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滄桑(倉)、健碩——名如其人,人如其名,這就是高倉健。
日本:近代以來多半時間內中國的「惡鄰」,自從高倉健「越過憤怒的河」(電影《追捕》原名),越過一衣帶水的海峽,1978年登上了彼岸的大陸,像我這樣的凡人要徹底排除對日本的好感很難。這情形似乎與「愛屋及烏」類似而次序相反,應該是愛燕子亦愛燕窩(註:沒有吃燕窩的邪念)。就像知道了白求恩大夫,心裡就種下了對加拿大的愛。地靈人傑——能產生如此俊傑,其地必有可觀。
高倉健以杜丘形象登陸中國之時,中國文化的主流形象已經摒棄了「男無妻,女無夫,革命全靠背語錄」的「高大全」,奶油小生風頭正健。然而當時的國人承革命文化高大堅強的審美餘緒,素以大國大時代自居的國人對「奶油小生」實在不屑,「傷痕文學」更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檢察官杜丘冷峻、負重、悶騷、特有氣場、特有魅力,更難得是英雄美人的永恆主題,撩撥起久被壓抑的性趣。高倉健攜電影《追捕》應時乘勢而至,立刻橫掃中國大陸,當時國產電影票房慘敗之情形,有甚於四十前年蔣委員長率領的國軍。
知道了高倉健,便對日本的影視有了興趣,興之所及,兼收並蓄。然而至今無一演員能超越高倉健在我心中的地位。唯一深獲我心,得與高倉健比肩的日本電影人是導演小津安二郎,只是我知其甚晚,且其風格沉婉雋永,角色平易近人,所以不再有初識「杜丘」時的震撼。
日本電影中的男性青年形象似乎總是浮淺,哪怕是做大咖、當主角也總感覺是陪襯(如三浦友和),年長一些的男性形象則頗有可觀:笠智眾的形象是一標準慈父,三國連太郎的形象是一嚴父,高倉健若為父親角色,其形象定位當在慈嚴之間了,應該很像我的父親。高倉健比我父親年長兩歲,我父親則比他早逝半年。他們那一代人的努力和不易是有共性的,值得後輩永遠追懷。不過,就我所知,高倉健好像沒什麼特別吃重的父親角色。我還是用高倉健戲中老搭檔倍賞千惠子對他的稱呼,說一聲:「他大叔,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