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去加州實習半年,工作單位是已經聯繫好了的,房子到了哪裡再租。兒子很聽話,天天給母親打電話。去了幾天,生活方面該落實的都落實了。當娘當爹的都鬆了口氣。
當年曾有讓兒子獨自來海外上中學的念頭,最後的結果卻是舉家移民。將一未成年的孩子獨自寄寓到一陌生之地,在我等沒有大魄力、缺乏大智慧,只圖平安,「不計深遠」的父母看來,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甚至是個可怕的選擇。
咱們這個小家庭凝聚力很強,體現於領導核心,甚至有「家庭至上」的傾向。太座(以下以「伊」代稱)、我還有咱們的兒子,一家三口二十年來同舟共濟,總是粘在一起。這種「戀棧」的做派,和如今追求事業,崇尚成功的大時空有點不搭調,甚至顯得有點偏執。
之所以如此,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伊和我幼年都有與父母分離的經歷。這種經歷發生的越早,因為年幼,對分離之痛未必有清醒的意識自覺,但這痛苦在潛意識中打下的烙印卻越深,一旦再遇到母(父)子分離的狀況,就會本能地排斥。
伊出生在北方某小城市,文革初期動亂,住地附近兵工廠打派戰,真槍真炮地幹上了。父母帶著年幼的伊和伊仍在襁褓中的弟弟,千里奔逃,回到故鄉——南方小鎮的外婆家。後來武鬥被制止,秩序恢復,父母要回北方繼續工作。伊母親去北方工作后,一直水土不服,身體欠佳。此時伊父親又在「下放勞動」,兩地分居,母親獨自帶兩個幼兒頗感吃力,就把學齡前的伊留給外婆代為照看。
伊的外公是個富農,外婆則是這富農的小老婆(後為填房)。出身問題,在那個年代,於成年人為困擾,於伊這樣的幼孩則為困惑,或有困擾也是不易感覺到的。籠統的感覺就是「父母不在身邊」,「沒人和我玩」,也就是倍感孤獨了。在伊的記憶里,那時「最要好的」玩伴,是正房大舅舅家腿有殘疾的表妹,可憐人總是容易聚在一起的。
伊說小時候父親總說「外婆家是富裕中農」,這估計是「模糊階級界限」,忽悠小孩子的說法。婚後伊和我回鄉探親,親聞子孫滿堂的老外婆「憶苦思甜」,說當年鬧飢荒,家裡小孩子多,糧食不夠吃,只得用兩罈子私藏的銀元到村裡農民家換米,一塊銀元換一小袋米。
到了伊寄寓外婆家的時候,銀子已經沒有了,不可能過上「富裕」的生活。駝背的外公有時會戴著高帽子,被人牽著在街上走一圈。外婆在家門口擺個攤,賣點小雜貨或蔬菜,伊則給外婆做伴(伊曾不無得意地說,心算能力就是陪外婆做小賣買練出來的)。印象裡外婆有時顯得「很小氣」。小孩子到大田裡拾稻穗,按理應「顆粒歸公」。伊挎著盛滿稻穗的小籃子往集體倉庫走,路過自家門口,被外婆一把拖進門,稻穗也被截留了。有年伊回鄉看外婆,一大堆表姐妹們笑談往事,不無妒意地對伊說:外婆對你最好,給你買肉包吃,我們都沒有份。外婆則回斥道:她父母寄錢給我,你爹娘老子又沒錢給我。伊則是一臉茫然,全然尋不出「肉包子」的記憶。
在伊幼年記憶里,最清晰的是媽媽來外婆家接她回北方時的情景。在南方「魚米之鄉」人們的議論里,北方缺水少米沒有魚,「不是人呆的地方」。做母親的擔心伊怕苦,不願意跟自己回去,背地裡向伊展示藏在腰帶里的一卷鈔票,向伊保證去北方不會受苦。說起此事,伊有點傷感:「其實母親根本不必如此,當時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不管去哪裡,只要媽媽帶我去,我總是會跟她走的。」
實際上,北方一點也不可怕。提起北方的童年生活,伊會帶著一付憨憨的表情說:最快活的時候就是那陣兒,花布衣裳兩個兜,一口袋生棗一口袋杏,總也吃不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