但由於我心中無鬼，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後的幾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對我的態度卻變了。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江青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或發文件。恰巧這個星期和我一同擔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回家奔喪了；待楊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晚回來，１月９日上午江青起床到辦公室后，我領著楊去見江青（楊是１９６７年國慶節后調來的，還未單獨直接見過江青）。我向江青報告說：「江青同志，楊銀祿同志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麼？！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志。」我悻悻地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 

 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鐘，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他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他把我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歷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的一間屋裡，汪東興就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汪東興；「文革」后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從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

 這時我發現有兩個警衛戰士在看守著我。一個在別人眼裡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一夜之間就變成被警衛戰士嚴密看管的「政治要犯」，這今非昔比的變化讓我簡直無法接受。這一天對我來說終生難忘，因為一年前我隨戚本禹來到江青的身邊時，也正是１月９日，屈指數來，與江青為伴的時日不多不少，剛好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許這是歷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讓我這個「書獃子」從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的「座上客」，變成了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的「階下囚」！ 

 我雖然被看管在釣魚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但並不知道需要反省，而開始認真地讀《毛選》和歷史書，心想不叫當秘書，就回去搞我的歷史研究嘛。反正當秘書也不是我要來的，而是組織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離的第三四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我：「你在幹什麼？」我說：「看書。」陳伯達操著濃重的福建腔嚴厲地說：「還看什麼書啊，要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接著慢慢而又強調地說：「王、關、戚都是壞人……」——這三個人的姓氏連在一起並稱為「壞人」，我第一次聽到。姚文元立即指著我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我一聽這話腦袋炸了，這不把我看成「特務」了嗎？心裡怎麼也想不通，王力、關鋒、戚本禹怎麼都成了「壞人」？我怎麼是他們安在江青身邊的「釘子」？心想，江青及陳伯達，你們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現在連和你們一起「戰鬥」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打倒了，這不是自折「股肱」！？我當時實實在在把他們看作都屬於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沒有什麼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們，心緒很亂。稍微冷靜后，轉念一想，「胳膊擰不過大腿」。在江青身邊工作一年，儘管盡心儘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讓江青滿意，叫檢查就檢查吧。於是我苦思冥想、搜腸刮肚地做起檢查。又過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１月２３日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個人一起找我談話。一開場，姚文元對我說：「你看今天誰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指陳伯達了，他當時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這是指謝富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這是指楊成武了。姚文元沒說自己。他說這些話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這麼一種陣勢，對你要採取什麼措施了。面對著這樣的「陣勢」，我兀地感到泰山壓頂、五雷轟頂，我這樣一個僅僅二十二級的小幹部究竟犯了什麼事，居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這樣重要的負責人？一下子腦袋脹得很大，嗡嗡作響……謝富治裝成紅臉，面對著我：「江青同志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麼問題就交代什麼問題。」我也沒怎麼聽清，模模糊糊覺得他是勸我老老實實交代問題，於是我連忙點頭，說：「是啊，我有什麼就談什麼。」接著，陳伯達又讓我按著他的口授給我愛人寫一封信……就在這四位「大人物」和我談話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給換換地方——這一換就換到秦城監獄中去了。 

 ◇　秦城八年，寂寞難耐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深夜，我由荷槍實彈的兩名戰士押著乘一輛吉普車駛離了釣魚台——這個留下我特殊記憶的地方，在凜冽的寒風中駛向一條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裡有一座黑森森的監獄——秦城！從此，我就在這裡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創造業績的七年多時光。 

 後來知道，１月２４日深夜，就在陳伯達和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將我押往秦城的時候，陳伯達等還布置了一次小規模的「抄家」活動，到我愛人和孩子的臨時住處，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等等——實際上，他們一無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當時我愛人和兒子，剛從山東農村來北京不久，住在釣魚台北面警衛連戰士的家屬探親宿舍。陳伯達為了讓此次「抄家」能有所獲，利用他逼迫我給妻子寫的那封信——如前所說，內容是陳伯達口授的：「××：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裡了，現派來人前去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云云。很可能也是在陳伯達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愛人和孩子的臨時住處之後，警衛部隊又把他們連夜送到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的招待所軟禁起來。５月，即麥收前，面對我妻子再三再四的要求，才將他們送回了山東老家。後來，他們在農村人民公社裡就成為「反革命家屬」，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孩子初中沒讀完就不叫念了，年齡僅僅１３歲便被勒令參加農業勞動，全家老少受盡了歧視，哭訴無門。 

 我到秦城以後，換了黑色囚衣，並被冠以代號「６８２０」（大概我是１９６８年第二十個關進來的「犯人」），成了秦城監獄單獨幽禁的「要犯」。最讓我難以應付的並不是審訊，而是看不到邊望不到沿的孤寂，自把我投進秦城以後就再也無人過問了。終日坐在牢里無所事事，連一張報紙也不給，甚至我帶去的還是林彪贈送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個橫排合訂本）都給沒收了。我每天只能喃喃自語，或反反覆複數床頭前暖氣罩上的「孔」，一、二、三、四……以此來打發漫漫無際的時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時、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監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只要能和人聯繫、接觸，幹什麼臟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單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怎麼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惱，但又沒辦法不想，難受死了。我覺得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因為提審有與人對話的機會。實在難以應付這空寂的時光，無奈，我除了數暖氣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覆背誦從前熟悉的毛澤東詩詞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與填詞。這種折磨死人的境況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改善。從此開始，監獄開始發給一份《人民日報》、一本《紅旗》雜誌，又把入監時沒收的《毛選》發還給了我，這樣我就有報紙、雜誌可看，有書可讀了。我除了「一張報紙看一天」外，就是翻來覆去地讀《毛選》，幾年下來，《毛選》從頭到尾我讀了三十多遍，有的文章，如《論持久戰》甚至讀了一百遍以上。剛出監獄時，毛澤東二百字以上的語錄，只要是《毛選》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鐘的時間可以找到——現在老了，不行了。 

 在七年多的監獄里，提審沒幾次。我說，「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這大概是沒蹲過「單身牢房」的人不可能體會到的。在監獄里的一切活動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襲」，不給你一點思想準備。連釋放也是這樣。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專案組來監獄，突然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這個決定念了兩遍。我沒想到，終於有出獄的日子了；對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雖然專案組要我馬上離開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農場勞動改造，而且擺在我面前的仍將是艱難的環境，可是我格外振奮、激動，因為我又見天日了，可以跨出這牢籠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陽、浩大的天了。經過長達七年半的監禁生活，現在我極為渴望回到社會、回到民間。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獨自幽禁在鐵窗里強上百倍。 

 我走出幽禁七年多的監獄，才知道我兒子已經長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話，出獄后本來可以允許我在北京住一個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東，所以我提出要取當年存放在《紅旗》雜誌宿舍里的衣物和書籍時，專案組的人告訴我：「東西都讓你的兒子取走了，他已經是中學生了。」我聽說兒子已是中學生，心裡有一種特別的滋味——我對兒子的印象還停留在七八年前…… 

 ◇　洞庭陽光，溫暖人心 

 我要去的是位於湖南省常德的國營西洞庭農場。到農場后，不看天，不看地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老家寫信。八年了，音訊皆無。父母想我，我想父母，還有妻子兒子想我，我……想著想著，潸然淚下，恨不能插翅飛到山東老家，立馬見到父母、妻子和兒子。信發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兒子寫來的信——這是一個中學生寫來的信，我真高興極了。接著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全家人團聚了，老少三代，這是八年來第一次，這是八年來沒有過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兒子看到我還活著——活著，這是他們八年來多麼急切地想知道而又沒有人能告訴他們的事情。後來父母依依不捨地回了山東老家，我和妻子、兒子則在農場安了家。 

 經過了解，我知道了西洞庭農場的概況。它是１９５５年在洞庭湖邊上招工建立起來的一個大型農場。農場總面積一百多平方公里，摺合十六萬多市畝，耕地面積八萬多畝，水面五萬多畝，幹部、職工，包括家屬，有三萬多人，有十多個分場和一個農科所，每個分場和農科所都有包括小學、初中的學校，總場還有一所從小學到高中的學校。種植作物，主要是稻、棉、甘蔗。還有糖廠、紙廠、醫院、商店。駐場單位有稅務所、銀行辦事處、糧店、郵電支局等。農場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小社會。西洞庭農場是湖南省和全國農墾系統的紅旗農場之一，由於農場領導改變「坐大船划懶槳」的傳統做法，提倡和推行責任制，從１９７０年代起就年年盈利，這在當時的國營農場中還是不多見的。在農場，我不僅有了溫暖的家，這個農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企業，覺得很開眼界。我，還有我們全家，在農場，受到領導和職工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農場領導把我的家安排在農科所，由於我是北方人，讓我到棉花班勞動，不讓我到稻田班勞動；還給我訂了一份報紙，每個星期讓我學習一天；生活上需要什麼，農場都給購買，我的被褥、蚊帳，以及安家用的鍋、碗、瓢、勺，基本上都是農場給買的。農場燒柴比較缺，很多職工把自己家的燒柴送給我，連農場黨委書記家都讓我去他家拿燒柴。吃的菜，很多職工讓我到他們的小菜園裡去摘，或他們摘了送來。我雖然每天都要下田勞動，很累，很辛苦，灼熱的陽光曬脫了身上一層皮，可我還是很高興，和廣大職工有說有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像親人一樣待我，從此不僅徹底告別了秦城監獄中那些橫眉冷對的看守，也慢慢淡漠了他們留給我的陰影。當時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由於我的問題還沒做結論，黨的組織生活沒恢復，黨員的會議不能參加——我知道這是組織原則，不是農場黨委所能解決的。 

 當年１１月，我離開北京前迫切要求的結論終於下來了。當專案組把一份打字文件擺在我面前時，才知道專案組的結論共有兩條：（１）妄圖用假材料（按：指我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負責同志；（２）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按：此二人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兩名中層幹部，一個是哲學所學術秘書，一個是《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也都是我的老師關鋒的朋友，他們三個人合作寫文章，署名「撒仁興」，名噪五六十年代）。這完全是妄加的罪。還有處罰：「留黨察看一年。」這樣的結論，專案組逼著我簽字，我想不通，尤其是當年我把那位演員寫給江青的信交呈江青本人閱示，說有缺點、有錯誤，因而影響了她的身體，怎麼處罰都可以，但說是「陷害中央負責同志」，這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我當然不肯在這種不實之詞的結論上簽字。專案組又把江青抬了出來，說：「這是首長定的性，說你是『坐探』，你的問題就是這個性質。」很清楚，他們是想說，我們專案組也沒有辦法，並且說對你處分也不重嘛——用這「莫須有」的罪名，已經關了我七年半，並還要給「留黨察看一年」的處罰，還說「不重」，這是哪家的紀律和法律？……我自知辯解無用，因為江青還在台上，我為了能安排一個工作，獲得工作的機會，最後還是在這樣的結論上違心地簽上了我的名字。 

 關於江青誣我是「坐探」的事，在這裡補敘一下。我直到「文革」結束很久，到了兩個世紀之交，即２０００年前後，我才找到一個原始根據。江青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隊代表時講話，在講到我時，她說：「１９６７年我差一點叫他們整死，因為我那兒派了一個坐探，我從來不管鑰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發現了，我報告了主席，後來叫汪東興同志，給派了個機要秘書，來了就被他們支走了（按：「他們」指我和戚本禹等，「被支走」指楊銀祿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批准回家奔喪的事，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筆者）……後來我發現丟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沒有鑰匙，他們把東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開的，裡面什麼都光了。我採取突然襲擊，帶現在的秘書、警衛到坐探閻長貴家，找他要鑰匙，他說這就是對我不利。我說：為什麼非要對你有利？」這就是江青誣我為「坐探」的一些話，完全是栽贓陷害，血口噴人！現在人們看了這些話都會覺得可笑，而江青當時是在大庭廣眾場合臉不紅連眼皮都不眨一下說的，我也因此——確確實實因此，沒有什麼別的原因——被關了七年多，你說荒誕不荒誕。然而，「文革」中荒誕的事太多了！江青還說什麼她「帶著秘書、警衛」到我家，說什麼「為什麼非要對你有利」等等，等等，通通是信口雌黃，胡亂編造——我被迫離開江青的過程上面已經敘述了，不再贅言。江青關我七年多，而專案組一次也沒問過我所謂「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為根本沒這回事。江青為了整人，整一個她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見其人格低劣之一斑。話扯遠了，還是回到我在農場的事情上。 

 在作結論前，農場黨委書記覃正彥曾跟我說，等作了結論，你就到農場黨委宣傳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彥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紹幾句。覃正彥，１９２８年生，石門縣土家族人，中農出身，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參加工作，任過鄉長、石門縣公安局局長、石門縣委副書記、書記，參加過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會。「文革」中作為石門的頭號走資派被批鬥、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產到戶」、為右派鳴冤叫屈、反對毛澤東思想，等等。五年後恢復工作。１９７２年１月起任西洞庭農場黨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他在西洞庭農場任職八年多，在國營農場普遍虧損的情況下，如前所說，西洞庭農場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國的紅旗農場之一。１９８０年覃正彥調任桃源縣委書記，１９８３年任常德地區紀委書記，１９９１年退休。覃正彥，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是難得的好乾部。而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我等來的卻是這樣一個結論：妄圖「陷害中央負責同志」，關押七年半后還要「留黨察看一年」。因此農場黨委和覃正彥也沒法安排我到宣傳部工作了。當時農場黨委準備安排我到場部農業科工作，我的鄰居是農業科的曾副科長，他跟我說：「農業科你不能去，在農業科工作，不管風裡雨里都要往分場跑，你一個書生『耐不活』。」所謂「耐不活」，湖南土話，「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鄰居的這個好心的意見，得到組織允許，到農科所學校教書，我教過初中數學、政治，粉碎「四人幫」后還當了農科所學校的校長。１９７８年，農場黨委和覃正彥還是調我到宣傳部當理論幹事。在當年的「真理標準」討論中，我發揮了一定作用，我給農場幹部作過幾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報告，受到好評；農場黨委派我參加地委宣傳部召開的理論研討會，地委宣傳部留我參與寫研討會的總結。１９７８年９月，農場黨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黨校理論幹部班學習。這些都足見農場黨委對我的重視，也說明我在農場的表現還可以。我經常說「西洞庭農場是我的第二故鄉」，這實在是我發自肺腑的話。 

 談到農場，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農場黨委堅決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幫」后，「中央一辦」專案組又給我做過一次結論。在這次結論中，當然去掉了原結論中的第一條即「陷害中央負責同志」那一條，但其餘一條仍然沒有撤銷，更讓我不能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又給我加上無中生有的一條，說我反對周總理。如此妄加罪名，我斷然拒絕在這樣的「結論」上簽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是我在湖南省委黨校理干班結業以後，我幾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費用，農場財務部門都按出差給我報銷，這不僅是切實的物質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一辦」撤銷了，他們管的案子都轉到了中組部，中組部又把我的案子轉到《紅旗》雜誌社，《紅旗》雜誌社黨委於１９７９年９月給我徹底平反，並決定調我回《紅旗》雜誌社工作——在給江青做秘書前，我是《紅旗》雜誌社的幹部。對這一結果，農場黨委和職工非常高興，紛紛向我表示祝賀。在這時，黨委書記覃正彥親自幫助我解決妻子和兒子的城鎮戶口問題，即所謂「農轉非」，而這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農場職工看到這種情況，就問覃正彥，你來農場這麼多年了，沒安排自己一個親友，為什麼對閻長貴這麼熱心，覃正彥說：「他太老實了！」總起來一句話，我對農場黨委和職工深深感謝，我永遠忘記不了他們對我的厚愛。

 □　《中外書摘》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