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談中國傳統的仁俠精神(下)

(五) 中國的「仁」和西方的「愛」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有人認為中國的「仁」和西方的「愛」是同一個意思。

孔：「仁」不是西方講的愛。中國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做《讓世界充滿愛》。我們中國人多好啊，讓世界充滿愛。我們就這樣愛了30年，愛來愛去，愛得多少人家破人亡。為什麼我們自從唱這個歌以後，就沒有仁了？仁和愛有相通之處，但是不等同。按照西方人的觀念，你愛一個人的前提，是你喜歡他。你喜歡的東西，你就對它好。你喜歡的人，你才對他好。在中國古人看來，這是低層次的。仁的起源比愛要博大得多。仁講的是，不管這個對象你是否喜歡，即使不喜歡他，也要幫助他、關心他。因為他是生命。所以孔子講仁者愛人，不是西方的喜歡了以後才愛。某個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贊同；他們的領導人，我們不喜歡；難道我們就整天罵人家是流氓國家，整天封鎖人家，污衊人家，尋機侵略霸佔人家嗎？中國古代兩個人談戀愛，不會說「我愛你」。因為愛在中國古代，可能不是一個正面的詞。愛一個東西，就好像是一種貪戀，是一種貪取，是一種私心的表現。而仁是博大、公正的。中國古代，夫妻之間不講愛，而是講「恩愛」。這個恩愛，是一種憐惜，其重點在於「恩」。所以，這個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認為，人間必須要有這個仁。沒有這個仁，什麼都支撐不了。

(六) 「人民公僕」與「愛民如子」

由仁出發，孟子講政府要施仁政。你們被選為政府的官員了，或者自己爬上去的也行，在你們眼中，老百姓是生命，不要說什麼「我們是人民的公僕」這些玄妙的話。中國古人，從來不說政府是我們的僕人。這麼說反而會掩蓋很多問題。實際上，他還是管著你、控制著你。古人堂堂正正地講，政府是我們的父母官，我們就是你的子民。講得很直接，你們就是管我們的。我們就是聽你們的。統治者們聽著，現在我們給你當兒子了，你怎麼對待你的兒子？我們可能不願意接受這種說法。但古人是這麼講的。你對你的兒女不施行仁嗎？你要講成公僕，那就壞了。僕人是可以偷主人東西的。僕人有一天趁你不在家，還可能跟你老婆發生關係呢！僕人是什麼事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講得很實在。這叫施仁政。儒家不講不切實際的東西。我們看古代的許多好官，在他的心裡，老百姓就是他的孩子。所以古代的好官，會得到一塊匾，叫「愛民如子」。我們現代，如果說愛民如子，很多朋友就會批判。說不對啊，怎麼能是父親和兒子的關係呢？但是這個封建思想是很切合實際的。你能夠愛民如子，就不錯了。而且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古代的大多數官員，並不能做到愛民如子。所以少數能夠做到愛民如子的官，老百姓都不讓他走。

(七) 仁是高層次的一種人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您認為仁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還是人性本身。

孔：今天是一個大講人性論的時代。各種媒體上，充斥著「人性」。但是那些喧囂的「人性」是偏頗的、是片面的。往往是只強調人性的低層次的部分。人性是一個整體。如果咬文嚼字的話，人表現出來的所有的特性都是人性。所以人性就有高有低。貪生怕死、欺軟怕硬是人性，但是助人為樂、大義凜然就不是人性？我們近30年來，只把人的低層次的東西叫人性，把高層次的東西叫非人性。比如說革命烈士的表現，就不是人性嗎？那是高尚的人性。一個好的社會，是應該承認人的低層次需求的合理性，但是要鼓勵人往高層次去走。你不能說，這個人為了自己吃喝玩樂，就可以出賣祖國、出賣朋友，就可以不見義勇為。仁作為一種人性，是高層次的東西，人本來是有的。有了這個仁，把它發揮出來，就變成了義，就是俠義的義。這個義經常跟俠結合起來。為什麼呢？俠和義都是講為別人做事，為別人好。但是這個俠，側重在這樣一點，就是為別人作出犧牲。俠在幫助別人的時候，不惜犧牲，這是俠的特性。我想我們多數人，在不犧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可能都願意幫助別人。這是我們的本性。四川地震，我們都在單位捐了錢，這都是善舉。但這不是俠。俠是幫助別人做事，不惜犧牲自己。這個犧牲，包括犧牲時間、錢財、精力，最高的是犧牲生命，還有犧牲榮譽。所以最偉大的俠就是烈士，就是那些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犧牲的人。大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我們都可以做到犧牲自己的一點時間、精力去幫助別人。在今年的大地震中，中國就湧現出了為數眾多的「俠」。有的冒著生命危險，有的人為此失戀，有的人還受了傷。這些人是英雄。俠是講實踐的，所以跟儒互補。儒家思想到了晚期，不與俠結合了，它就僵化了。人們還是從小就讀孔孟之書，為什麼這個社會不行了？就是因為空讀。人能夠做到為了他人去行義、行俠，自然就可以生出禮智信。其他這幾個概念，都是為了仁義服務的。為了能夠更好的做仁義之事，所以待人要講禮，處世要講智，做事情要講誠信。我們這30年來片面強調個人主義，結果仁義禮智信都被破壞了。破壞了之後，再誣賴到集體主義頭上。這是雙重的誣賴。現在社會裡沒有，也沒有勇。我們就剩下一個赤裸裸的武，武俠裡邊脫離了俠的那個武。脫離俠的武是最危險的。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可以說就是一個有武無俠的世界。

(八) 雷鋒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您說我們現在身處在一個有武無俠的世界。您能具體談談武與俠的關係嗎？

孔：我最近經常闡述一個觀點，武跟俠沒有必然聯繫。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俠。你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都可以行俠仗義。司馬遷筆下的俠，並不是都有很高的武功。敢於捨身取義的，這就叫俠。後來，為什麼武跟俠能夠結合起來了呢？是因為武能夠提高行俠仗義的能力。所以武俠是「以武行俠」。行俠不一定要有武，有武更好。我有一個觀點，雷鋒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今天，為什麼少年們喜歡讀武俠小說？因為從中能看到俠義精神。因為人本身需要精神力量。我們今天的世界，是一個不行仁義的世界。仁義寸步難行，完全靠暴力。美國今年的錢有點緊張。中國運去的商品，說不要就不要了。什麼合同法律都不顧。咱們中國能把人家怎麼樣？人家有暴力啊。人家是「槍杆子裡面出自由」啊！今天的世界，中國的這一套仁義道德行不通了。於是就有人宣揚基督教。伴隨著教堂的聳立，是世界各地戰火的紛爭。基督教可以救這個世界嗎？摩羅先生指出，基督教從來就是戰爭。基督教就是戰爭的罪魁禍首。它從來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手。當然，基督教本來不是這樣的。基督教本來挺不錯的。自從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後才這樣的。西方人的上帝已經死了，但教會還存在。那他們每天抬著上帝的屍體幹什麼呢？基督教和我們的佛教、道教根本就是兩回事。中國有很多社會問題，老百姓需要心理上的寄託，就糊裡糊塗的找到基督教了。基督教所作的工作，就相當於我們過去黨委書記、團委書記所作的工作。但是，我們現在的黨委書記都做別的去了，讀博士的讀博士，讀卧室的讀卧室。

(九) 美國對自己的危機是年年講、天天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請您談談在今天如何發揚中國傳統的仁俠精神。

孔：中國從八國聯軍進北京，發展到今天，從命運的最低谷發展到今天，已經有點振興的希望了。這個希望是怎麼得到的呢？是因為中國有成千上萬的仁人志士犧牲了自我，才救了民、救了國。從早期的辛亥革命，到後來的共產黨革命，都是拋頭顱、灑熱血。但我們中國人有個毛病，過上幾天好日子，就開始腐敗了。好了傷疤忘了疼。我覺得我們要向美國學習。美國是世界頭號大國，可美國一天也沒有忘記「毛澤東思想」。他們對自己的危機是年年講、天天講，從不放鬆，好像全世界都是它的敵人。而我們卻引刀自宮，大講普世價值。講著講著，周邊的油田都沒有了，民族企業都被人家購買了，最後連銀行也沒有了。我們要學習美國，要有危機感。他們講文明的衝突，哪裡講普世價值啊？他們的普世價值是講給別人聽的。其實今年中國的多災多難，西方人是想落井下石的。但是他們戰略失誤，把突破口選在民族矛盾上。這是他們最大的失策。他們的做法反而激勵了中國人。這是他們的愚蠢和失誤。中國應該趁此良機，好好反思。今年對於世界和中國而言，都是多事之秋。美國金融危機，暴露了很多問題。我們應該趁此機會，反思自身問題。要恢復俠義精神，恢復仁義道德，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空洞的，要落實到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規範、行為準則上來。今天中國社會一個明擺著的問題，就是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要建立和諧社會，政府就必須起到調和矛盾的功能。政府要告訴企業家，你少剝削點，多了擴大不了內需；也要告訴工人，經濟不景氣，你少要點，吃點虧。政府就是和稀泥的，但是用強制手段和稀泥。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和諧、科學地發展，中國才能繁榮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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