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兒學得胡人語，爭向城頭罵漢人 (ZT)

記得西漢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劉奭被立為太子。他對老爸漢宣帝劉詢建議，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立即臉色大變，訓斥兒子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儒生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這裡牽涉到的是中國政治制度從古至今的一大爭論，就是在俺們社會行為協調上面，是應該著重於利用道德教化，來改變人心，從而維護社會公義的王道，還是要著重於法律體系的客觀性，來約束人的行為，從而建立社會運行的次序的霸道？

禮記言，至道以王，義道以霸，其實說明了王道和霸道的相輔相成的關係。因此任何簡單地強調道德在社會制度中的德政，或者簡單地強調法律在社會行為中的律政，都走上了偏頗之路。

在西漢的時候，被漢宣帝批評的儒生們，算是食古不化，不具備經世致用的能力，不明白時宜，就是實際情況，而喜歡於厚古薄今，在概念和主義裡面打圈圈。

那時候的儒生們，主要是反對西漢由漢武帝和漢宣帝實行的王霸道并行，但偏於霸道的政策，硬生生把漢文帝和漢景帝比較傾向於黃老之治的無為政策，吹捧成儒家正宗的王道，又把武帝和宣帝實行的儒中帶法的有為政策，歪曲成霸道。

而由於太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受到這些儒生們的洗腦，才會受到老爸的一頓訓斥。而漢宣帝也嘆息道，這個太子，將來會搞亂國家。結果就是從漢元帝手裡，單純地以德治國，土地兼并惡化，地方割據做大，中央權威喪失，最後出現西漢衰落。

今天可以看到，俺們也有不少不明時宜，好是古非今的人士，要麼懷念文革時代的美好生活，要麼吹捧所謂蔣家王朝並不存在的黃金十年。

當然更多了一派崇洋媚外，對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一知半解，一竅不通，拿著中國西周時代的封建制度，就是說在秦朝統一中國，實行了郡縣制之後，就不存在的制度，來套在中國後來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之上。

這些人，還抱著連今天的西方理論界都不齒，由於對東方歷史一竅不通，起源於黑格爾，在馬克思和韋伯那裡同樣存在流毒的東方主義概念的理論垃圾，津津樂道。這種源於白人種族至上理論，醜化世界非西方文化，為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的「白人負擔論」和歐洲中心主義，成為了這一派人的聖經。

可笑的是，漢兒學得胡人語，爭向城頭罵漢人的招招兒，已經不是太有招搖撞騙的功力。哪怕把宣稱老子學好了外文，就不齒於中國文化的人，封一個高帽，也頂多是平添一出笑話而已。

唐朝時候，唐高宗李治問令狐德棻，「何者為王道，霸道？又孰為先？」

令狐德棻答道：「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以下，王霸俱失。」

而今天的中國，既有法律方面的漏洞，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又有法律受到貪腐困擾，兼有官權撈過法律界。

同時又看到全民經商逐利，社會道德體系衰敗，民間和官府，都出現不少傷風敗德的現象。

這恐怕就是上面說的「王霸俱失」的情況。

因此對重慶模式重視道德理想，重唱紅歌的舉動，或者對深圳模式著重法律建設，限制官權的行為，俺還是那句話，要採取漢朝的雜的方法論，道德和法律兩手抓，王道和霸道，都不可取一廢一。

但是在這裡，需要對中國法律體系的幾個來源稍微說明一下。

法律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環，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四千多年的發展，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有比較鮮明的特色。

在早期的奴隸制下，當時的法律是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湯刑，到周朝的周禮，大概除了現在的憲法沒有的話，其他的六法中的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都頗具規模。

而俺們周朝的憲法，就是四句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到了春秋時代，成文法在各國之間逐漸制定和頒布，鄭國的子產、晉國的范宣子都鑄法律於鼎。而最為著名的是戰國時代，魏國的李悝總結各國的法律，而制定了《法經》。以此為基礎，秦國的商鞅制定了《秦律》，並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變成了第一部全國施行的法律制度。

這之後，漢朝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然後就是三國之後產生的魏律、晉律和北齊律等等，最後到了隋朝的《開元律》，接著就是中國古代最完整的唐朝的《唐律》和《唐律疏議》，不光對中國後來的歷朝，甚至對東亞的大部分國家，具有深遠的影響。

後面就是宋朝的《宋刑統》、元朝的《至元新格》和《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和清朝的《大清律例》，算是整個中國法律體系的路線。

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有幾個特點。一個就是禮和法結合，中國法律建基於儒家理論，因此法律規範和道德規範比較一致，可以看成是同一體系的一體兩面。

第二個特點，就是法律不外乎人情。在中國的古代法律實踐中，講求天理良心，法文上的合理，並不代表判案結果上的合理。比如美國的辛普森案和其他的一些案子，判案結果導致的社會騷亂，這在中國法律傳統來講，是不可以接受了。公眾輿論的反應，某種程度上成為法律的一個判案因素，這個在最近的湖北鄧玉嬌一案上，特別明顯。

第三個特點，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從齊家到治國到平天下，因此家庭、宗族到國家，從家規、宗法到國律是一脈相承，其中包含很多私人契約、民事糾紛、家族爭吵等等，算是民法和商法的領域，都多為協商解決，導致中國古代的法律以刑法為主，在民法的體系化上比較缺乏。

第四個特點，就是中國法律體系隸屬於行政系統，古代的官員同時也負責地方的法律判案事務。這導致中國現在仍然有行政和法律一體的情況。

其實任何一種文化的法律體系，必然帶著這種文化的思想特色。中國建基於儒家思想下的法律制度，和西方建立在基督教教義下，穆斯林建立在Sharia法律，都帶有自己特色鮮明代的文化色彩。

因此中國的行政系統，因為本來就有行使法律的義務，那麼因為官府權力濫權導致的不公平，自然受害的平民，會以攔轎喊冤於更高層的官府來解決問題。即使今天的普通民眾，也認為法律路線，又要花錢請律師，又要走繁複的法院判案過程，還是不如攔住省長，甚至總理，來得成本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