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奠下對台政策基礎(下)

毛澤東周恩來奠下對台政策基礎

轉貼自2009年10月26日 人民網-理論頻道

【總目】

    一、以戰爭方式與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二、全面開展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

    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

【內容提要】

    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他們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為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奠定了基礎。毛澤東、周恩來一致認為：台灣問題很複雜，既是中國內政問題，又涉及國際問題。這是兩個性質不同而又互相關聯的問題，二者不能混淆。作為中國內政問題，存在和平解放或武力解放兩種方式。作為國際問題，應該用和平方式解決。

  （一）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實質，反對干涉中國內政

    為實現祖國的早日統一，中國政府廣泛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分裂中國的實質。在國際交往中，中國政府始終反對外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注意維護祖國統一，同時也適時提出並開展了雙邊會談。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行為，要求安理會制裁美國政府，並「採取措施，使美國政府自台灣及其它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11月28日，中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義正詞嚴，對美國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給予了堅決駁斥。

    1955年2月3日，針對安理會主席、紐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孟羅向安理會提交「關於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的敵對行動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致電安理會，表示堅決反對紐西蘭提案。認為「顯然是干涉中國內政，掩蓋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邀請派遣代表出席。2月6日，他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指出：現在國際上有一個陰謀，要在台灣地區搞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所以，紐西蘭在聯合國的建議是不能同意的。

為了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發表聲明，強調：「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在毛澤東親自過問、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級會談。一年後，升格為大使級談判。在兩國互不承認的敵對狀態下，開闢了提供溝通與聯繫的現實渠道，增強了相互間了解。同時，中國通過大使級談判，向全世界宣傳了自己的正義主張，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為掃除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障礙，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二）參加國際組織，堅持「有蔣無我，有我無蔣」的原則，不授人以「兩個中國」的口實

    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申明：只有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極力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政府也曾致電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要求取消國民黨台灣當局在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資格。但是這些正當要求都沒能得到實現。

    這以後二三十年中，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推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台灣的歸屬問題上製造混亂。中國政府為了不給別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口實，始終堅持了「有我無蔣，有蔣無我」的堅定立場，堅持了民族大義。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同外國領導人，就中國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交換意見時，一再明確表示：「我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如果聯合國里有台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有人建議中國分兩步走，先進入聯合國，再進行驅逐台灣當局的鬥爭。毛澤東斷然表示：「只能一步走。」「十五年沒有進聯合國，我們也活下來了。再讓蔣介石大元帥在聯合國里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們照樣活下去。要我們承認『兩個中國』或者是『一個半中國』，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劃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們妄想把台灣說成是另外一個中國，或者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國家。」「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和國際會議上，預先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中國人民早就看穿了這種陰謀。希望中國陷入這種圈套是徒然的。」1960年4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闡述中國的對外方針政策時，又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任何國際會議和任何國際組織，只要有可能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中國絕不參加；任何國際協議，如果沒有中國代表的參加和簽字，將對中國毫無約束力。」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針對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雙重代表權」提案，1971年8月20日，發表了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外交部聲明，表示強烈譴責。並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三）採取靈活策略，緩和同美國的關係，迫使其承認「一個中國」

    在國際社會之所以會出現台灣問題，其根源在於美國推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在國際社會有著重大影響力。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格局的高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策略，為中美關係最終實現正常化提供了契機。

    1972年2月，毛澤東在同來訪的尼克松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時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這就從戰略上建立了中美兩國進行緩和的基礎。22日至25日，周恩來同尼克松進行了四輪艱辛談判。談判中，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方要使美方儘可能明確地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周恩來告訴美國客人，將「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這樣，經過周恩來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艱辛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在2月28日發表了《聯合公報》。《聯合公報》聲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國家利益的」。在中美關係中最突出的台灣問題上，中國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貫立場。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恢復作出了貢獻，迫使美國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美國政府已經承擔不得再行製造「兩個中國」，否則就要在國際輿論面前輸理、失去道義，從而為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國際條件。

    台灣問題牽涉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方面，解決起來艱巨而複雜，最終解決需要時日。毛澤東、周恩來在思考和解決台灣問題時，始終抓住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全方位開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艱辛，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成績，功不可沒。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益經驗與重要啟示，值得每一位後來者認真學習、記取和發揚光大。

1956年1月，毛澤東審改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稿時，對關於台灣問題的內容，修改為「我國政府一年來，曾經再三指出：除了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還存在著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這樣，我國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就有一種共同的愛國的責任，這就是除了積極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住。」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時，正式宣布了較為系統的對台政策。他號召：「台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上跑到台灣的人員，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這表明，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台灣問題，已從一般號召轉入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的階段。

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講話。他代表政府強調：「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指出：「我願意在這裡再一次宣布，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勛，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這天早晨，毛澤東在審定發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對爭取對象規定得更為明確，指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