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論語>遭遇于丹》序言
準確釋讀經典,肩負社會責任
高專誠
《論語》問世后的近2500年來,還沒有任何一本有關《論語》的書籍,能夠像《于丹〈論語〉心得》這樣,瞬間風行天下。也沒有任何一位作者,像于丹教授這樣,因為其作品涉及到了《論語》而一舉成名。面對這樣罕見的文化怪現象,直如聖人所言,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愈來愈多的人們對於傳統文化表現出了驚人的認同精神;憂的是,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風潮,有太多的人,特別是青少年,由於缺乏必要的經典知識儲備,正冒著被誤導甚至被戕害的危險。但無論是喜是憂,在當前的國學熱和《論語》熱中,每一個有素養的學術研究者或文化工作者,都應肩負起一份社會責任,去思索和反省,像《于丹〈論語〉心得》這樣的以釋讀《論語》為名、以體會《論語》為號而走紅的作品,以及像于丹教授這樣的因為釋讀《論語》而成為「學術超女」的文化和社會現象,以弄清它們背後的東西究竟是什麼,認清它們的消極影響究竟在哪裡。
第一,是「心得」還是「心魔」?不知于丹教授是不是意識到,自己對《論語》的理解太主觀、太隨意,所以,在許多場合,她都強調自己所做的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個人「心得」。但是,心得畢竟不同於心魔,不應該是隨心所欲的代名詞。「心得」是個專有名詞,是以深思熟慮、入情入理為前提的,並不是任何個人想法、任何奇思妙想,都可以稱為心得,都可以公諸於眾,登諸大雅之堂。一句話,萬不能以心得取代學問的真理性和真精神,更不能說我的心得是什麼,事實就是什麼。無論什麼人,教授也罷,演說家也罷,當他把自己的作品,冠以「《論語》心得」的時候,一定要以對《論語》的敬重對待、深入研究和全面理解為前提。不管是對於《論語》,還是其他古代典籍,不能說因為有皓首窮經之憾,我們就可以對其章句望文生義,隨意解釋;不能說因為歷代的經典註釋家,每每對經義存有歧見,我們就可以隨便篡改字句,引伸字義;不能說因為歷史上有所謂「六經注我」的說法,我們就可以將經典文句斷章取義,唯我所用。
閱讀于丹教授《于丹〈論語〉心得》有關《論語》章句字詞的釋讀,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說,儘管于丹教授口頭上對像《論語》這樣的經典推崇備至,但從她的演講和著作中,對《論語》章句的釋讀來看,根本看不出她對經典原著懷有敬重之心,更缺乏深厚的學識和練達的掌握。于丹教授真正關注的,是自己的「心得」而不是《論語》的本義,並為此而不惜憑藉上好的口才表現,和混亂的邏輯推演,偶爾誦讀若干古語、古詩詞以嘩眾取寵,蒙蔽不明就裡的廣大聽眾和讀者。我們認為,這絕不應該是當代學者教授的學術之風和教學之風,更不利於形成健康向上的讀書之風和讀經之風。像于丹這樣的教授,應該遠離「批林批孔」時代的遺風,杜絕各取所需式地引用經典語句;她還應該平心靜氣地面對經典,不必以不能對經典章句隨意發明為辱,而一定要以歪曲經典本義為恥。在中國古代,固然不乏以孔子思想和《論語》字句裝點門面的時期和做法,並且類似做法,在其他類型的思想史上,都是難免的。但是,當有人真要這樣做的時候,至少應該把理當裝飾在「門」的東西放在門上,裝飾在「面」的東西放在面上,而不應該隨意堆放,鬧出常識性的笑話。愛思索的人都會有心得,讀《論語》有心得也屬正常。不過,我們想奉勸于丹教授的是,最好是去掉心魔,以平常之心認真地研讀經典,以求獲得正解。即使真想用《論語》裝飾自家門面,也應該在正確理解《論語》原義的基礎上去進行。
第二,「放鄭聲」、「遠佞人」。孔子在世時,與得意門生顏回有過一場著名對話。顏回請教治國之道時,孔子主張,在吸收傳統文化精華之外,還要著眼於現實,做到「放鄭聲,遠佞人」,即去除不健康的時尚,讓佞人靠邊兒站。為什麼要這樣呢?孔子的依據是,「鄭聲淫,佞人殆」。以鄭衛之地流行音樂為代表的時尚失之於過度放縱,而以佞人為代表的思想作風太危險。那麼,為什麼說佞人的表現是危險的呢?因為佞人是辯給便辟之人,巧舌如簧,言之無物,對於和諧社會是一種不言而喻的威脅。
「佞」字的本義是有口才,本不涉及善惡。在孔子時代,「佞」字與「仁」字有相通之處,有時人們也會混用。認為仁人應該具備上好的口才。然而,為避免有人以佞代仁,泥沙俱下,孔子特彆強調了佞人與仁人的區別。告誡弟子們要「仁而不佞」。因為「不知其仁,焉用佞」?仁是實質,佞只是表達仁的方式。一旦言語的內容與形式相分離,一味追求口才捷利,純粹以口才勝人,就背離了仁,就出現了善惡。當然,孔子並不是一概而論地反對口才。弟子子貢有口才,孔子認為他在邦國外交中,可以盡情施展其這方面的才能。但是,孔子更主張「辭,達而已矣」。出言吐語,能夠讓人通達易曉即可。有口才的目的,是通達地表述實際意義,而不是片面地以巧言勝人、以美辭繞人,更不是要以曲解他人之義而為自己的主張服務。于丹教授表述的《論語》「心得」的方式,是以其滔滔不絕的辭藻堆砌和危言聳聽,直讓聞聽者應接不暇,根本沒有獨立思索、靜心回味的餘地,而只能沉溺在其高談闊論之中,旋轉在其似是而非的對《論語》章句的曲解誤讀之內,滯留在其空洞無物的所謂勵志教條之間。不客氣地說,這樣的《論語》「心得」,基本符合孔子所定義的佞人之行,使我們不得不「一言以蔽之」曰:「是故惡夫佞者!」
有口才並不是罪過,令人厭惡的是言之無物,甚至言之乖謬。佞人的問題出在了「佞而不仁」,沒有用口才表述仁道,而是表現了詭道。比如說「幸福」。竊以為幸福就是幸福,未聞尚有于丹教授所說的「清亮的幸福」。難道世上還有「濁暗的幸福」,或其他不幸福的幸福嗎?再比如說,「寬恕」之「恕」與「忠恕」之「恕」本來不同,就不應該像于丹教授一樣,以一番巧言使之混同。凡此種種,都在提醒我們,一定要遠離「佞人」。我們想提醒于丹教授的是,即使你瞧不起以學者的身份踏實鑽研學問,也不必以教授的大名糟蹋學問。
第三,釋讀經典與社會責任。「佞人」之「殆」,最危險的莫過於無視士人的社會責任。儘管目前有所謂「國學熱」,但在這個國學之「熱」的背後,卻是此前半個多世紀的國學之「冷」。由於這半個世紀的遠離傳統文化、不尚誦讀經典,致使絕大多數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沒有機會專門接觸傳統文化的,大約50歲以下的人們,對於傳統經典近乎一無所知。遑論比較全面和可靠的理解。在當前全社會都認識到,傳統文化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家長,不僅想自己補上這一課,也希望子女們不要再有當年的遺憾。同時,還有更多初生社會的年輕人,也迫切要求以傳統文化充實自己。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以為,廣大的專業工作者,無論是授業解惑者,還是鑽研學問者,都應該從端正社會風氣、關心青少年成長的角度出發,把這樣的社會需求看,作義不容辭的神聖責任,以認真的態度,踏實的學風,正確的知識,把傳統文化的精華呈現給渴望的人們。而絕不能以「心得」為由,把個人膚淺的理解,甚至有意的曲解,廣為散布,從而把一份應負的社會責任拋在腦後。
有人說,于丹教授的《于丹〈論語〉心得》擴大了《論語》影響,提升了《論語》的知名度。可我們依稀記得,當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不也是使孔子家喻戶曉,成為盡人皆知的「孔老二」了嗎?也有人說,于丹教授的《于丹〈論語〉心得》使高高在上的傳統經學研究,走出了純學術的象牙塔。可我們感覺到,象牙就是象牙,不必要等同於朽木。還有人說,于丹教授憑藉《于丹〈論語〉心得》所獲得的名與利,令那些皓首窮經的學究們汗顏無語。可我們恪守的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順便說一句,孔子在此所說的「義」,並不是于丹教授所理解的「道義」,而是「適宜、妥當」。也就是說,以曲解和誤讀《論語》所獲得的名與利,是不適宜的,不妥當的。在此,我們並不想做思想保守的衛道士,只是想強調一份讀書人的責任心。
學棣馬氏千里,孜孜研讀《論語》有年,著成《〈論語〉的管理智慧》等大作,力圖以《論語》思想指導企業管理,良有以也。千里釋讀《論語》雖有異於余,但他之兩項原則,略勝於丹教授的「心得」旨趣。一項原則為,先去儘力弄懂《論語》之所云,再言說自己之心得;再項原則為,《論語》所講乃《論語》思想,《論語》思想對企業管理之啟發,則為現代人眼中的《論語》思想之現代意義,二者絕不混同。有鑒於此,余與千里頗能交流,以期使《論語》之學術研究,與現代精神相融通也。千里之新作《當〈論語〉遭遇于丹》,直指于丹教授釋讀《論語》之舛誤、荒謬之處,論證詳博,說理透徹。余讀之,多有共鳴,故遵囑作此小序,庶幾盡書生之責耳。
2007年3月6日
于山西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