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誰應對法國負債纍纍負責？

鄭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國最好的文友之一。但這並不意味，我不可以和他商榷問題。現在我想就鄭先生髮表於《歐洲時報》本月3日的《「福利社會」是法國巨額債務的真正原因嗎？》一文提出商榷。

鄭先生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大體是：法國官方認為「福利社會」是法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的說法不確。以往積欠下的國債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軍費開支、公共行政開支、還有（比如醫療）資本的貪婪，都比國民的健保、退休、失業開支對公共債務的形成負有更大責任。

我的答案與鄭先生是略有不同的。我認為應對這個巨額債務直接負責的當然是歷屆的政府。但歷屆政府則受制於歷屆的議會，歷屆的議會則受制於歷屆選舉這些議會的選民。說到底，在民主制度下，選民的意志和選民由之表達意志的制度，是造成現在這個難以擺脫的債務危機的最終責任者。

鄭先生說的那些就算都是事實，也都只是一些可以直接看到的癥狀。而病根則要通過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我們必須把病根挖出來，才有可能治癒病患，消除那些癥狀。或者，這些病已經進入膏肓，非藥石可治了。

這裡提供一些數據（所有數據都來自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網站）。其實國債成為問題，對法國歷史並不悠久。不過33年前的1978年，國債僅摺合歐元720億，佔GDP的21.2%。以後一路飆升，到2010年底已達15912億，佔GDP的82.3%。再可以引用的數據是自1974年以來，法國的預算就從來都是赤字，2010年創-7.5%的最低谷。

下面開始具體分析。首先，選民的意志，能不能控制議會，議會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政府？或者極言之，總統需不需要向民意低頭？我不得不承認，在法國這樣已經成熟的民主國家，大體還是這樣的。

再遠的我們就不說了，就從第五共和的創始者，當代最偉大的法國人戴高樂說起吧。

戴高樂曾在二戰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兩度拯救法國。但在1968年的學潮之後，戴高樂發現他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就老老實實地辭職了。自他以後，法國就再沒有出一個有類似聲望的領袖。

在死於5年任上的蓬皮杜之後，德斯坦當政7年。就我所知，他做過一件當時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妥，但今天才知道後患無窮，無法改正的大錯，就是大量引進移民，以承擔已經被1945-1975「光榮的30年」養得嬌貴起來的法國人不願意做的環衛、建築、守夜、安保等一系列低級勞動。精英們都沒有這個遠見，你如何能指望民眾未卜先知。

然後就是法國左派社會黨領袖的密特朗的14年。密特朗是第五共和至今54年中唯一的左派總統。他的任期是1981年到1995年。在那已經不見好的經濟大環境中，密特朗為法國人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一下子就把退休年齡從65歲改到60歲，成為歐洲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齡。

在接任的希拉克總統任內（1995-2007），左派的若斯潘曾贏得議會選舉，任過共治的總理。並在那僅有的不過兩年的經濟好景中，爭分奪秒，為法國人謀下了一項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福利，就是把以前的39小時周工作制不許減一分工錢地改到35小時。

我看得很清楚，左派為法國人做出這兩項「偉大」貢獻時，法國百姓一片歡聲，沒有幾個法國人去想到，這會對法國的國際競爭力造成巨大傷害。這些傷害在以後的年代慢慢地顯現出來。可是要想改回去，真是比登天還難。比如薩科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退休年齡推遲了兩年。左派已經揚言，一旦上台，立馬廢除。

這裡再接著提供一組INSEE的數據。2005年，法國財政的支出總額是9197億歐元。佔GDP的53.8%。（據知如今這個比例已經達到64%！）支出最大項是社會保障（退休、失業、家庭、殘疾……）佔9197億總額的42.2%（3881億），第二是健康13.7%。第三是一般行政開支13.4%。第四是教育11.5%。第五是經濟5.4%，第六是國防3.6%，第七住房和地方設施3.4%，第八娛樂文化宗教2.8%，第九治安2.6%。

可以看到，直接的社會保障加上健康就已經佔到國家全部開支的55.9%，再加教育就是67.4%。直接的行政開支只佔13.4%，再加上鄭先生批評認為可以大大撙節的國防也才佔17%，再加上治安也不到20%。可以想見，如果國家財政超支，主要出問題，可以撙節的地方在哪裡。須知社保開支是國防開支的15倍。就算把國防開支全都裁了（336億），也遠不夠社保填虧空，而且也不夠法國付國債利息（現在是490億。）有人合情理地指出。社保開支的絕大部分是由社保機構單獨專門徵收。如果社保少了，這部分收入也會減。這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國家財政收支。

但是據我所知，社保機構的收入從來都不夠花，所欠部分，從來都是用國家和地方財政補足。其比重在2005年佔到全部社保開支的21.7%，即733億歐元。這個數目已經遠超全部國債的利息，相當於2005年新增國債746億歐元的98%，國防開支總額的2.2倍。

5年以前，法國人用罕見的54%的選票把有好些明顯缺點的薩科奇送進愛麗舍宮，指望他能拯法國於危難。可惜他僅上任一年美國就爆發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以後法國就和全世界一樣在運行危機對策。長遠的降低債務的任務讓位於為了拯救眼下經濟的繼續的赤字財政。債台繼續往高里築。終於在去年年中，首先在希臘，整個西方已經運用了三十多年的用債務延緩危機的政策終於撞到了鐵板而無法再使。

以上陳述的所有向左轉的行動真是如同幼兒園的小朋友坐滑梯那樣容易。而相反的一切舉措則像迫使人把已經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一般的艱難，非經街道上多次對抗絕不能成。

這就是我花了好幾年的功夫才總結出來的那個根深蒂固的毛病叫做「公眾貪慾」。西方現行的普選制度顯然至少至今無法抵禦這個貪慾。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客們為了贏得選票，不得不竭盡全力，向只顧眼前的公眾允諾更多的利益。今後西方的公眾會不會在危機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們等著一起看事實。我還有一個問題是：按照人民主權的學說，位居公僕的政府，有無權力抵制多數公眾支持的貪慾？我覺得正確的答案應當是：政府絕不能僅僅滿足於當公僕。在太多的時候，它必須是人民的領路人。

鄭先生所說的其它一些毛病，比如官員們的貪慾，一如在中國，也無法治。因為行政開支數量，議員們的工資福利，都是由議員們說了算。

事實證明，民選體制，也無法約束官員們的自肥自利。對資本的監管不力，不也是這個關進籠子的制度過於軟弱的責任嗎？至於那個歷史上積欠下來的巨額債務利息，那不該由法國的下一代付又該由誰付呢？鄭先生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國家行政機構大大花超了錢。國家欠債，卻要百姓買單，顯然是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是法國人選出來的。政府欠的錢，法國百姓不還，還可以由誰還？政府自己還？政府的每一分收入都來自稅收，政府還與百姓還，有什麼區別？鄭先生說的公平與否其實只涉及到一個道德判斷。

但這絲毫也改變不了這筆錢的本金和利息都必須由法國換言之法國人民用稅收去償還這個更嚴肅的事實。

有人說北歐國家的稅收和社會福利比法國還重，卻沒有造成嚴重債務。可見債務不是由福利造成。這個推理的邏輯漏洞就如同說：大雨在甘肅並沒有造成洪災，所以湖南的洪災也與大雨無關。北歐的國情與法國和南歐大不相同。在西方有政治正確，媒體上不敢公然討論種族問題。但這類問題並不因為不敢討論就不存在，就如同挪威那個駭人聽聞的布雷維克槍殺案還是會發生一樣。北歐的非洲移民比法國和南歐國家少得多。而且北歐人本身就比法國和南歐的人要嚴謹勤勞得多。

比如德國人的平均實際年工時據《歐洲時報》介紹比法國人多出三百多個小時。那麼類似的福利水平對經濟的壓力能類似嗎？況且，據調查，2000年到2007年之間，所有歐洲國家的社保負擔都在收縮，只有法國還有增加。

適度的社會福利自然可以大大增加社會的和諧度。但過度的社會福利付出的代價可不僅僅是財政赤字。更甚者是過度加重企業負擔，損傷法國整體經濟競爭力。大批的知識精英和有能力投資者不堪重負逃離法國。還養出大批懶漢，招來大批的偷渡者。總之，整一個逆向淘汰。大家都知道，美國是聰明人、勤勞的人、有錢人、年輕人的天堂。而法國則是笨人、懶人、窮人和老人的福地。法國人實在太善良。可是如果沒有了錢，這些善良的願望不就都成空中樓閣了嗎？自顧不暇，如何再去顧別人呢？

法國馬上就要大選。我們且看法國人在這個危難的時刻會選誰上台，而這位新上任者又會把法國領向何方。我們還要看法國的制度怎樣讓法國脫困。如果脫不了困，這個制度可不可能變？近日我和鄭若麟先生通過電話。他說就此他正在寫系列文章。他的觀點我還沒有聽完。我還要找機會與他進一步討論。我們顯然有很多共同見解，也有許多歧見。我們很可能還有機會進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