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國現代化大討論：搞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前途 (ZT)

民國「公知」：搞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前途

歷史行進到1933年，擺在國人面前的有兩大難題：1、該如何振興全面破敗了的農村；2、該如何解決因日、俄的步步緊逼而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機。基於這兩大現實問題，1933年5月，上海《申報月刊》在知識分子當中發起了一場「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向全國的社會名流、學者發信約稿，徵求意見。徵文活動被限制在經濟領域，以兩個問題為核心：（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具備哪些先決條件？（二）、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究竟該走資本主義道路呢，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1933年7月，《申報月刊》2卷7號發表了《中國現代化問題號特輯》，共收錄發表了26篇文章。概覽這些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學者們對「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眾說紛紜，但在回答經濟政策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問題時，16位明確作答的學者，15位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1位選擇了「純粹的資本主義」。

祝伯英：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祝伯英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其刊發在《申報月刊》上的文章，署名是「亦英」，題目是《現代化的正路與歧路》。祝伯英旗幟鮮明地反對個人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認為中國若要復興，必須搞國家統籌的計劃經濟。祝氏說：

「如果要使中國真能現代化，消滅沒落的氣象，走上發展的道路，那只有將中國的經濟，作全盤的改造，將先進的生產技術，運用來建立社會的全部。隨意的今天一個鋼鐵廠，明天一個航空公司，任著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演進，那是沒有結果的。現代資本經濟中，各業不平均的發展，尤其是工農業間不平均的發展，造成經濟的浪費與破壞。有資者各自為政的各自投資，結果並不是全部經濟的發展，而是強吞弱亡的經濟破產。所以『統一』的建設，是首要的原素。……這當然不是舊式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

所謂「『統一』的建設」，實際上就是以國家為核心的計劃經濟。據此，祝氏不贊成中國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將中國經濟復興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道路」上：

「那麼，這是什麼道路呢？不是資本主義的方式，便該是社會主義的方式？我覺得單純的肯定或否走，都不對的。現在阻礙我們上述的現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國主義與中世紀的黑暗勢力。我們的建設雖不是資本性，可是它應該是掃除這兩種的壓力的。我們建設的開始，雖然不就是社會主義，可是決不是發展資本經濟。就在掃除這兩重勢力中，放下了基礎，以便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沒有這一種特殊形式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不可能的。」

張素民：中國不能搞資本主義，只能搞社會民生主義

張素民是當時很有名的經濟學家，早年留學美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商學院教授、光華大學經濟系主任、浙江大學商學院教授等職。他應約撰寫的徵文稿題目是《中國現代化之前提與方式》。張氏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是「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前提，則是實現「法治」：

「為什麼法治是工業化之前提呢？因為法令章程無效，工業化就要立刻失敗。例如契約一項，必須由法律強制執行，否則企業者毫無保障。至於揩油舞弊而可不受法律章程之制裁，則一切公私企業，必腐敗而倒閉。不僅企業，其他一切政治和社會事業亦然。英美工業之發達，其基礎完全在法治。……中國各種企業和其他一切事業之失敗，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執法者之不守法。」

「法治」的前提闡明之後，張氏繼而論述具體的「現代化路徑」。張氏明確表示，中國絕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這種「社會主義道路」，又被張氏細分為最激進的「共產主義」，最緩和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居中的「社會民生主義」，張氏明確表示，自己的立場，是支持「節制的資本主義」，也就是「社會民生主義」：

「中國現代化之前提。上面已經說明了。假定我們能具備這個前提--能使法律章程有效，--則中國現代化應采什麼方式呢？個人主義的呢？還是社會主義的呢？我以為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早已過去，本世紀各國的資本主義，都是『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所謂節制的資本主義，即一切經濟事業，受政府的節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辦，這與斯密亞當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國今日之現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進行，決非私人資本所能辦到。何況民窮財盡，私人資本寥寥無幾呢？再退一步講，即令吾國私人資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國現代化的可能，然我們若采個人主義的方式，我們必收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之一切惡果，我們又何苦重走別人已經走錯過的道路呢？所以個人主義的方式，在我們的現代化之計劃中，當然在屏棄之列，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的現代化的方式之選擇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即是受節制的資本主義，好聽一點，即是國家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我是一個注重現實的人，寧願接受『受節制的資本主義』一名詞。」

「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呢？張氏說得很明白：「受節制的資本主義，前面說過，即是『一切經濟事業受政府的節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辦』。換句話說，即是統制經濟。不過統制經濟一名詞，在英美不多見，而他們的事實，確是如此。他們只愛用『統制』一個字，或『節制』一個字。雖統制較節製為重，實則節制多一點，即是統制。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也含著統制或節制，我以為中國現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規模的工業化，並對於私人企業隨時節制。我們稱之為受節制的資本主義固可，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亦可，即稱之為統制經濟或民主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亦無不可。我所注重的，在實際，不在名稱。」

董之學：中國「不需要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化」

董之學是1930年代很活躍的一名學者；出版有《各國民權運動史》、《義大利大觀》、《世界農業史》、《世界殖民地運動》、《今日之西藏》等多部政史類學術著作。他此次發表在《申報月刊》上的文章題目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

董氏文章的思路，是先從廓清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入手--搞不清中國現在是什麼，自然也就搞不清中國將來該怎麼走。董氏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的擁躉們將民國看作「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謬，稱他們是「洋八股」；也不同意另一派將民國視做「封建主義社會」的意見，認為他們只會教條式地將歐洲的「中世紀」套在中國現狀上。董氏的意見，中國現在應該是一個「混合社會」，資本主義成分、封建主義成分、帝國主義成分等等均有：「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資本主義成分佔優勢，在農村則以封建剝削佔優勢，而連繫城市與農村經濟的，便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商業資本與買辦資本。中國農村經濟的炭潰，主要地是由於封建剝削的加重與帝國主義商品的襲擊。」

在這樣一種社會性質的界定基礎上，中國的經濟復興改走一條怎樣的道路？董氏的答案是：「我重複說一次：中國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它也不是單純的封建主義社會，所以不需要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化，它僅是介於兩者中間的複式社會，很可以而且需要採取非資本主義的路線。」至於什麼是「非資本主義的路線」，董氏並沒有一個清晰的闡釋，只是說：「非資本主義路線」的最終目的，是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

楊幸之：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學習蘇聯搞社會主義

楊幸之是國民黨十八軍的一名幹部，也是一名學者。他在《申報月刊》刊發的文章，題目叫做《論中國現代化》。楊氏將中國落後的主因，歸結為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與殘餘封建勢力兩重惡勢力便是束縛中華民族使其不能前進的桎梏，而且此兩重惡勢力實際上已結成為一金字塔，最顯明的事實是帝國主義者以軍閥為爪牙，而軍閥又倚帝國主義者為靠山，交相依庇，狼狽為惡。此一金字塔如不推翻，中國民族將永遠落後，永遠無法前進，其前途將更黝黑如漆不堪設想。」--作為南京中央嫡系部隊的幹部，楊氏所謂的「軍閥」，很顯然是指那些與南京割據抗衡的桂系、粵系之流。

如何實現現代化？楊氏的意見，是不但要改進生產，即實現「生產技術現代化」，而且更要改善分配，即「徹底改革社會制度」，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如何「徹底改革社會制度」呢？楊氏的意見是學習蘇聯，搞社會主義：

「目前橫在我們眼前的有兩個模型：一個是資本主義，一個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現在已臨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歷史早已為它掘好了墳墓，喪鐘的撞響，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則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勝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計劃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計劃又已開始。無論是工業勞動者或是農業勞動者，他們所焦灼的，所孜孜以從事的，不是個人財富的累積，而是社會主義國家之基礎的建設鞏固與世界社會主義之前途的爭取。這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世界對照，恰是兩個世界，兩個歷史範疇。我想，假如我們不願長此困於泥濘之中，則在這樣的對照之下，何去何從？無論是誰，都該知所選擇罷！」

戴靄廬：如果不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是絕對沒有希望的

戴靄廬是中國公學、上海中央大學商學院等高校的教授。他在《申報月刊》上的文章，題目是《關於中國現代化的幾個問題》。文章旗幟鮮明地表態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戴氏說：

「現代化到聯應該採用那一種方式的間題，大概是指來而言。以後如何，當然不容易答覆，不過就主義而論，採用個人主義的方式，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馳。許多現代化，根本上便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如果不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譬如現在關於農村的救濟，大多數主張由國家或地方創設農民銀行，由農民銀行貸款於農民，但是其間非在各鄉村設立合作社不可，否則便不容易放出款項。就這合作社而論，當然須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目前的中國，處於這過渡時期，關於那一種主義的方式為合宜，似乎不容易斷。理想上我是主張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因為許多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為根基的，一旦採用個人主義的方式是絕對辦不通的。……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來促進現代化，當然不免遭遇若干困難，然而決不可以氣餒，如果已經決定方式，不可仍舊被個人主義所蒙蔽！」

羅吟圃：中國目前的急務是應厲行社會主義革命政策

羅吟圃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和媒體人，還曾做過國民黨十九路軍的高級幹部。他刊發在《申報月刊》上的文章，題目是《對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我見》。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羅氏的意見非常鮮明：「中國目前的急務是應厲行社會主義革命政策，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羅氏說：

「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含義是廢除生產機關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張社會大眾應該握住國民經濟的最高權，如土地、鐵路、礦產、銀行等。個人主義是承認生產機關的私有制度，主張自由競爭，倡導無統制的自由貿易。個人主義者動輒誇說個人的自由是個人主義的特徵，個人如果不能自由，便要變成團體的奴隸了。可是社會主義並不是絕對的劫奪個人的自由，而是主張個人要自由，應該在以社會全體的自由為前提的範圍內。資本主義社會裡頭僅僅是資產階級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會主義裡面，真正的自由卻是人人都得享受的。在中國目下的現況，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起來，經濟上的個人主義是萬萬不能施行的。使中國現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和集休生產。……如果能決心依照社會主義所主張一樣，把生產機關收歸公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的經濟的政策，有計劃的，圖謀根本上使中國現代化，則中國的前途才有希望。」

唐慶增：唯一主張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學者

經濟學家唐慶增，是此次討論中唯一一位旗幟鮮明地認為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學者。其文章標題是《中國生產之現代化應采個人主義》。唐氏的意見是：社會主義或許在未來的中國可以實施，但現在卻絕不能搞，理由如下：

（1）社會主義，只適用於貧富不均的國家。社會主義重分配，而我國當前的問題是生產落後。經濟進化有一定的程序，在貧困國家，第一步當設法增加其富力，財富豐盛之後，漸漸出現分配不均，需要由國家出面調劑，此時方才適用社會主義。

（2）財富的增加，非實行個人主義不能達到目的。制約生產的三大要素，我國目前所缺乏的，是資本而不是人工及土地，所以增加資本，是今後的主旨。獲利是人類的本性，搞資本主義，人民必樂於經營企業，獲利愈多，則人民投資慾望越強，資本自然會增加；如果搞社會主義，則人民之獲利的希望小，甚而竟致滅絕，如此則資本的積累就成了泡影。國人將永遠陷於窮困而不能自拔。

（1）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蔣氏的理由是：「一黨當政之國家，而階級鬥爭，反更殘酷，消滅反對者之過程，雖列寧亦難為之預期，但斷其必久，此種殘酷手段，尤不適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中國亦無需乎此，可斷言也。」

（2）自由主義也不適合中國。蔣氏的理由是：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附以天賦人權之說，持主權屬於全民之論，動以個人自由為重，英美民治，本其長期演進之歷史，人民習於民權之運用，雖有時不免生效能遲鈍之感，然亦可以進行，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則義大利在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鑒，他邦議會政治之弱點已充分暴露，而予論者以疑難，自由必與責任並存，自由乃有意義，否則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換言之，蔣氏認為國人尚未完成訓政階段，還不能進入自由主義時代。

（3）中國現在的經濟政策，不可好高鶩遠，一味模仿蘇俄模式。一者，蘇俄公開的統計數據是不可信的；二者，中國與蘇俄在國情上存在很大差異。

（4）與資本主義掛鉤在一起的「個人主義」不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詞語。今人動不動拿「個人主義」做中國落後的替罪羊，是根本不懂「個人主義」的真意。「個人主義」不等於自私自利損人利己。

其他參與者的觀點

吳覺農（上海中央研究院學者）：「中國農業的現代化應該采哪一種方式？這當然不是改良主義的個人方式，而應該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了。」（《中國農業的現代化》）

鄭林庄（燕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全國計劃掌握一切：經濟計劃不僅為工業極度發達國之必需，生產落後國要在最短時間完成最高的生產標準，則更為切要。……總上所述，我認為：中國欲在生產現代化上謀出路，其途徑應是融和了生產機械化，合理化，計劃化三原則，先達自足自供之經濟的境界。」（《生產現代化與中國出路》）

樊仲雲（中國公學教授）：「說到中國的現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義不消說，就是資本主義化；但是在這資本主義制度已生破綻，瀕於沒落的今日，則無疑的是指那走向高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而言。由前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的唯一前提》）

李聖五（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日報》主筆）：「中國現代化的方式應當採取社會主義的。要在有組織的生產，很公允的分配，使『勞力』與『資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資本階級』和『勞力階級』的劃分，須積漸划除；私有財產制度亦應逐漸改革。於不破壞社會秩序之範圍內，推進社會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條件與方式》）

陳彬龢（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所謂現代化，固然只有個人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兩個方式；然而個人主義的現代化中間，卻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資本主義宗祖國--帝國主義的現代化，一是殖民地的現代化，即殖民地化。中國的現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與資本帝國主義的個人主義化，而採取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方式與先決條件》）

……

《申報月刊》1933年第2卷第7號《中國現代化問題號》。本次討論局限在經濟領域，故而學者的作答也主要集中在是搞市場經濟還是搞計劃經濟這個問題上。

（資料來源：本文資料，全部來自《申報月刊》193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