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死亡與苦難讓史鐵生成為哲人 （轉載）

此稿寫於史鐵生先生謝世后第三日，因交與《三聯生活周刊》，遲至今日上傳，特作說明。

    知道作家史鐵生先生去世的消息遲了，這仍讓我在桌前愣了許久，當時耳邊響起一支歌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這是一篇小說，也是史鐵生的成名作，我記得發在1982年我供職的《青年文學》上，回首一算已近三十年矣。

    當年讀過《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的讀者都應該50歲以上了，這篇小說在當時文壇上影響很大，作者把艱苦的農村插隊生活寫得如詩如畫，充滿了情感。一個身體殘疾的作家能有這樣的文筆與心態，讓我們編輯們非常震驚。

    這篇小說責任編輯叫牛志強，自打我離開編輯部再也沒遇見過他。牛志強先生是當時我們《青年文學》文革前大學生中最年輕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牛。記得有一天，他興沖沖對我說，抓到了一篇好稿子，上頭條，讓我抽空先看看。按當時文學期刊的地位，在《青年文學》上頭條跟今天大片票房過三億似的，讓人興奮加得意。我們那時在編輯部都稱老陳老趙小牛小馬的，沒人稱官稱，也沒人稱老師，這類稱謂的毛病都是這些年慢慢染上的。

    記得一天中午在食堂，牛志強大呼小叫地喊我，我看見他推著輪椅，輪椅上坐著一臉笑容的史鐵生，我趕忙過去寒暄。面對史鐵生這樣的殘疾人，我總不知如何說是好，話輕了，顯得麻木；話重了，怕有閃失；不輕不重又拿捏不好，只好以笑對笑，偏過頭去跟牛志強打岔。

    我那時年輕，剛到編輯部也不久，以我的人生經驗，殘疾人中的弱者都是一臉苦難，而強者又總是一副深沉的樣子。可史鐵生不是這樣，其笑容燦爛至今仍清晰定格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絲毫沒有怨天尤人的跡象，言談舉止平和。那天編輯部留他在食堂吃飯，我們編輯部能圍過來的都圍過來了，擠得桌子上都伸不開筷子。

    後來史鐵生因這篇小說不僅被文壇關注，還讓許多讀者關注。他下鄉時的不幸致使下肢癱瘓，使他的作品比正常人多了一層思考。這層思考，與我們那個時代常常教育的身殘志堅不同，更多的是有關生命的含義。

    我和史鐵生先生並不熟，那時編輯部對作家都是責任編輯制。牛志強是史鐵生的責任編輯，他一提起史鐵生就興奮得象孩子的保姆，笑聲成串，永遠說不盡各類相關的話題。記得他有一次帶我去史鐵生地壇旁邊的家，房間擁擠不堪，輪椅出入還需要人抬，十分不便，史鐵生坐在輪椅上總是仰著頭看我們，這讓我揪心並儘快坐下來。臨近飯口，史鐵生非要留我們在家吃飯，那時還不興去餐館，我們再三推辭才走出他那間低矮的小屋。我當時感受多多，只是今天反到說不出什麼了。再後來我離開了《青年文學》，再想看史鐵生只好看他的作品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和作協到處都充盈著神聖感，出門一說是作家會讓人肅然起敬。那時候明星都不如作家受歡迎，靠臉蛋兒的不如靠腦子的是社會的共識。可惜這共識到九十年代就分道揚鑣了，金錢至上的社會價值觀讓作家們一個個下海，不下海也羨慕下海的。作家們的神聖光環逐漸褪去了，趾高氣昂的作家們開始低頭耷腦了，社會地位漸漸走低，於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們也踏上了紅塵滾滾的道路。

    史鐵生由於搖著輪椅，落在了後面。古人常說福禍相倚，癱瘓這禍到了這會兒竟然成了史鐵生的福分。生命含義的這層思考，讓他比正常人更能清晰地知曉寫作的含義，讓他更加放不下手中的這支筆。

    史鐵生在最苦悶的日子裡會去地壇「默坐獃想」，任何一個身體健康的作家也不會如此苦行。一個癱瘓、每周透析三次的人命若琴弦，離死亡有多遠恐怕只有身臨其境才能知曉，史鐵生以平靜的口吻說：「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死亡與苦難讓史鐵生在作家中成為一個哲人。世事紛雜，充斥誘惑，而他三十年的作家生涯卻一個十年比一個十年更為精彩。他未變，時代變了；時代變了，他未變，因而凸顯一個靈魂的價值。史鐵生調侃自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這句沉重的話讓我們聽來是多麼的豁達。在2010年的最後一天，在離他六十歲生日還有四天的時候，他迎來了他那「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在天國，史鐵生先生一定幸福，超越凡人。

2011/1/3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