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三譯」折射兩岸三地文化

【中新網】8月6日電

香港《文匯報》日前刊出文章《「一國三譯」折射兩岸三地文化》。該文說，內地、香港和台灣在翻譯外國詞語，特別是人名時，出現的三種不同譯法。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譯法如較優秀和妥貼，會逐漸被其它兩地借鑒和採納。「一國三譯」既折射兩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滲透中取長補短。這是兩岸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現象。

    文章摘錄如下：

    所謂「一國三譯」，是指內地、香港和台灣在翻譯外國詞語，特別是人名時出現的三種不同譯法。如果不了解「一國三譯」，往往遭遇不少雞同鴨講的窘境。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譯法，如較優秀和妥貼，會逐漸被其它兩地借鑒和採納。「一國三譯」既折射兩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滲透中取長補短。這是兩岸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現象。

剛結束的第20屆香港書展，本土著作《世事新語》受到熱捧。該書講述粵語如何影響中國30年。來自粵港兩地的幾位文化人，在談到最近被國家領導人反覆使用的粵語「企穩」時，就語言文化的「多元性」，發揮出不同看法。他們指出，「搞掂」、「打的」、「埋單」、「炒更」、「養眼」、「生猛」、「搞笑」、「T恤」、「歌廳」、「超市」、「入圍」等上百個粵語新詞，深深影響中國的發展。有論者指：「粵語影響中國的過程，本身就是翻譯的過程。『埋單』變成了『買單』，『搞掂』變成了『搞定』……」

    涉及三地文化、風俗和政治等方面

    「粵語影響中國本身就是翻譯的過程」這一命題，令筆者想到另一個亦頗有意思的命題：「『一國三譯』折射兩岸三地文化」。筆者多年來從事時事和文化評論，對內地與港台「一國三譯」的現象頗感興趣。筆者認為，如果不了解「一國三譯」，往往遭遇不少雞同鴨講的窘境。從歷史上看，「一國三譯」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涉及文化、風俗乃至政治的方方面面。

    「一國三譯」的現象，以政治人物譯名為例：Margaret Thatcher內地譯為撒切爾夫人，台灣叫畲[李西興按：音she第一聲]契爾夫人，香港叫戴卓爾夫人；Ronald Reagan內地譯里根，台灣叫雷根，香港譯列根；Bill Clinton內地譯柯林頓，台灣叫柯林頓，香港兩個譯名都用；George Bush內地譯布希，台灣叫布希，香港叫做布希；John Fitzgerald Kennedy內地譯肯尼迪，台灣譯甘乃迪，香港叫甘乃地；Henry Alfred Kissinger內地譯為基辛格，台灣叫季辛吉，香港跟隨大陸；Lyndon Johnson內地譯約翰遜，台灣和香港或譯約翰遜或強森……

    「一國三譯」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內地的翻譯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的去翻譯，例如1953年就任美國總統的Dwight Eisenhower，內地的翻譯是「艾森豪威爾」，而台灣則譯為「艾森豪」，香港則兩可之間。台灣按照中國人名習慣，翻譯外國人名往往不超過三個字。所以「艾森豪威爾」就成了「艾森豪」。內地太拘泥一個音節一個音去翻譯。例如文革前，對俄國某戲劇理論家有個水蛇長的譯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能太冗長，以後變成了「斯坦尼」三字，省去了啰啰嗦嗦的「斯拉夫斯基」五字，又好記又琅琅上口。看來，「一國三譯」在「刪繁就簡三秋樹」方面，內地似可向港台借鑒。

    港台注重為外國人譯中國名

    第二，大陸的譯法更注意「中外之分」，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比如「基辛格」這個名字，一見就知道是外國人。但是基辛格的台灣譯名「季辛吉」，就難辨是洋人抑或華人。香港和台灣翻譯外國人名，多半是有中國姓氏的。比如將撒切爾夫人，叫戴卓爾夫人或畲契爾夫人。「戴」或「畲」，都是中國姓氏，「撒」則不是。

    歷屆港督如楊慕琦、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麥理浩、尤德、衛奕信、彭定康等，也都有中國姓氏。英國外交部將末屆港督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譯為彭定康，既有中國姓氏，又有「安定康泰」之名。顯示英國佬醒目，知道華文威力，很懂得入鄉隨俗。開初中國外交部，將彭定康譯為柏滕，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不知何許人也，但後來也很快改為彭定康。

這種給外國人名譯個中國名字的做法，並不是港台的創造，其實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內地翻譯界承襲過來的。那時沿用下來的外國名人，多半有中國姓氏。例如：肖伯納、卓別麟、華盛頓、林肯、杜勒斯、羅斯福、馬歇爾、史迪威、戴高樂。三十年代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藝界，是當時譯介蘇俄文學的主力。他們也把許多俄羅斯作家，冠上中國的姓氏：例如高爾基、戈果理、普希金、柴訶夫等。不過，一九四九年後，內地翻譯界強調外國人名的音譯。後來翻譯的外國人名，中國姓氏就少了。

    互相交融 取長補短

    「一國三譯」，還透露三地風俗習慣和政治文化不同。例如台灣給「奧巴馬」起名「歐巴馬」，因為這個「奧」字，在閩南語中，是「不好」的意思，所謂「奧步」即陰招、損招也。

    【李西興按：前新黨立法委員營志宏指出，「歐」字在台語的發音，與「黑」字接近。叫人家「歐巴馬」豈非說人家是「黑巴馬」？】

    再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台灣大概覺得「克」不是好字眼，也不像中國姓氏，所以給他起姓名為「柯林頓」。

    值得一提的是，柯林頓夫人Hillary Clinton，內地譯為「希拉里」，看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香港和台灣覺得，人家好歹是個女人，所以就分別翻譯為「希拉莉」和「希拉蕊」。筆者覺得，台灣譯為「希拉蕊」，似乎有點花季少女的意味。畢竟人家現在比丈夫還風光，是堂堂國務卿。香港譯為「希拉莉」似乎更貼切。

    再如Che Guevara，一個被譽為「共產主義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者，難得大陸和台灣都用切·格瓦拉的譯名，香港則譯為哲古華拉。

    香港和台灣翻譯外國人名，似乎還在奉行上世紀早期「信、達、雅」的翻譯原則。五十年代內地曾把非洲國家「莫三比克」譯為「莫三鼻給」，確實不雅。後來改為「莫三比克」，就比較雅。比如computer一詞，內地現在部分人仍然稱為「計算機」，但港台譯為「電腦」。這種譯法更妥貼，現在已取代了「電腦」的譯法。在「信、達、雅」方面，港台亦值得大陸借鑒。

    港台故意選用中國人的姓氏翻譯外國人名，也是為達到「雅」的效果。但外國人名過分中國化，有時候往往「夷夏難辨」。比如大陸翻譯Saddam Hussein為「薩達姆·海珊」，在台灣叫「沙丹·胡笙」，香港或稱為「海珊」。香港譯名怎麼看都是個中國女人名。

    給外國人名譯個中國名字的做法，只要忠實於原來的發音，倒也未嘗不可。內地翻譯外國人名，嚴格遵循音譯為主、名從主人、約定俗成三原則。有時比港台略勝一籌。例如「薩達姆·海珊」的譯名，就比較貼切，並被香港接受。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譯法，如較優秀和妥貼，亦會逐漸被其它兩地借鑒和採納。這是兩岸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現象。

    長期以來，大量粵方言北上，如頭啖湯、生猛、炒魷魚、入圍、濕濕碎、有料、打工等，也有大量普通話南下，如變通、下海、萬元戶、下崗、股民、網民、老賴、原生態、白領、段子等。而「一國三譯」，既折射兩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滲透中取長補短。(楊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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