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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者按：公民社會是當下很時髦的，或者說是又一個很＂普世＂的東東，值得思考。謹贊成本文的大部分觀點。]
公民社會的幻夢
中國當今的有識之士們整日談建設公民社會，貌似公民社會是在現有體制下，實現民主與自由的唯一良方。上至社科院，下至公共知識分子，經常將公民社會四字掛在嘴邊，出書立說，不亦樂乎。其實，在政治日益頑固、社會日益敗潰之時，公民社會作為某種理論依據或救命稻草，不過是給憂國憂民的諸位帶來些許安慰而已。
首先，有人說公民社會是政治改良的基石，既可以逐步提高公民素質， 實現我們想要的民主共識， 又可以保證政治和社會穩定。這種看法的依據是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但我認為這種想法在中國完全是一廂情願。
19世紀中葉，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考察了北美大陸，然後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稱讚后殖民時代美國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社會。他認為，自願性質的公民團體將美國社會凝結在一起，對民主建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他說：「高度的結社以及社團動員公民參加公共活動的能力，有效地支持了民主政體穩定發揮作用，大量的公民結社是美國能夠進行前所未有的民主實踐的關鍵原因。」
可以說，托克維爾的觀察不可謂不敏銳。美國《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2000年發表編輯文章稱，「誇張一點說，進入到21世紀，我們都是托克維爾主義者」。可見他的著作對當今知識分子的影響力有多大。哈佛大學的羅伯特·D ·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進一步解釋說，公民社會像一部發動機，創造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就是信任、互助、合作，促進了社會效率，達到公民的平行關係，而非權威和民間的上對下關係。
如果只談美國，他們都沒有錯。但事實證明，這種理論並不適用於其他國家，而且也是對托克維爾的片面解讀。芝加哥大學的卡洛斯福門特（Carlos Forment)的《拉丁美洲的民主》以充足的資料數據展示，托克維爾旅行時期的拉丁美洲與美國的公民社會並沒有太大不同，但後來的民主發展卻大相逕庭。
在福門特走訪的一些拉丁美國家，如墨西哥、祕魯，甚至阿根廷和古巴，它們的公民社會都比較強健而充滿活力，雖然程度不同。那裡的人們熱衷選舉、監督官員、關心公共事務、參與陪審團，但同樣政治黑暗、經濟不振，充斥著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軍事獨裁，當然也有短命的民主主義。很明顯， 公民社會與民主制度其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公民社會的繁榮不一定就有助民主制度的確立。
更為嚴重的是， 在某些情況下，公民社會反而還會帶來更恐怖的專制。 公民社會極為活躍的德國魏瑪共和國，最終不是還倒向了納粹殘暴統治嗎？ 哥倫比亞大學的謝里·貝爾曼(Sheri Berman)在《公民社會與魏瑪共和國的倒台》 中有精彩的觀察。當我想起中國問題專家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說過當今中國很像魏瑪共和國的時候，簡直要驚出一身冷汗了。
普林斯頓大學的南希·波密歐也認為，公民社會與民主自由之間的積極關係只是一種幻想。比如在納粹崛起時期的義大利北部， 按照帕特南的理論，公民社會普及很廣，理應民主、和諧、穩定。但是，這裡卻正是腐敗、謀殺、政治醜聞、恐怖主義等各種罪行最惡劣、黑社會最猖獗的地區。順便說一句，NGO慈善組織的幕後組織者很可能就是殺人放火的黑社會頭目，看過電影《教父》三部曲的人都應該明白。
根據歐洲政治專家恩卡納西翁的研究，實際上很多推翻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它們都不是所謂的公民社會，如西班牙、烏拉圭和匈牙利。在這些國家，人們很少談什麼公民社會，也從來不熱衷於參加非政府的民間組織。例如西班牙，在佛朗哥下台後建立了比較靠譜的民主制度。但相比其他發達國家，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可以說相當落後。
另外，還有人認為公民社會可以培養公民的民主素質，即使不能推翻專制，但在民主一旦實現之後，會促進民主的質量以及社會環境的和諧，令政治和社會發展更為順暢。如果說前一個幻象是一廂情願，那麼第二個幻象，容我不客氣的說，絕對是一種意淫了。
例子數不勝數，我們只須看看東歐劇變后的共產國家即可。由於經濟重整，國企工人大量失業，工會解散。非政府組織的資金來源一般都是海外。國際社會的資金一旦斷鏈，NGO就可以說拜拜了。當然，公民社會的一蹶不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罷工，遊行，維權等等基本上已經被公開選舉和政黨活動所替代，基本沒有NGO什麼事了，而且政治精英們也不喜歡政黨以外的公民組織搶他們的風頭。
馬克·摩吉·霍華德（Marc Morje Howard）的《后共產主義歐洲公民社會的弱點》 向大家展示了一副生動的畫面：由於在東歐劇變之前，人們被迫參與各類毫無實質意義的團體，所以他們對各種組織感到非常厭倦，不願再參與公共事務。民主不僅給大家帶來參與某類組織的自由，也帶給大家拒絕參與任何組織的自由、獨立思考的自由。 恩卡納西翁分析，東歐國家民主后的公民社會蕭條，還有兩個原因：私人交流空間和對民主政府社會經濟政策不滿，這方面我就不多說了。
當然，公民社會失敗的例子不止在後共產國家。經常來中國講學的美國科比學院教授Ariel Armony，在其著作中舉了阿根廷和智利等國家的例子，證明民主化之後的公民運動不僅沒有促進社會融合，反而加深了社會矛盾和等級劃分。即使是公民組織中的個人成員，也並沒有體現民主意識，也沒有對其它組織體現寬容與和解的態度。中國人自古擅長窩裡斗，即使建成公民社會，我不認為情況會比阿根廷更好。 Armony指出，社會開明和穩定與否，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是最主要的，絕非因為所謂民間團體天生傾向民主道德。
魏瑪共和國的倒台、西班牙第二共和的命運、1970年代的阿根廷和智利的軍政府和暴政，全都證明了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很有可能使得社會走向兩極分化，並將民主摧毀，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其實對於這一切，托克維爾早就想到了。他雖然沒有去南美，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對公民社會的危害也提出了警告。只不過今天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太著急，手足無措之時，隨手抓一個藥方，還沒研究明白，就開始胡亂下藥。
我承認建設公民社會，參與NGO，確實可以幫助不少人。 做一些小修小補，比什麼都不做強得多。例如多幫一個孩子上學，多治好一個人的頑疾，多種一棵樹等等。但這些做法對於整個社會的進步，對於政治的開明，會不會起到實質作用，我很懷疑。我覺得甚至還有可能會產生反作用。至少大家心裡都清楚，小善不僅不會推倒大惡，還為大惡增添了存在的合法性。
以上這些實例可以說明，在一個政治體制相對成熟的國家，公民社會確實可以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在一個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相對落後的地區，公民社會只是幻象，不是選項。我們想一想，當一個人得了重病，是應該下重葯還是繼續吃維生素片？平時我們吃維生素，當然對身體好，但情況緊急的時候，吃維生素是不能救命的。面對急需解決的大問題，即使「葯有三分毒」，但還是要對症下藥才是。
首先，有人說公民社會是政治改良的基石，既可以逐步提高公民素質， 實現我們想要的民主共識， 又可以保證政治和社會穩定。這種看法的依據是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但我認為這種想法在中國完全是一廂情願。
19世紀中葉，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考察了北美大陸，然後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稱讚后殖民時代美國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社會。他認為，自願性質的公民團體將美國社會凝結在一起，對民主建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他說：「高度的結社以及社團動員公民參加公共活動的能力，有效地支持了民主政體穩定發揮作用，大量的公民結社是美國能夠進行前所未有的民主實踐的關鍵原因。」
可以說，托克維爾的觀察不可謂不敏銳。美國《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2000年發表編輯文章稱，「誇張一點說，進入到21世紀，我們都是托克維爾主義者」。可見他的著作對當今知識分子的影響力有多大。哈佛大學的羅伯特·D ·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進一步解釋說，公民社會像一部發動機，創造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就是信任、互助、合作，促進了社會效率，達到公民的平行關係，而非權威和民間的上對下關係。
如果只談美國，他們都沒有錯。但事實證明，這種理論並不適用於其他國家，而且也是對托克維爾的片面解讀。芝加哥大學的卡洛斯福門特（Carlos Forment)的《拉丁美洲的民主》以充足的資料數據展示，托克維爾旅行時期的拉丁美洲與美國的公民社會並沒有太大不同，但後來的民主發展卻大相逕庭。
在福門特走訪的一些拉丁美國家，如墨西哥、祕魯，甚至阿根廷和古巴，它們的公民社會都比較強健而充滿活力，雖然程度不同。那裡的人們熱衷選舉、監督官員、關心公共事務、參與陪審團，但同樣政治黑暗、經濟不振，充斥著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軍事獨裁，當然也有短命的民主主義。很明顯， 公民社會與民主制度其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公民社會的繁榮不一定就有助民主制度的確立。
更為嚴重的是， 在某些情況下，公民社會反而還會帶來更恐怖的專制。 公民社會極為活躍的德國魏瑪共和國，最終不是還倒向了納粹殘暴統治嗎？ 哥倫比亞大學的謝里·貝爾曼(Sheri Berman)在《公民社會與魏瑪共和國的倒台》 中有精彩的觀察。當我想起中國問題專家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說過當今中國很像魏瑪共和國的時候，簡直要驚出一身冷汗了。
普林斯頓大學的南希·波密歐也認為，公民社會與民主自由之間的積極關係只是一種幻想。比如在納粹崛起時期的義大利北部， 按照帕特南的理論，公民社會普及很廣，理應民主、和諧、穩定。但是，這裡卻正是腐敗、謀殺、政治醜聞、恐怖主義等各種罪行最惡劣、黑社會最猖獗的地區。順便說一句，NGO慈善組織的幕後組織者很可能就是殺人放火的黑社會頭目，看過電影《教父》三部曲的人都應該明白。
根據歐洲政治專家恩卡納西翁的研究，實際上很多推翻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它們都不是所謂的公民社會，如西班牙、烏拉圭和匈牙利。在這些國家，人們很少談什麼公民社會，也從來不熱衷於參加非政府的民間組織。例如西班牙，在佛朗哥下台後建立了比較靠譜的民主制度。但相比其他發達國家，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可以說相當落後。
另外，還有人認為公民社會可以培養公民的民主素質，即使不能推翻專制，但在民主一旦實現之後，會促進民主的質量以及社會環境的和諧，令政治和社會發展更為順暢。如果說前一個幻象是一廂情願，那麼第二個幻象，容我不客氣的說，絕對是一種意淫了。
例子數不勝數，我們只須看看東歐劇變后的共產國家即可。由於經濟重整，國企工人大量失業，工會解散。非政府組織的資金來源一般都是海外。國際社會的資金一旦斷鏈，NGO就可以說拜拜了。當然，公民社會的一蹶不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罷工，遊行，維權等等基本上已經被公開選舉和政黨活動所替代，基本沒有NGO什麼事了，而且政治精英們也不喜歡政黨以外的公民組織搶他們的風頭。
馬克·摩吉·霍華德（Marc Morje Howard）的《后共產主義歐洲公民社會的弱點》 向大家展示了一副生動的畫面：由於在東歐劇變之前，人們被迫參與各類毫無實質意義的團體，所以他們對各種組織感到非常厭倦，不願再參與公共事務。民主不僅給大家帶來參與某類組織的自由，也帶給大家拒絕參與任何組織的自由、獨立思考的自由。 恩卡納西翁分析，東歐國家民主后的公民社會蕭條，還有兩個原因：私人交流空間和對民主政府社會經濟政策不滿，這方面我就不多說了。
當然，公民社會失敗的例子不止在後共產國家。經常來中國講學的美國科比學院教授Ariel Armony，在其著作中舉了阿根廷和智利等國家的例子，證明民主化之後的公民運動不僅沒有促進社會融合，反而加深了社會矛盾和等級劃分。即使是公民組織中的個人成員，也並沒有體現民主意識，也沒有對其它組織體現寬容與和解的態度。中國人自古擅長窩裡斗，即使建成公民社會，我不認為情況會比阿根廷更好。 Armony指出，社會開明和穩定與否，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是最主要的，絕非因為所謂民間團體天生傾向民主道德。
魏瑪共和國的倒台、西班牙第二共和的命運、1970年代的阿根廷和智利的軍政府和暴政，全都證明了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很有可能使得社會走向兩極分化，並將民主摧毀，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其實對於這一切，托克維爾早就想到了。他雖然沒有去南美，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對公民社會的危害也提出了警告。只不過今天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太著急，手足無措之時，隨手抓一個藥方，還沒研究明白，就開始胡亂下藥。
我承認建設公民社會，參與NGO，確實可以幫助不少人。 做一些小修小補，比什麼都不做強得多。例如多幫一個孩子上學，多治好一個人的頑疾，多種一棵樹等等。但這些做法對於整個社會的進步，對於政治的開明，會不會起到實質作用，我很懷疑。我覺得甚至還有可能會產生反作用。至少大家心裡都清楚，小善不僅不會推倒大惡，還為大惡增添了存在的合法性。
以上這些實例可以說明，在一個政治體制相對成熟的國家，公民社會確實可以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在一個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相對落後的地區，公民社會只是幻象，不是選項。我們想一想，當一個人得了重病，是應該下重葯還是繼續吃維生素片？平時我們吃維生素，當然對身體好，但情況緊急的時候，吃維生素是不能救命的。面對急需解決的大問題，即使「葯有三分毒」，但還是要對症下藥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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