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千里：于丹焉知曾點之志哉！

馬千里：當《論語》遭遇于丹

第六篇 隱士式的「理想之道」

第一章 于丹焉知曾點之志哉！

《侍坐》章是《論語》中篇幅最長的一章。在這一章里，子路、冉有、公西華、曾點分別闡述了自己治理國家的目標，也可以說是他們各自的政治理想的描述。

子路說自己利用三年的時間可以讓一個內外交困的小邦國「有勇」而「知方」，不僅在軍事力量上有所增強，在道德教化上也有所作為；冉有說自己治理一個小邦國，三年之內可以讓民眾過上富足的生活，但道德教化方面還做不到；公西華說自己可以在邦國外交活動中做個小儐相。

孔子問的是「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即一旦你們被國君知用任命，將怎麼做呢？這三位學生所言正是正面回答了孔子的提問。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有勇」、「知方」、「足民」還是參與外交，其實都是概念化的，並沒有感性的描述，並且在是正的目標上，也僅僅做到了一般的治理水平。這與其後曾點的描述對照起來，在境界上是大有區別的。

我們看曾點的說法：「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點沒有說自己如何治理，也沒有說利用多長時間。他只是描繪出他的施政結果。在他參與治理的國家裡，人們可以過上悠閑而有情趣的生活，既不為「加之以師旅」而擔憂，也不為「因之以饑饉」而苦惱。這些初級的問題早已經不復存在。曾點描繪的根本就不是一個人的生活理想，而是民眾集體的生活寫照。這樣的理想社會，在中國歷史甚至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完全地實現過。所以是極其高遠的政治理想。

在這一點上，于丹顯然是有很大的誤會了。于丹評論曾點說：「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沒有什麼捨己為人的大理想。」並由此得出結論：「一個真正的君子，從來不是以他的職業素質，謀求一個社會職位為目的的。卻一定是以修身為起點的。他要從最近的、從內心的完善做起。」于丹把曾點之志說成了個人的修養，內心的完善而已，把曾點描繪的生活場景解讀為曾點個人的名士風流。那麼孔學「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哪裡去了？如果曾點的理想是這種隱士般的個人風流，怎麼可能得到老師的高度讚揚呢？除非孔子放棄了儒家，轉投到了莊子的門下。

那麼于丹為什麼得出這麼個結論呢？一是為了自己的論述主題而有意歪曲或無意誤解了曾點的志向，二是于丹錯讀了朱熹的《四書集注》。于丹在解釋為什麼曾點能夠受到孔子的熱情鼓勵時引用了朱熹《四書集注》的話：「宋代大理學家朱熹對此有一個比較權威的解讀。他說，曾皙的理想，看起來不過是，『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四書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沒有什麼捨己為人的大理想。」于丹在這段翻譯中故意漏掉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初」字，這樣「初看起來像是沒有什麼捨己為人的理想」就變成了于丹說的「沒有什麼捨己為人的大理想」。「初看起來如此」，那麼下文必然是「實際上不如此」。于丹對此卻矇混過關了。其實隨後朱熹就說明了曾點之志「實際上」是什麼，「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這個「堯舜氣象」正是堯舜之治下的社會風貌。這是何等高遠的志向啊！于丹理解的「並不認為志向越高遠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個人內心的定力與信念」的「心得」，真不知是從何而來！朱熹的論述還在繼續，他又解釋了孔子的志向，說「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社會所有成員都各得其所，安之，信之，懷之，是孔子開列的實現堯舜之治的具體著力點。而曾點描繪的是堯舜之治實現后的生活狀態。兩者相互參見可見其同。所以朱熹接著說：「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朱熹這段論述是非常清楚的，並不存在什麼歧義。于丹卻掐頭去尾，肆意錯讀，以削足適履，大失學者水準了。犯錯至少分兩種情況：一是有意犯錯，那就是別有用心；二是無意犯錯，那就是學養不深。于丹對《論語》的章句解釋堪稱遍體鱗傷，對朱熹的註解也出現如此明顯的錯誤，不知屬於有意還是無意？

再補充一點，孔子的政治理想，《論語·公冶長篇第五》有明確的記載：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蔽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這也是朱熹所論的依據。何以說孔子和曾點的志向都是高遠的「大理想」呢？處理朱熹所論的「堯舜氣象」外，孫中山先生也有一段話，間接地做過評論：「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另有新組織，則比不似舊社會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以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為公眾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理想之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乎歐美而上之。」孫中山在孔子之志成為「大同世界」，並憧憬說「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乎歐美而上之」，這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對曾點之志的高度讚揚。

這麼一種能讓中國「駕乎歐美而上之」的大理想，到了于丹那裡，就成了內心修養，並作為「理想之道」的最主要例證。這樣一種「心得」還有正確的可能嗎？于丹哈有一段更為搞笑的話。她說：「許多人感到，《侍坐》這樣一章闡述的理想，似乎不同於我們一直以來對於《論語》關於立志的判讀，不同於曾子所說的『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那樣的沉重。」我們難以知道于丹說的「許多人」在哪裡，而凡是略懂《論語》或者稍微看過朱熹註解的朋友都會感受到曾點之志實現起來的「任重而道遠」，反而把曾點之志矮化為「內心這種從容和對於自我的把握」的，大概于丹是前無古人的第一人。

                                               李西興2009-11-1據原書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