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想——憶我的母親上官雲珠

　　　　　　　　　　　　　　　　·韋　然·

 　　３０年前——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我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落戶。

 　　插隊不到一個月，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這幾年一直災難不斷的家一定出了什麼大事，否則姐姐不會一反常態寫來這樣一封信。於是向北京的奶奶報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車奔向上海。

 　　１７歲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著窗外蒼涼冷寂的大地，火車彷彿一直圍著遠處的一個點在沒完沒了地轉啊轉，我的思緒也開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媽媽。

 　　是病情惡化了？還是別的什麼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剛剛４歲的時候，就離開了母親從上海到了北京，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除了學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媽媽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是，媽媽只要有機會到北京，一定會接我一起住上幾天，共享天倫之樂。１９６２年，媽媽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當時電影局的招待所里，從上海來的道臨叔叔、高博叔叔還有謝芳阿姨等幾位主要演員也住在這兒，這段時間，我就和媽媽住在一起。平時，他們拍戲，我去上學，星期天，大家一塊兒去遠足，沿著后海漫步，尋訪大觀園門前那唯一干凈的石獅子；中秋夜，幾個人分頭採購食品飲料，擺了一乒乓球台，邀來在京的親友，共享團圓。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劇影片《紅樓夢》上映，大夥兒一致推舉我出面，要求道臨叔叔買票請大家看電影……所有這一切，好象就在昨天。

　　１９６６年２月，媽媽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機會進行例行體檢，發現乳房上有腫塊，確認為乳腺癌后不久，在華東醫院做了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身體恢復得也很快。但是兩個月後，她突然昏倒，檢查結果是病變組織轉移到了大腦。這次可是動了大手術，十幾個小時，等從昏迷狀態下蘇醒過來，媽媽誰也不認得了，腦子裡一片空白。術后一個多月，媽媽才給我寫了第一封信，仍舊是她那向右傾斜的字體和習慣用的綠色墨水，告訴我，已經認識３００個字了。

　　時隔３０多年後再來追想，我倒寧願媽媽就這麼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渾濁瘋狂的世界重新清涼寧靜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中國人，又有誰躲得過這場劫難呢？

 　　就在媽媽第一次手術時，社會上已經在批判電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醫生的干預，才把她留在了醫院，沒有過早地捲入洶湧的漩渦。她在華山醫院動過腦手術，馬上轉入華東醫院，躲過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個浪頭。但是，到了可怕的「紅八月」，偌大個中國再也找不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媽媽是被一瘸一拐趕出醫院的！一個剛剛動了癌切除大手術的病人啊，哪有半點人道可言！那時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半年內連續兩個大手術，剛剛被醫生從死神手中搶了回來，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裡，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的牆壁上，全是媽媽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２９室的房門，砸得像蜂窩一樣，從上到下布滿了黑洞。媽媽病弱的身軀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隨意進進出出的紅衛兵，心中充滿恐懼，頭腦一片空白……

 　　她到底怎麼樣了？

 　　　　　　　　　　　　　　　　（二）

 　　到了上海，我立即去找姐姐。她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聲樂，再有一年就畢業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數。姐姐在校園裡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喜憂參半，拉著我匆匆來到暫時棲居的琴房，掩上門，抱住我就哭了。

 　　這時候，不用再多問什麼，我只有緊緊地、緊緊地抱住她。

 　　媽媽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電影廠上班。其實哪有什麼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報到，在那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那時媽媽的身體，還遠沒有恢復到一般健康狀態，連日常家務都做不了，可電影廠卻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媽媽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的時候搞陰謀。媽媽不承認，他們就打，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打得很重。

 　　媽媽回到「牛棚」時，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獃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里的黃宗英阿姨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一邊安慰一邊關切地詢問，但媽媽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媽媽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還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寫的交代，她哪裡還拿得動筆，拿起筆來，又能寫什麼呢？她實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媽媽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的凌晨。

 　　那一年媽媽４８歲。

 　　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小菜場準備上市的菜筐里，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可是，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去醫院，已經沒救了。

 　　姐姐得到學校工宣隊的通知趕到醫院時，連骨灰也沒有見到。媽媽身後的一切，都是姐姐的同學、男友燕凱一手幫助料理的。燕凱，我一直視他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虧有了他，支持姐姐度過媽媽過世后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那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一直是我們三個在一起，燕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送姐姐去部隊農場之後，返回了山西，而燕凱則在媽媽死後一年半，１９７０年３月８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殺身亡，年僅２４歲。

 　　我的叔叔程述銘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為中國天文報時準確性躍居世界前列作出過傑出貢獻。１９７１年深秋，在天文台被隔離關押時，他用最簡單的物理方法——觸電自殺，那一年，他４２歲。

 　　我的姐姐因為家裡的種種「問題」，學校遲遲不予分配工作，直至１９７５年才在親友的幫助下獲得浙江歌舞團的工作名額。為了儘快辦理手續四處奔波，在９月末一個細雨霏霏的下午，被一輛大卡車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剛剛過完３１歲生日，幾天前我倆還相約，要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可她突然就這麼走了，全都走了。

 　　　　　　　　　　　　　　　　　（三）

 　　３０年前的１１月２２日，媽媽被逼迫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她是不情願的。

 　　燕凱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願的。

 　　我不知道媽媽決心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麼。就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象媽媽一樣義無反顧地辭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數不清的燕凱和叔叔們。中國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從來具有這樣的傳統——可殺，不可辱！他們用寶貴的生命捍衛自己的尊嚴。因為，在那個非常時期，人民沒有合法手段維護自己的起碼權利。任何一個人，今天給你羅織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和侮辱，其手法之殘酷和惡劣，真可謂集世界之大成。面對這種非人性的、沒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辱，他（她）們只有以死抗爭。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

 　　在這成千上萬以自殺來抗爭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為數更多的被各種方式迫害致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對社會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精英！他們的死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有沒有人認真計算過？有沒有人追根尋源去究其原因？巴金先生創建「文化革命」紀念館的倡議，不是沒有人去理會，至今沒有下文嘛！

 　　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寫道：「『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能發生？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象也不喜歡別人回答……如果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回答出來，全國人民……會衷心地感謝，他們會放下心中的包袱，輕裝前進，表現出真正的安定團結。」

 　　２０世紀馬上就要結束了。本世紀中國歷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見、觸及了幾億人靈魂的大變故，為什麼事隔３０年還不能有一個徹底的交代呢？難道不該讓年輕的、更年輕的一代人汲取教訓，不要讓這慘絕人寰的悲劇再次重演嗎？

 　　媽媽離開我們３０年了，３０年來，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她，所有熱愛她的電影藝術的觀眾也沒有忘記她。１９９５年紀念世界電影１００年暨中國電影９０年的活動中，媽媽榮幸地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為渴望的，是能夠把媽媽為什麼會遭此惡難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　摘自《中國婦女報》，來源：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採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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