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政改——中國沒有榜樣

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人類出現社會、建立制度之後永恆的話題。一個制度為適應時代需求應運而生之後，隨後將面對新問題、新挑戰，從而進行不斷的調整和變革。縱觀人類歷史，中外皆然。美國開國元勛傑斐遜有言：「正如我們長大成人以後，再不能穿兒時的衣服一樣，那麼我們國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斷地創新，才能符合時代發展的一個需要。」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但各個朝代都吸取前代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不同程度的體制改革。以權力的傳承為例。清朝就以「傳賢」取代了歷代的「傳長子」——這也是為什麼清朝是英主輩出的時代。西方現代民主制度自英國誕生之後，其政改主要體現在投票權的逐步擴大，直至實現全民普選。政改，對於今天的世界和中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

新中國1949年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說中國的政改是未雨綢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慾，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尚處於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經濟轉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特殊時期，而且恰又處於矛盾高發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再加上人類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如此超大規模的國家同時進行雙重轉軌、轉型的先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這也是為什麼政改依然是全社會關注和爭論的焦點之一。

應該說中國社會對是否進行政改是有共識的，但分歧在於政改的方向。一派主張繼續堅持和完善經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模式。一派主張以西方為榜樣。

從歷史和現實環境來看，以西方為師的主張正日益受到質疑。這一方面是由於中華民國的歷史教訓，另一方面更有整個西方持續陷入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有關。但綜合來說，西方的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政改方向，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國的政改必須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正如西諺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叆德蒙•伯克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無獨有偶，中國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裡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箇建立得起來的？」。這方面中國有過相當慘重的教訓。這也是中華民國這種完全移槙於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國失敗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