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替美國打工，為中國消費

中國教育：替美國打工，為中國消費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中國30年的教育也是功不可沒。然而，想用這樣一個似乎有些貶義的標題，無非是想放大一些筆者覺得不足之處。

替美國打工

在美國許多人所稱的「中國知識精英」，得益於中美兩國的教育，經歷過求學的艱辛，某種意義上說是教育改變了命運。或許有風光的學歷，蠻不錯的收入，在美國生根、開花、結果。不過許多人並沒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於是我推論是在為美國打工。

與那些土生土長、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許多美國人相比，雖然他們有更好的先天教育環境和資源，在號稱教育體系發達的美利堅合眾國，卻沒有造就過剩足以滿足市場需求的人才，這說明美國教育也不完美。才使得訓練有素、數理基礎紮實的中國學生，不論從學術科研、高新科技到華爾街金融都有一席之地，這應是中國教育的成功之處，至少精英們在美國就業市場是合格的工作者，為社會創造財富，也讓自己豐衣足食。

不過，作為人口眾多、重視教育的民族，總覺的中國人近代對世界的貢獻很有限，講來講去還是古代的四大發明，再說好像就只有麻將、火鍋之類比較出名。其實也不用算13億人口，就拿在美國的華人，與同是重視教育的猶太民族相比，在政治、經濟、學術上的成就還是差距不小；與相對教育比較後進的非洲裔相比，民族團結意識又有點欠缺，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或許說明了什麼。

為中國消費

再看國內的情況，30年前恢復高考，似乎是全社會都關注的焦點，時至今日，每年高考依然是家有考生家庭的頭等大事。雖然大學已不在是高不可攀的高等學府，中國也已經是每年培養最多博士的世界大國。不過數量增長之快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有人將教授與研究生之間的關係比喻為茶壺和茶杯，一把茶壺配四個茶杯算是常規配置的話，那麼當３０個茶杯圍繞著１把茶壺的時候，每個茶杯能灌上多少水？就不用說那些老舊漏水的茶壺了，不是專註學問，而是熱衷於鑽營炒股之類的教授還大有人在。

儘管這些年中國GDP都在以高速成長，但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一直暗淡無光，上大學好像是成了一種消費。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不一定多，但老百姓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可不是小數，也因此使教育成為一種產業。推動GDP的成長也有教育的一份。

30年的改革開放，靠資本主義的資本開路，農民工兄弟廉價的勞力為後盾，締造了欣欣向榮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輝煌，並積累了世界No.1的外匯存底，美帝國主義都垂涎三尺。並非中國科技不在進步，教育被俺歪曲得那麼不值錢，其實我們在引進、跟蹤、吸收、消化、改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上，到處可見知識的力量，教育的功勞。這裡不過是想討論如何才能讓教育發揮更大的作用；什麼樣的教育才是更合理，能為國家從近期到長遠都能受益更多，發展更快。

社會是多元化的，既需要頂尖人才去發明創造，也需要 「螺絲釘」默默無聞的奉獻。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勞心者、勞力者都應該得到尊重，才能使社會更加和諧。

教育思路的探討

我們很多人相信，不能讓小孩輸在起跑線上，於是從小開始灌輸知識，背誦聖賢。我們或許也羨慕那些有能力讓小孩上貴族學校的家長，感謝那些像蠟燭一樣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老師，「而教育更重要的是點燃孩子心中的火種。」這是兩年前我在美國《僑報》的《中國多" 天才" ，美國多大師》的文章里就想強調的觀點。讓小孩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或許也可以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是否在扼殺觀察、質疑、批判、創造的才能？今天我們看北京的新建築，首都「鳥巢」體育館，國家大劇院「水煮蛋」，央視「大褲衩」，雖然少不了中國工程人員和工人階級的智慧和汗水，但設計卻都出於洋人之筆。

今年6月初，我採訪榮獲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院(HHMI)六億美元科研經費的56位研究人員之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副教授潘多加博士時，他也談到中國學者能站到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還是太少，我們許多人有很高的學位、堅實的基礎，但都在做錦上添花的事，換句話說是在沿著別人的思路上開疆耕耘，卻少有自己的獨創理論和發現。

年初，我採訪過馬里蘭州哈維郡2008年公立小學資優(GT)教育計劃展示會，資優教育的學生要經過考試和老師及家長的推薦，但展示會上展示的不是他們的分數，而是他們各種各樣的研究成果和作品。小學生就在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提出自己的想法，創造能力特別受到吹捧。

我回國時也關注過國內的一些中學生科技課題競賽，發現含有更多的是老師和家長指導的成分，因為學生根本就沒有，也不允許花太多的時間在研究課題上。不用說平時，就連假期也都有做不完的習題，上不完的補習班。高考的分數還是硬道理，考試分數是人們所能接受的最公平的評價手段；而競賽得獎，學校和老師都能沾光，中考、高考有加分、保送的機會，這時家長能有所貢獻也就義不容辭，然而犧牲的可能又是下一代的創新能力的培養。

「科舉」是中國對世界教育的貢獻，當西方還在世襲制度的年代，美國還不知道國號在哪裡的時候，中國人就知道用科舉來選拔人材，擇優錄取，無疑當時是先進。只是成百上千年之後，靠單一的一卷定終身的科舉模式是否還能適應現代的社會要求？考試狀元不該是教育的崇高目標，難道我們就找不出能在中國切實可行更好的評價方法？

在紀念改革開放、恢復高考30年之際，筆者雖用這種有點危言聳聽的筆調，但絕無否定之意。美國許多人也在為美國學生成績不如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大傷腦筋，如何平衡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也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課題，更何況中國教育改革也需要時間和過程，而進步是主流筆者也堅信不移。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只會更遠，我想這是毫無疑義的。否則，作為當年的下鄉知青，或許今天還在賺工分為溫飽操勞。

沒有人懷疑中國人的智商，不過，僅靠小聰明，是玩不出大智慧。也許我們的一些社會體制，傳統觀念阻礙了我們進一步的發展，而進步總是離不開教育，我們的教育又該擔當什麼角色？所以，探討我們教育的不足之處，無非是想能有更大的進步。(陳旭《美華商報》200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