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於春秋後期。恰逢墨家,道家,陰陽家,法家,縱橫家,儒家等百家爭鳴,學術言論最開明,思想最自由的時代。
孔子曾師從郯子,學古琴於師襄,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子,但對他影響最為深刻的恐怕要算季札了,所謂「季札觀樂」,「季札讓國」說的便是此君。孔子對禮樂的了解多受益於季札,所獲皮毛而已。孔子向師襄學古琴,一曲終了,孔子解琴曲:「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竟讓師襄佩服得五體投地,足見季札的德行何等之高。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告誡他:「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僅此一面,老子就看出孔子驕氣多欲,好高騖遠的品質。孔子求學並非從一而終,而是師從諸賢,但多自學而就,天份之高,皆望其項背而嘆。
孔子活著時就有「天縱之聖」,「天之木鐸」的美譽。這歸功於他的一個得意門生子路。第一個把他當作聖賢的便是子路,子路認為他的老師遠勝於堯舜。而這位負米求學的子路卻是眾所周知的莽漢,除了為孔子駕車和打架外,並無任何出彩的言行(六十多歲跟人拌嘴鬥毆,被打死並剁為肉醬,以致孔子從此不再吃肉醬)。如此莽漢,孔子卻稱讚他可以「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師生之間互相吹捧到了無須掩飾的肉麻境界。但這並不妨礙子路成為"孔門十哲"之一,可見,彼時"哲"並不怎麼值錢,含金量不高。孔子門徒三千,有出息的七十二人,號稱"七十二賢",子路也是其中之一。
克己復禮,是孔子思想組成的一個重點。克己,就是做人要有約束,那麼復禮就是要恢復周禮,即恢復秩序。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就是這個道理。問題在於孔子自己也不知道何為「周禮」。因為,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說,夏商的禮制我能說個大概,但因杞國和宋國留下來的文獻不夠,所以難以證實,如果有文獻的話,就可以證實了。然後,子又曰:「后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大意是,周朝參照並沿襲夏商的禮制,周朝禮制是可從夏商禮制中推知而得,因此我要遵循周代的禮制。天哪,自己還沒弄清「周禮」是什麼,便決定要「復禮」了。那麼「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治學精神又去了哪裡?諸如此類不負責任的言論此起彼伏,怎麼能得到列侯的賞識並委以重任呢?
孔子周遊列國一十四年,目的是遊說列侯國君給他官做。官癮之大,令人髮指。他倒是做過官,還做得不小,但卻是一個地道的惡吏。他五十六歲時一度為魯國的大司寇(執掌刑律)。當官第七天就以「五惡」的罪名,以言論定罪,把一個叫少正卯的大夫給殺掉了。少正卯是當時德行威望極高的大賢,孔子的三千弟子曾不止一次全體投靠到他的門下(僅顏回一人不曾有跳槽記錄),以致孔門「三盈三虛」。孔子辦學絕非義舉,是要收學費的(沒錢的學子也可以用鹹肉鹹魚大米代替)。少正卯幾次三番奪人飯碗,於是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曾經有人問道於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孔子答:「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錯,孔子正是如此「以直報怨」的,連瓜田李下的嫌疑都顧不上,以「亂政」的名義,直接誅殺他的競爭對手,對於他畢生鼓吹的「仁」何其不是種諷刺!不過也恰好解釋了為什麼孔子一生求官而不得的原因----濫用屠刀的「聖人」,誰敢用?!孔子的學生入仕的也不少見,而列侯們寧可啟用他的學生也不願封他一官半職,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學》以及《孝經》為曾子所著,《中庸》為孔子之孫子思所著,《春秋》為魯國史官所著,《論語》為孔子門生和再傳弟子所著,《詩經》為周朝的史官搜集編輯而成,至於「孔子刪詩」更是無稽之談,《詩經》成冊時,孔子才八歲。《易》與孔子毫無關係,因為,子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可見孔子到老對《易》的研究尚未做到文辭義理兼備的程度,《易》怎麼可能由孔子修著的呢?儒家學者把光環不顧一切地套在孔子的頭上,無非是想證實孔子思想的權威性,以便證實鼓吹孔子學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這,正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悲哀----「獨尊儒術」后,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樣的思想家,哲學家,理論家和科學家了。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先秦列侯們皆以法家之說為強國之本。漢以後也找不到一位開國帝王尊崇儒術的例子(假如王莽篡位,新朝不算是一個朝代的話)。原因是孔子思想不利於強國,僅適用於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統治,而且必須是天下內憂外患可以忽略不計的前提下。「文景之治」採用的是道家黃老之術,國家和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漢書》記載:「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就是說,國庫里的錢太多以至於生鏽粘在一起無法統計,糧食多到消費不掉只好任其霉爛。文景時期實現了真正的治世,國強而民富,奠定了漢武帝將一個朝代推向頂峰的基礎。於是才有漢武帝「巡遊郊祀」,「封禪泰山」的荒唐之舉。其時,儒生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欣然接受。因為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髓----「愚民思想」與武帝「維穩」的訴求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后經儒家子弟持之以恆的推波助瀾,終於出現不但「獨尊儒術」,還變本加厲出現更為變態的「罷黜百家」。從此,中國進入一個比「歐洲中世紀宗教黑暗」更黑暗,更可怕,更漫長的時期。不幸的是,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喚醒了整個歐洲,光明重現,而中國卻依舊沉睡在儒教暗無天日的醬缸里,直到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方如夢初醒,驚見吾國吾民已「積弱百年」,急需圖強。「積弱百年」?不,洒家認為早已「積弱千年」了!
近些年,孔子和他的學說在各類媒體行情見長,孔子其人及其學說被「國學大師」們無限拔高,孔教正大行其道。鑒於歷史,洒家深感憂慮,因為孔教不僅不是強國之靈丹妙藥,而是實實在在的弱幫之策,誤國之道,弘揚不得。
此洒家一家之言,村夫誑語,然非戲說,如鯁在喉久矣,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