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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八月」--滴血的記憶

作者:Brigade  於 2018-10-3 01:4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章立凡· 
 〔題記:本文原是本人回憶錄中的一部分,后應某大周末報紙約稿改寫,排好 整版清樣,終審時被主編槍斃。此文遂論落坊間,兩年前被「燕南網」撿到貼出; 又被某大網站轉載,跟帖數千,忽一夜刪盡;但各大網站旋即輪番轉載,遂謬種流 傳,無法盡焚矣。 前因此文非獲本人授權公布者,但流傳既廣,也只好默認這個現實,一直採取 不聞不問態度。今年適逢「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為深刻反省歷史,遂訂正個別錯 誤,正式予以公布,略補國內教科書之諱言。
歷史是由事實構成的,歷史研究也從來不是「宜粗不宜細」。希望這段歷史的 親歷者,能夠勇敢地拿起筆,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以避免民族的「集體失憶,共 同以史為鑒,促進社會和諧,建設公民社會。
近年屢見所謂「新左派」對於被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揚,另外還 有一種論調,歪曲「宜粗不宜細」的本義,欲將「文革」的歷史束之高閣。筆者是 曾經滄海的過來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記憶,願我們的民族永遠記住這段滴血的 歷史。〕
◇ 恐怖之夜,走脫羅網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 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 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老人家後來總結說,「一生辦了兩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辦成時,他在這 里主持了開國大典。據說大典之日原定為1950年1月1 日,老人家改為19 49年10月1日,即夏曆丁丑年的甲子日。這個日子選得不錯,本共和國至今已 度過五十五個春秋。這回發動「文革」選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錯了皇曆。 古來年值「丙午」、「丁未」稱為「紅羊劫」,當天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將八 億中國百姓拖入一場歷時十年的浩劫,成為偉大領袖一生最大的敗筆。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 么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 」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父親章乃器是毛澤東在1957年欽點的「右派頭子」,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 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 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我讀書的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老人家曾親自寫信,對「造反 有理」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風光無限,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改名「 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 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 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云云。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 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裡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 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裡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 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 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 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 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 「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鬥 」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 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裡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乾 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 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幸 免。
我在運動初起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 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 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 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 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衚衕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衚衕母親的住處(父母已分手多年), 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走在黑夜的 凄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衚衕的鄰居張潔 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 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 勢」還很木然。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 ,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 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 」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乾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 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 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 正在用皮帶狠狠抽射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 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 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裡, 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 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 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他遲疑了一下,將頭 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衚衕, 父親那裡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 已遭厄運,生死未卜。關於父親九死一生的經歷,已寫入他的《七十自述》。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背後,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 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多日之後,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 學校。
在校園裡,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 。走進教室,只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 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 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只 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鰲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 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后,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 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 )、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 育「尖子學生」,只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 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臟出血。據老 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結束多年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 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 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 萬千慘景,一堆爛帳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 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 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 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裡出來的唯一生還者。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 被剃了「陰陽頭」,被紅衛兵押送著「遣返」 回鄉。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 ,用皮帶抽打著,象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 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話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 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 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 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 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 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 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洩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釋放出心中的魔 鬼,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一位中共最高領袖的後代訪問德國后對我說:「與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 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 類似「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 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 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 數字,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 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
母親所住衚衕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里 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髮修齊,衣著整潔, 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 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 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 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扎著上了吊 。 母親屬於海外歸來人員,又曾留學東洋,加上與父親的關係,何以當時能倖免 於難呢?一是她的鄰里關係不錯,二是管片民警對紅衛兵說,此人自解放以來,從 無海外聯繫,這性命交關的一言,對母親的命運重於九鼎。不過到了1968年「 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她還是沒逃過被單位關押審查的命運。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 廁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 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 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衚衕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 老態龍鐘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 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紅衛兵命令 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 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里,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傢具(文物除外) ,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 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 「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 ,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 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只是幾滴餘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 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 財富,卻靠製造「階級鬥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 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說過自己「紅八月」經歷,再說周邊友人。父親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 中敘述了,我要講的是兩個既非「紅五類」也非「黑五類」的人家。歷史總是忽略 芸芸眾生類的「中間人物」,如果我不記述下來,她們的悲劇可能永遠不為人知。
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 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 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 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 「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 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 。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 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 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 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 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 ,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里。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 ,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 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f 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 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採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 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后,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 ,於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如今自由開放的少男少女們, 恐怕無法理解在那個禁錮人慾的年代,一位頂著「高級民主人士遺孀」名分的女子 守節之艱難。這愛和被愛的權利,對於張潔鳳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 、批鬥,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樑上,輪番用 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在場 民警對紅衛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 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捨活著。有時她在衚衕里 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稀黃的頭 發,安慰兩句。我沒有隨身帶食物的習慣,也沒有錢。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種,莫過於「壞分子」。這是一 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制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 子」的人,都可以被劃為「壞分子」,是一種「百搭」身份。而張潔鳳從未被戴上 過任何「帽子」,只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兒,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於有一天,我在衚衕里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 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裡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衚衕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 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 虎視眈眈的街道幹部,欲言又至,保持著距離慢慢前行。
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衚衕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 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 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一年後工程師攜女兒從雲南來看我和母親。據他說,家難發生后,接到司徒家 的親戚(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弟婦)來信,方趕來接走女兒。這次是專程來解決遺留 問題,他已經找到了當年的紅衛兵、民警以及有關單位,但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結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 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 丈夫。女孩已長成少女,大人則更加蒼老。劫后重逢,望著相依為命活到如今的一 老一小,如同惡夢醒來,良久竟相對無語。
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 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於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 。父女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張潔鳳在海外洪門中,肯定夠得上 「祖師奶」級的輩分,敢於冒犯她的人, 難免不落個裝進麻袋、沉到水底「種荷花」的下場。她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做一名 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偉大時代竟不容熱愛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為愛情付出了 生命的代價。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幹部和紅衛兵們,今生能否擺脫良心的 折磨?我無法想象,一名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六歲女孩,心靈上創傷能否癒合 ?我很想知道,張潔鳳彌留之際,想對至親至愛的女兒和丈夫說些什麼?
◇ 母女攜手,化蝶雙飛
母親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璇 ,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 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卻大大有名。
張老先生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對袁氏稱帝,幾與割席,被從大總統 府秘書兼政事堂機要局長的職務上調離。晚年老先生定居蘇州,父親因「七君子案 」被捕入獄后在蘇州關押,他與李根源、陶家瑤等蘇州耆宿,都曾予以聲援和關照 。「七君子」出獄時,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變」后,他與李根源、馬 相伯等組織「老子軍」,誓死抗敵。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素以持論 公正著稱,受到周恩來的尊敬。
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凈凈的小姑 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遊戲,我當「爸爸」 ,她當「媽媽」,女兒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還不懂得「家庭」是怎麼回事,有一 次到張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將來要與小遷妹妹結婚,被母親當場訓斥,鬧了個 大紅臉。
後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而北京市要將「複雜分子」通通清走,將偉大首 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許張阿姨繼續居留。於是她聽從我母親的建議,給周恩來 寫了一封信,母女獲准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後我再 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訊聯繫,「文革」爆發后,人人自顧不暇,音問中斷。 不久偉大領袖支持革命師生搞「大串聯」,我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 6年11月,才到學校「革委會」開出一份介紹信,揣上父親給的二十元錢,擠上 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
行前父親要我去一下蘇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鵑;母親則囑咐一定要去看張 阿姨,然後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兩位同學。
在蘇州下車,住進「革命師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準備去張阿姨家。 我那時已處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動期,想起馬上要見到小遷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 成何等俏模樣,心情多少有些興奮。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註明「 蘇州富郎中巷XX號顧乃文轉」,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 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 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 —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 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 學農勞動去了。
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台樓閣,曲徑迴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 堪鬥打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後 ,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饑。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 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 心向母親復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我在蘇州只打聽到周瘦鵑被抄家,後來得知這位鴛鴦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 當紅衛兵摧毀了他嘔心瀝血培育的盆景之後,便殉了那些至美靈物,在自家花園投 井自盡,落了個「人琴俱亡」的結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親的兩位同學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師生接待站 」設在「南屏晚鐘」的凈慈佛院大殿里,莊嚴佛像已蕩然無存,僅發現一尊雕工精 美的漢白玉觀音,橫倒在後院的山坡上,但已經沒有了頭。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 每天燒飯的燃料,是一籮筐接一籮筐的佛經雕版……。到南昌后我無心再走,折回 首都。
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 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 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結束后,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 Y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 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 世了。」這本是我心中預料的答案,但還不甘心,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 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
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工資被扣,音訊全無。張阿姨 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後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 食」的生活,毅然帶著愛女走上不歸路。待到劉先生解除審查,已經家破人亡。
與周瘦鵑先生一樣,張阿姨屬於那種極有教養、斯文安逸的蘇州人,一輩子從 未傷害過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傷害。母女兩代閨秀,象兩件潔白細薄的精巧瓷器 ,任何震動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這位兒時玩伴,十七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牽著母親的手,象蝴 蝶一樣從這個瘋狂的世界上悄悄飛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比我晚一年來到這個世 界,但生活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除了親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沒有給社會留下任 何記憶。
多年來一直想不明白,是什麼樣的母親,能忍心讓女兒殉葬?我不敢想象當晚 母女相對投繯的細節。今天忽然醒悟:「質本潔來還潔去」,是女兒自願選擇追隨 母親,保持做人的尊嚴。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法國大革命的殉難者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將 「自由」換成「革命」,有什麼區別嗎?
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間,好 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 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斷懺悔曾經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 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2004年10月12日 改寫於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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