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蘭沁：女兒心目中的饒漱石

我1938年出生在巴黎，當時父親和母親陸璀被黨派到法國工作。而後不久，他們又被派到美國工作，只得將我寄養在我出生的醫院的附屬嬰兒所里，並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臨時加以照顧。1939年，父母從美國奉調回國參加抗戰時，本想取道巴黎把我一同帶回，不料動身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海上交通中斷，他們只得改道回國，而我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國。我們一家人也就這樣天各一方近十年之久。

　　直到1947年，我母親又被派往巴黎的國際民主婦聯工作，我們母女才得以相見。1949年，母親離開國際民主婦聯，將我帶回中國。那年我11歲。當年7月1日到達滿洲里。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我們7月7日到達北京，7月中旬到達剛解放不久的上海。

到達上海那天，我們母女倆從火車站被直接接到父親辦公的大樓。記得當我們走進辦公室時，父親正在和幾個人商談事情。見我們進來，大家都高興地站起來。我因見過父親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認出了他。他面帶微笑從辦公桌後面走了出來。他中等個子，身體微胖，一頭濃濃的黑髮，雙眸大而炯炯有神，嘴上留著的鬍鬚為他增添了不少威嚴和帥氣。我膽怯地站在母親旁邊看著他越來越近。突然，也許是本能吧，我向前了一步，踮起腳，在他的臉頰上親了一下。我的這個突如其來的「洋禮節」使父親不覺一怔，但很快他和在場的其他人一起會心地笑了起來。這情這景仍歷歷在目，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據母親後來對我說，她把我這個獨生女兒帶回到父親身邊的那些日子，是她見過的我父親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時光。當時，我一句漢語都不會講，父女溝通，只能靠母親做翻譯。當母親不在跟前時，不管我和他用法文講什麼，他總是微笑著回答：「好好好。」後來我發現他不僅對我說「好好好」，而且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會常說「好」、「好好」，所以我曾多次開玩笑地叫他「好好爸爸」，而他總是以笑容和慈祥的眼神回應我。人生常常如此，對於父母的愛，做兒女的，往往感覺很遲鈍；而等到很久以後體會到了這份愛並想要回報的時候，才發現為時已晚，已無法報答。我何嘗不是這樣的一個女兒！如今想來，和父親那為數不多的相聚時光，竟成了我一生難以表懷的珍貴記憶！

　　漸漸的我發現，父親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對己對人要求都很嚴格。平時，他話不多，不苟言笑。雖然他和人說話時語調不高，文質彬彬，也沒有見過他跟誰發過脾氣，但我總感受到在他身上有一種威嚴，也總能感覺到大家對他很尊重，所以當時的我對他還真有點敬而畏之。

　　我回來后不久，他就開始抓緊對我的教育。他和母親在一個練習本上工工整整地給我寫了四句話：「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作為練習漢語的字帖。母親手把手教我一筆一畫地寫，父親抽空檢查我的作業，他們邊檢查邊給我解釋每個句子的意思。就這樣，我邊接受父母的愛國愛黨的啟蒙教育邊學習漢語，這四句話便成了我最早會寫會念並能理解的漢語句子。我雖然在法國學校已念到初中，但由於不懂漢語，回國后不能立即上學，他們就託人在機關里找到了一位懂法語的同志――秦老師，給我上漢語補習課。從此父親又有新規定：凡是我學過的漢語口語，都要在日常生活中練習著說，不許我再用法語講，也不許母親再給我做翻譯。在他這樣嚴格的要求下，緊張的學習使我落下了頭疼的毛病，但我的漢語確實有了明顯的進步，很快我就插進了華東保育院小學部5年級上學。

　　進入學校后，我高興地穿上了和同學們一樣的統一發的服裝，開始過集體的生活，平時住校，周末才回家，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更少了。每次回家，總看到他在伏案工作、看書，很少休息。他似乎沒有時間休息，也不會休息。有時看到母親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見過他打打撞球，但除此之外，他幾乎沒有什麼個人娛樂愛好。他生活簡樸、從沒有因為生活上的事向組織提出要求，組織上怎麼安排他都說「好」。當時，我們在上海的勵志社住的那個套間條件很一般，而且在樓里位置比較靠後面，但作為華東局一把手的他，卻住得心安理得。據母親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巴黎工作時，父親也是把正規的卧室讓給其他同志住，而他們自己卻住在一個很不方便的近乎是過道的空間里。

　　剛解放時，因為實行供給制，父親要求大家辦事都要按規定按制度辦，不能破例，不能搞特殊化。他對自己嚴格、對母親、特別對我更是如此。他曾擔心我長期在國外生活，可能養成了嬌生慣養的壞毛病，總是經常對我說：「新中國剛剛建立，人民生活還很艱苦，我們革命領導幹部，一定要帶頭艱苦樸素；你作為一名幹部子女，生活一定要節儉，不要搞特殊，要注意影響」等等。實際上，我在法國時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裡的生活也很動蕩艱難，我並不嬌氣，但我知道父親的教導是對的。住校期間念書之外，我學會了縫被、補襪子、補衣服、織毛衣等生活技能，努力和同學們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後來，父親還把他在戰爭年代行軍打仗時用過的馬褡子送給我用，要我繼承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父親的不斷教誨，促使了我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培養簡樸的生活作風和自力更生、吃苦耐勞的思想作風。父親送我的馬褡子是用黃綠色粗軍布做的。它不但一直陪著我上了小學、中學、大學，而且「文革」期間還陪著我上了「五七」幹校，參加「拉練」等活動。如今，它已成了我家的革命文物和傳家寶。

　　父親對母親的要求也很嚴。記得我們搬到北京之後，有一次母親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我買了幾個桔子。等到晚飯後她拿出來給我吃時，父親看見了很不高興。他批評母親「破壞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響」，弄得那天晚上家裡氣氛很緊張。花自己的錢買幾個桔子吃都要受批評，這樣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年代，作為黨的重要幹部，他真的是率先垂範，都有點不近人情了。

　　父親從不願意對我講他革命的過去，怕我出去炫耀，所以過去我對他的革命經歷了解很少。直到很久以後，我才從母親那裡聽說一些。她特別提到父親在「皖南事變」中表現得很堅強、勇敢，經受住了考驗的事情。她告訴我，在項、袁二人不辭而別萬分危急的時刻，父親挺身而出、勇挑重擔，給中央發報並與葉挺軍長一起臨危受命，負責指揮新四軍剩餘部隊突圍。特別令我感動敬佩的是父親在發給中央的電報中所表達的決心「我為革命犧牲，正我初衷」。

　　父親是個「工作狂」。在緊張而艱苦的戰爭歲月里和在建國後為鞏固人民政權、發展國民經濟，他持續不斷地超負荷工作，終於積勞成疾。他面部神經痙攣，眼睛周圍的肌肉常常不停地跳動，他看書報和批閱文件、寫東西都很困難，情緒也變得越來越煩躁。1952年初，遵從組織決定，他很不情願地停止了工作離開上海到北京治病；而到北京后，在不少中央領導同志的好心勸說下，他又極不情願地接受了當時時興的蘇式「睡眠療法」。不幸的是事後神經系統留下了些後遺症，這或許導致了他在後來的政治風暴中的一些「不正常」表現。

　　在父親治病和養病期間，不少中央領導同志來看望他、關心他。由於父親的關係，我有幸多次去過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人的家裡。我還曾分別在朱德、粟裕、張鼎丞等人家裡住過不短的時間，得到過他們及其家人令人難忘的無微不至的關愛。在我的印象里，父親和粟裕、張鼎丞、曾山等同志比較談得來，他們過去一起戰鬥過、性格相近、互相敬重、來往相對多些，各家的大人小孩也都彼此很熟。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後來揭發父親和高崗結成了「反黨聯盟」，而據我所知，高、饒之間除了工作關係外，二人私下沒有交往。他們過去未曾一起工作、關係生疏，他們性格不同、興趣愛好也不同，我們兩家也不曾有過什麼往來、都互不認識，連他們二人的秘書也都是事發后很久才相互認識的。

　　1952年，我隨父親來到北京后，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家。誰能想到，1954年暑假期間，我這個剛剛入團不久的初中生，在和學校其他共青團員一起高高興興地去公安部禮堂聽中央文件傳達時，才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得知「高饒反黨聯盟」的事情。這對我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一直以來被大家稱讚為「黨性最強」、「原則性最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父親竟然一下子變成了「陰謀家」、「野心家」、「反黨分子」！但結論是黨中央、毛主席做的，在那個年代，它是不容懷疑的。我只能用給父親扣的那頂帽子――「偽君子」來強解我所有的疑團。在社會、學校、家庭里所受到的黨的教育影響下，我向黨、團組織明確表態：堅決站在黨中央、毛主席一邊和父親劃清界線。（然而曾令我不解的是「偽君子」一語竟然出自曾任我父親政治秘書的艾丁同志之口。最近才得知，艾丁逝世前曾為在揭發批判「高饒反黨聯盟」時的政治壓力下無奈說出的這個違心不實之語，和它後來成為中央文件里形容饒漱石人格的定語而痛哭流涕、悔恨不已。）

　　據我和母親當時了解的情況，黨中央在對父親的「反黨」問題進行揭發、批判、教育之後還是準備保留他的黨籍的。然而，在這期間又先後冒出了揚帆、潘漢年的「內奸」問題，父親即被認定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1955年，他被開除黨籍並被捕入獄。從此，我們父女真的一刀兩斷，再沒有見過面，也從此杳無音信。同一年，母親也因受牽連，第一次被捕接受隔離審查（文革期間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7年之久）。從此，背著家庭「黑鍋」包袱的我，也開始不斷地經受種種考驗。記得文革前夕，我工作單位的一位領導曾試探式地問我：「想不想見你父親？」我心裡一怔，想這是不是組織上又一次在考驗我的立場，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見。」「如果他想見你呢？」他追問，我堅決回答：「也不見。」這個回答確實反映了我當時的真實想法。一直到文革后，偶然從一些材料中得知，被關押10年之久的父親於1965年才被判刑，而後有一段時間被假釋出獄。從時間上來看，正好是我被詢問見不見父親的那段時間。難道真的是他在那時提出過要見我？但那位領導已經去世，詳情已無從得知。我也許就這樣失去了與父親見面的最後機會，成為終身遺憾！而令我同樣遺憾和懊悔的是，文革期間，當我母親再次被關押入獄后，在擔心隨時有可能再被抄家的恐懼心情下，我把自己一直保存的和父親合影的照片，全部銷毀了。

　　文革結束后，全國掀起一個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然而一位中央領導在幾次講話中都強調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為了「顧全大局」，我和母親決定耐心等待。這期間，我愛人曾主動與我商量決定：父親革命一生又久經磨難，一定是年老體衰之人……即使不能平反，只要他能被假釋出獄，就接他回家和我們一起生活，安度晚年。我愛人那善良樸實的心使我當時非常非常感動。豈知那時父親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在上世紀80年代初公布的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我看到了在「文革」中父親為劉少奇寫的一份證明材料。從其中一條註釋里，我才得知，父親早已於1975年3月屈死獄中。一剎那，我欲哭無淚，只覺得自己那顆對父親的親情已幾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強烈的刺骨的悲涼緊緊裹住而無法跳動，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那份寫於1967年6月1日的證明材料里，父親以當年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和代理黨的滿洲省委書記的身份，證明劉少奇在瀋陽被捕后，黨組織沒有遭到破壞，也沒有人因此被捕。證明裡寫道：「我只記得他是因為到瀋陽奉天紗廠等候工人黨員接頭談話，被敵人把他當作小偷而被捕的。因為敵人未得到劉的其他材料，故劉只在監獄住了十天左右即獲釋放。」並「即到我家」。「當時，我們對秘密工作都缺乏經驗，故發生劉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劉釋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從而證明少奇同志沒有叛變。這當然不會被當時的專案組採用，但卻成為後來為劉少奇平反的有力證明。儘管父親自己當年被扣的罪名就是反對劉少奇，可是他不計前嫌，即使身陷囹圄，在文革高壓之下和全國上下一片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叫喊聲中，也沒有落井下石，仍然能夠實事求是寫出那樣的材料。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些黨史軍史工作者和一些熟識了解父親的同志或公開或內部撰文介紹他的革命經歷、對他的評價和對那場「高饒事件」和「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看法。中央正式文件里，早已將「高饒反黨聯盟」改稱為「高饒事件」，而「饒潘揚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和揚帆也早已相繼正式平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新近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21年7月―2011年6月）》里把1955年全國黨代會上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改稱為「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

　　多年來，我母親和我曾先後分別給黨中央、中央組織部、中央紀委、最高人民法院寫過申訴信，大多無人理睬，但2004年6月4日，中組部一位副部長率中央紀委同志到我母親家裡答覆我母親2001年4月的申訴信時，連稱「饒漱石同志」，並曆數了他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然而，那位副部長最後還是說：「可惜，他後來附和了高崗，反對了劉少奇同志，故原來的基本結論維持不變。」實在叫人寒心和難以理解。而後來再寫信，就都石沉大海了。

今年11月是我父親的110周年誕辰。千言萬語，我最想說的是：我為過去對父親的誤解傷害感到內疚，更為有這樣一位父親感到自豪！

來源：《炎黃春秋》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