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方：誰學誰？(ZT)

核心提示：今天，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去北京聽取中國人的建議，而不是去那裡給中國人提建議。

賈爾斯·錢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本周末，發達國家的智囊機構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Angel Gurría）到訪北京，參加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參會者除了古里亞外，還有67家大型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或董事長，以及其他「外國專家」，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坦福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以及中國政府內部的許多高層人物，包括將發表主題演講的張高麗。論壇的主旨是討論中國未來的發展選擇。

1980-2012年中國人均GDP增長了36倍，其經濟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2%上升到了15%。同期美國、日本和德國的人均GDP增長倍數分別為4.1倍、4倍和3.9倍，而這三國加起來佔全球經濟的比重跌落近一半，從40%降到23%。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是全球主要對手的好幾倍，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資本和商品輸出國。

那麼，為什麼那些商人、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要從世界各地跑到北京，建議中國人如何處理好本國的經濟問題？難道不應該是中國人走向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和東京，告訴發達國家如何處理好經濟問題嗎？

現在，幾乎在所有發達國家，都存在著政府不能應對嚴重經濟問題的現象。在美國，兩大政黨關於降低政府借債規模的談判已經完全破裂，可預見的將來沒有達成解決方案的可能。

在歐洲，恰好在所有人都開始覺得歐元區金融危機已經得到控制的時候，一場嚴重金融危機在歐元區最小的國家之一塞普勒斯爆發。以經濟較強勁的歐元區北部國家為首的歐盟當局在3月16日決定，援助資不抵債的兩家塞普勒斯主要銀行所需的資金，需要由塞普勒斯本國承擔大約三分之一，而這筆錢需要由該國的銀行儲戶（包括小企業和普通儲蓄者）提供。雪上加霜的是，幾天之後塞普勒斯議會投票反對這一建議，迫使該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其他途徑找錢。而歐洲央行隨後決定，如果塞普勒斯無法在幾天里找到錢，該行將撤回其流動性支持，那樣的話，兩家塞普勒斯的問題銀行將被迫倒閉，塞普勒斯也將陷入國家破產。這實質上是強行迫使塞普勒斯人從銀行儲戶那裡找錢。

突然之間，對許多塞普勒斯人來說，離開歐元區成了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歐盟當局為塞普勒斯危機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公正的，也破壞了自2011年歐元區危機爆發以來緩慢而痛苦地構建起來的歐洲團結精神。這場危機表明，歐元區北部國家，尤其是德國，已經對支援南歐感到厭煩了。但在南歐的債務危機面前，惟有歐洲團結精神在支撐著歐元理念的延續。在其他受潛在危機威脅的歐元區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甚至義大利，許多人已經開始想，如果他們國家的情況將來繼續惡化，歐元區領導層可能重演他們在塞普勒斯的做法，所以，把錢繼續存在本國的銀行就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了。如果銀行存款開始從南歐國家逃離，流向德國、荷蘭等國的銀行，歐元區解體的陰影就會重現。

在日本，20年的經濟停滯之後，新首相安倍晉三已提出一項新計劃，試圖驅散日本的通縮狀態，就是通過大量印鈔來購買日本政府債券及其他資產，以恢復日本人投資和消費的意願，但日本需要的是其經濟的根本性的結構調整，包括向外國企業開放，將政府和企業的治理結構現代化等。如果通貨再膨脹政策除了刺激通脹之外沒有實質性影響的話，這項新戰略的結果也許弊大於利。

在所有發達國家，領導人都未能理解經濟問題的深層次的嚴峻現實，也未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自2008年西方金融崩潰以來，不論是華盛頓的伯南克、法蘭克福的德拉吉還是東京的黑田東彥，各國央行行長都在竭盡全力防止經濟崩潰，以為尋找政治解決方案創造條件。但真正需要理解經濟問題並找到可行解決方案的不是各國的央行行長，而是政治領導人。

2000年以來，來自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需求快速增長，其影響十分強大，不僅幫助改變了澳大利亞、智利、巴西等出口型資源大國的國內經濟結構，而且幫助了德國等資本設備生產國。但要解決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面臨的需求不足的困境，單憑這股力量還不夠。各個發達國家都需要調整經濟結構、重新平衡，降低經濟對銀行業和房地產業的依賴，以恢復增長和理順金融部門。

在英國，經濟狀況依然不佳，經濟產出仍比2007年低5%，債務在累積，年物價漲幅接近3%。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剛剛公布一份經濟預算，在一些方面增稅，在另一些方面減稅，並試圖通過重燃英國人對私人房產的愛好來恢復消費需求。而英國在經歷了1996－2007年的房地產業繁榮后，雖然房價有所下跌，但相對於平均收入水平來說依然過高，大約平均高30%左右。為了實現經濟再平衡，英國房價水平需要繼續下跌。奧斯本的政策讓一個本已扭曲的市場變得更加扭曲。

而奧斯本也許應該學一學中國實施經濟刺激措施的做法，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這能彌補英國在這方面的嚴重不足，並能讓投資者和商界相信，他恢復經濟增長的決心是認真的。倫敦的主要機場希思羅機場變得越來越擁擠，明顯需要一個新機場。有人建議在泰晤士河口修一個新機場，建設費用約為600億－800億英鎊，約佔英國GDP的4%。這個項目能發出強有力的信號，能創造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解決英格蘭南部的機場擁擠問題，對於一個高度依賴國際商業的國家來說，這是個嚴重的問題。

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很嚴重。但艱難時刻有時也能創造偉大的、理解前方挑戰並能引導民眾前行的領導人。1940年，丘吉爾領導英國人抵抗納粹德國，而虛弱無力的法國領導人卻辜負了他們的國民，被德國擊敗並佔領。如果沒有毛澤東和鄧小平，今天的中國將是什麼狀況？

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英國當今真正的問題是缺乏有魄力和遠見的領導層。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美好時光里，全球化促進了經濟繁榮，發達國家的政治家不需太多擔心經濟，因為增長率很高而通脹保持低位。對他們來說，更重要的不是考慮國內問題，而是考慮如何發出政治訊息，如何成功地把經濟繁榮的功勞據為己有。

而自1980年以來，中國惡劣的經濟環境、尤其是其過於龐大的人口，迫使其領導人做出了許多艱難的抉擇。是這些抉擇讓中國處於目前的強勢地位。現在，很多跡象也顯示，中國新領導層準備發揮領導力，繼續做出有魄力的抉擇，從而在未來收穫更多果實。

今天，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去北京聽取中國人的建議，而不是去那裡給中國人提建議。

原題：中國與西方：誰學誰？

鏈接：http://opinion.m4.cn/2013-03/12042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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