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西制度博弈——行百里者半九十

核心提示：行百里者半九十。未來10年並非坦途，日益成長的中國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而化解之道，只有以進一步改革創造發展「最大的紅利」。

未來10年，將是中國夢想成真的最後一段征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成為發達國傢俱樂部成員，並歷史性躍居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未來10年並非坦途，日益成長的中國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而化解之道，只有以進一步改革創造發展「最大的紅利」。規劃未來10年的改革路線圖，首先需要認清中國曆經三十多年的改革所形成的體制優勢和中國目前面臨的考驗。

一、東西方視野下的中國制度優勢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以漸進的模式，成功從終身制、個人領導決策演變為任期制和集體領導決策。十八大是這個模式的延續，更以新的突破鮮明地回應了西方的質疑。

中國持續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迹，使西方不得不承認中國模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同時，它們又從根本上對中國制度提出兩個尖銳的質疑：中國模式無法解決權力的和平交接、中國模式無法避免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

雖然2003年，中國已經成功實現了權力的和平交接，但從西方政治學思維來講，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備說服力。他們認為，衡量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是否成熟的標準是看其能否實現兩次權力平穩更替，更何況中國這種「第三條道路」。而在黨的十八大期間中國再度實現了制度性和平權力傳承，無可辯駁地驗證了中國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時，前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等高風亮節，帶頭「祼退」，完善了中國的權力交接制度。讓西方「中國無法避免出現政治強人」的質疑遁形。

十八大之後，儘管直至2013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習近平才接任國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夠立即就位，展開全方位施政。在反腐敗、注重民生、整頓黨風、治軍等方面雷厲風行。為此，中國台灣《工商時報》的社論稱：「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立即以驚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徹底與貪腐、官場逢迎的文化劃清界限，在經濟上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他上任才剛滿1個月，各項改革措施就像連珠炮般不斷出爐，而且政策的力度幾近革命。」

習近平能在即位之初就推行一系列極有針對性的施政舉措，原因在於：一是中國卓有成效的人才產生體系：即在能力基礎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年齡限制、定期更替、行政和立法機構的差額選舉。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並在5年前進入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從而對國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可以立即進行有針對性的施政，根本不需要西方新領導人至少長達半年的熟悉情況階段。

二是中國不存在西方式的憲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換人或換黨，新的領導者必須等上數月就職后才能展開施政。在美國，這一等待時間近兩個月，在韓國則近三個月。而一些議會制國家，假如選舉出現爭執或者無一黨派佔據優勢，則往往長期無法組成政府。如義大利，儘管國家處於經濟危機之中，但本次選舉兩個月之後，才勉強組成一個脆弱的聯合政府。而這些不同派別的政界人士此前還在互相指責、甚至互相謾罵。更令歐盟擔心的是，醜聞不斷的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是這個政府幕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奧地利《信使報》認為：新總理恩里科•萊塔將成為政府的稻草人。因為誰也不相信貝盧斯科尼不會在聯合政府中「垂簾聽政」。文章最後感嘆道：可悲的義大利！

這兩個階段可合稱為國家權力交接時的空轉期。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時代，這樣長的空轉期，代價顯然過於高昂。

三是東西方雖然都是從全國選拔人才，但由於制度原因，西方卻不能從全國的層面使用人才。西方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需統統大換血。這既造成人才短缺，又造成人才浪費，更造成政策的非連續性。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這也是為什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去世后，整個西方都在呼喚何時才能再有後來者。

而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則完全不存在西方這種體制性弊端。

本次人代會，中國進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鐵老大」之稱的龐大利益集團鐵道部被成功納入改革軌道並最終被取消。而連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卻在試圖解決「控槍」問題上再走麥城。由此可看出，和西方相比，中國體制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持政治獨立性。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就了兩大力量的崛起：資本和民眾。今日中國已從三十多年前政治力量主導一切演變為民眾、資本和政治權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這三種力量博弈的最後結果是產生了以普選為特徵的民主制度。民眾通過選票獲得了對政治的控制權，而普選導致的高成本又為資本提供了影響政治的空間。至此，政治權力成為弱勢，民權和資本的權力事實上主導了西方各國，這種模式運行的結果不僅導致了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次貸危機，更令危機中堅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義大利前總理蒙蒂是「二戰」后唯一不由民選產生的，卻又被歐洲認為是「二戰」以來最為出色的領導人。但他在執政期間實行的正確和必要的緊縮政策，引發了選民的強烈反對。結果他在今年的選舉中慘敗。他的政黨在參議院315席中僅獲得18席，眾議院630席僅獲得46席。類似的例子還有以理性著稱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2000年就未雨綢繆實行今天危機中國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選民趕下台。至於浪漫的法國，上世紀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結果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至此改革凍結。就是經濟危機來臨之後，在民眾的壓力下，改革也依然難以啟動。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政治人物退縮保守，不敢面對現實，致使問題越積越重，最終形成全面危機。

事實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討好選民已經達到荒誕不經的程度。現在巴黎市政府選舉在即，為了籠絡選民，竟然宣布近期隨地扔垃圾將不再罰款。此前規定每個煙頭要罰35歐元。法律在民眾面前竟然變成了兒戲。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強勢並處於獨立狀態的。為了避免政治自身不受控制，發展出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上，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機制。

直至今天，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和傳統依然如故。今日中國，雖然三種權力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國一級，政治權力仍然有最終的決定權。所以，一些很困難的決策、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決策，都能夠執行。

至少從現實角度看，一個以追求利潤為核心的、資本主導的制度，一個以追求福利為核心的民眾主導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遠遠低於相對中立的政治權力主導的制度。今年4月30日在法國播放並早早就引發法國關注、讓•米歇爾•卡雷拍攝的紀錄片《中國，新帝國》，由此提出這樣的結論：「在西方，是金融家們掌控政權，在中國不同，中國是由國家控制大公司和銀行系統以及能源。」

整體而言，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於正視現實和注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台。所以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

二、未來10年中國面臨的挑戰

冷戰後，中國被視為碩果僅存的獨立自主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差異，使得西方從未放棄過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企圖。尤其是2008年西方發生全面經濟危機，中國由於應對及時、有效，率先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恢復增長，這和西方深陷危機形成鮮明對比。雙方意識形態的差異，更添加國家戰略利益上的衝突。

本來，中國模式的成功，自然就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衝擊了其在全球的合法性、壟斷性。畢竟政治就怕有可替代性。不過，在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之前，這種衝擊對西方還不是根本性的。但這場經濟危機的到來和中國的成功表現，則令西方面臨一場政治合法性危機。假如西方無法否定中國，證明自己模式的唯一性，那麼在民眾的抗議和不認同之下，就將面臨著要麼度過危機的難度大幅提升，要麼在危機中終結的艱難選擇。

如果說過去西方試圖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不過是想把中國納入它們的控制體系，便於制約甚至掠奪中國，而現在則成了自保。從這個角度講，其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烈度遠勝於過往。從發展趨勢來看，未來10年對東西方來說都是決定各自命運的10年。中國的目標是完成現代化，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從而確定中國模式海內外無法否定的合法性。西方的命運則取決於能否走出危機，重新鞏固自己的合法性和在全球的壟斷性。因此，未來10年，西方對中國制度上的競爭和壓力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未來10年中國面臨的內部挑戰主要有：

一是經濟增長遇到更多新的制約因素。這主要有勞動力成本大幅提高、人口紅利減少；老齡化社會加速到來，中國面臨未富先老狀態；西方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對外出口空間有限。假如中國無法克服上述困難，經濟增長放緩，不僅會導致就業問題突出、民眾生活水平提高放慢，轉型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更可能激化。

二是伴隨經濟增長出現的貧富差距、腐敗嚴重、司法不公、環境污染、食品衛生安全、高房價等，挑戰著制度的合法性。而這些問題的存在，更常常導致群體性事件爆發。

三是信息化時代手機和網際網路的普及，對信息管理體系的考驗日益嚴峻。在發生群體性事件或者如動車事故等特殊事件時，不僅令事件可以在第一時間擴散，迅速擴大其影響，還對現有的應對機制形成挑戰。另外，日本發生大地震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僅僅通過手機、網路等傳播手段，就在短短一天之內製造了一場席捲全國的搶鹽風潮，其能量和效果十分驚人。

四是伴隨中產階級的迅速擴大和公民社會的日益成形，可能會產生更廣泛的政治訴求、利益訴求。這對中國現行的政治、社會管理模式形成挑戰。

五是雖然中國模式的實踐總體十分成功，但卻缺乏相應的理論總結和創新。這既無法有效回應西方價值觀的挑戰和影響，也難以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說明。理論發展的滯后，其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一定程度導致了不少媒體從業者不認同中國的制度模式，信奉西方的價值觀，不僅在日常報道中時常發出不同聲音，更會在特定條件下製造事端。尤其是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異軍突起，一方面使公共話語權得到最大程度釋放；另一方面卻使無序表達泛濫，「網路推手」、「網路水軍」、「網路暴力」等製造的網路輿情波詭雲譎，輿論引導和社會管理難度陡然提升。其次，許多體制內相當級別、一定數量的幹部以及學者，也存在信仰缺失或者認同西方價值觀的現象。這也是理論創新缺乏帶來的後果。

三、未來改革路線圖

從現實的問題和挑戰出發，中國需要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是一個系統工程。

政治制度上，今天的中國類似於1688年光榮革命后的英國，政治制度主要框架已形成，再無需結構性的變革，只需與時俱進的微調和演變。

中國的政治體制應從逐步增加決策的透明度、逐步擴大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著手，其核心是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同時要進一步擴大執政基礎，進一步增加執政黨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不僅可以增加體制的向心力、合法性，也是有效遏制腐敗的治本之策。

黨內民主的制度化。今日中國，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從實踐來看，這種模式的有效性毋庸置疑。未來這種模式要和黨內民主進一步結合起來。比如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大建立的黨代表提案制，就是黨內民主的一大突破。黨內民主最終發展方向是建構一套人人遵守、認同的明晰規則，並在這一前提下，使權力的產生和轉移更加有序、透明、公平、公開。

司法改革。司法號稱公平和正義的最後底線，是正義的源頭。從減少地方行政權干預出發，不妨試點銀行、稅務自上而下的縱向管理體制，令司法獨立於地方政府。目前，據人民網轉引香港信報的報道，中央正決定於今年將上海、天津、重慶、深圳四城市作為全國首批試點司法獨立的特區。主要將紀委和司法的權力，從地方黨委和政府中獨立出來，變成單線條的中央垂直管理系統。中央管黨紀，兩高管司法。

政治理論創新和突破。理論要與時俱進，既要跳出西方政治學說的話語體系，又能夠改變過去自身僵化和刻板的說教式模式。歸根結底是要能夠對現實進行有說服力的解讀。在理論表達上，也要改變過去長期存在的高高在上的「官媒」架子、官腔官調的「八股」文風、刻板說教的「灌輸」模式。近幾年紅旗出版社出版的《解讀中國》書系就是較為成功的積極嘗試。

經濟層面上，為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改變，提升產業結構，實現穩定、平衡、可持續的增長，需要進行如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一是全面建立符合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做到既能承受，又要避免西方模式造成的低效率、浪費特別是社會的活力和動力降低的弊端。消除民眾後顧之憂，推動消費。

二是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以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並通過改革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社會。比如提高最低工資，加大對教育、醫療和公共服務的支出、徵收遺產稅、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等。

三是在城市化已經超過50%的情況下，未來10年，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也將提上日程，實現人人平權。

四是財稅制度的進一步改革。1994年前後進行的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了國家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係，形成了持續規範的財政增收機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推動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但改革進行到今天，一些問題也浮出水面。比如地方財政對土地、房地產的依賴越來越大，投資上項目的衝動高昂，不僅推高房價，引發社會問題，更存在相當的金融和經濟風險。1994年的改革對公共產品的投入考慮不足，而事權和財權的不對稱，不僅導致地方財政困難和債務上升，影響社會事業的發展，還成為地方亂收費的根源之一。

最後，從全球角度看，未來10年乃至30年能夠對中國經濟發展形成外部衝擊的只有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界，主體則是一批金融機構。出於未雨綢繆的需要，中國應該藉助西方金融危機的機會進行布局。這種方式既非為了抄底，也非為了短期效益，而是通過獲得知情權、影響力甚至控制權，確保未來10年甚至30年、50年的經濟穩定和安全。此次金融危機向全世界展示了華爾街對白宮的影響力，假如中國能夠對這些金融機構產生影響，其政治效應不可估量。

未來10年，憑藉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各項改革措施得當，再加上城市化的強大拉動，投資、消費、出口的潛能以及後起國家的趕超效應仍然存在，中國必然會化解目前面臨的來自國內外的巨大挑戰。中國仍將繼續保持較高速度增長，並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不僅能為中國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質保障，也會增強中國特色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以及對抗外在壓力的能力，中國將從「經濟發展導致政治穩定」的階段過渡到「政治穩定未必一定依賴經濟發展的階段」。

未來的中國，正如200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教授向溫家寶總理提問時所表達的：「過去，我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中國的發展打了很多問號，但每次這些問號都被你們用漂亮的成績回答了；這一次，儘管我也有問號，但我不懷疑中國會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