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應向中國學什麼 (ZT)

在外界看來，中國似乎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大國。大多數中國城市可以說是單調的統一，不像歐洲的城市，儘管處於全球趨於同化的洪流之中，卻能夠保留一定的特性及文化個性。

但實質上，中國比表象看起來更像歐洲。從經濟方面來看，中國更是由一些半自主城市（一些城市甚至擁有與一個歐洲國家同樣多的居民人數）組成的政治淡化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全能的、在全國統一發布號令的集權政府。

這些大城市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國大城市的統一表象掩蓋了各城市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猶同於歐洲各國之間的激烈競賽。

中國的城市經濟於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繁榮，當時中國的沿海城市首先開始市場化改革。深圳作為第一個特區，1979年時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漁村，而如今已經發展成為千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很快，廣州、天津等其他城市也都向市場化改革方向發展。

如今，中國各大城市展開了如火如荼的競爭，它們紛紛利用減稅和其他激勵政策吸引國內外投資者。在大城市展示其教育能力及文化吸引力的同時，一些小型城市在特色產品也狠下一番功夫。這樣的競爭促成了中國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經濟奇迹」。

但是這個「奇迹」也帶來了不盡人意的副作用：在城區與鄉村之間的貧富差距。中國13億人口中有54%是農民，這個龐大的數字相當於歐洲的總人口。中國農村中還有一些人處於赤貧狀態，其主要原因是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間的遷移，當然還有其他對城市優惠的政策未惠及到農村的發展。

要消除收入差距，更多的城市競爭勢在必行。在過去十年，中國政府讓各大城市靈活試驗各種措施以解決城鄉貧富差距問題。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由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牽頭的「重慶模式」的試驗。重慶是一個擁有3300萬人口的大城市，其土地面積等同於奧地利，常常被稱作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但實際上，其2300萬居民是農民。現今，800多萬農民已移居到城區各地工作，而在未來十年大約每年會有100萬人遷居到城區。重慶還實施了住房補貼項目，這一項目將使惠及其30-40%的居民。

重慶還通過放鬆戶籍制度，提高農民福利。如今，重慶市的農民們如果選擇放棄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他們可以選擇註冊成為「市民」，而且三年後他們將享受與城區居民同樣的教育、醫療保健和養老權利。

在重慶模式大放異彩的同時，也有其他模式同樣引人關注。四川省最大的城市成都，它擁有1400萬人口，一半人口是農村人，較之重慶壓力稍輕。過去十年裡成都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還能將減少城區居民的收入差距，這項成就在中國城市中獨一無二。

成都並沒有鼓勵大規模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它更為注重發展城郊。政府將其30%的資源轉移到農村並鼓勵發展開發區，在這兒農村居民能夠賺取高額收入並且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教育、文化和醫療福利。

我最近去一個開發區，這兒有一些出口辣椒醬的小公司。大多農民將他們的土地出租后在開發區工作，當然也允許農民們繼續保留他們的土地。到目前為止，這個地區三分之一的農田轉換為大型農業化經營，效率大大提高。

成都90%多的農村居民都有醫療保險，當地政府還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養老方案。在成都，農村的學校也得以升級改造，設施甚至優於市區學校，而且農村學校的老師們也都送往城市培訓。

通過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好的福利提高了農村居民的購買能力，也拉動了中國的內需。2012年，成都有可能成為中國第一個消除城鄉居民在法律上差別的城市，能使農村居民自由遷居城市。

全面長期的行動促成了成都的成功，這種行動包括從下而上的協商和參與及清晰的財產權方案。與之相比，重慶則是依賴於國家權力和上百萬人的遷徙達到了同樣的效果。如果成都的「溫和」模式在減少收入差距方面被認可為更有效，那麼它就為其他城市樹立了一個榜樣，如同深圳在市場化改革方面樹立了一個楷模。

當然，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根本不同：相比於重慶險峻的地勢和熾熱的炎夏，成都的土地更肥沃，天氣更為適宜。成都的生活節奏較為緩慢，甚至辣椒的辣味也更溫和些。一個地方取得成功的元素不一定適用於另一個地方。

最終還是得由中央政府去決定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它鼓勵了地方的多樣性和內部的競爭。

歐洲領導人應該引起注意。中央政府擁有的權利不應只是像歐洲對待希臘那樣譴責「失敗者」，還應該獎勵為其他組織樹立好榜樣的「勝利者」。

（作者貝淡寧，上海交通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合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朱曉磊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