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公知和小姐兩詞兒都被糟蹋了 ZT

                       自有天龍滅妖孽 ——答《觀典》主筆蕭軼採訪 

   1、蕭軼：祝賀孔教授的新書《國文國史三十年》出版了。您在新書中，稱「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寫文學史」，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人民的立場」？您在新書中也提到「文學史從來都是政治史和權力史」，這句話又如何理解？

    孔慶東：文學史從操作層面來說，是研究文學的學者們寫的。但是學者並非一個固定的階級，有代表統治者的，有代表統治階級的，那麼當然也就有代表被統治者和被統治階級的。也有二者混雜或者是糾結不清的狀況。我們的文學史，脫離人民已經很長時間了，往好了說是學者們自說自話，孤芳自賞，往壞了說是迎合資本與權力的合流，置人民的文學美學觀念於不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人民喪失了政治權力，當然隨之也就喪失了文學和歷史領域的話語權。現在單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恢復人民的權力的，我不過是擺出一個人民的立場，期待更多的有良知的學者「共襄盛舉」而已。

  2、蕭 軼：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魯迅的文章近年也如皮球一般在中小學教材中踢進踢出，有媒體曾做過一期專題「今天我們想罵的，魯迅都罵過」，您也寫過關於魯迅的書,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過魯迅。在您這個魯迅專家看來，魯迅的精神哪些最值得我們這個時代學習與繼承？

    孔慶東：魯迅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繼承的太多了。對於今天來說，首要的是反抗精神。反抗權力，反抗資本，反抗流俗。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首要的任務是反抗知識界那些權力和資本的走狗。魯迅的大半生都在跟文化界的敗類做鬥爭，他的鬥爭精神、鬥爭藝術，都是需要認真體會和認真學習的。

   3、蕭軼：孔教授經常出鏡，點評天下時事。您認為時事評論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著怎樣的意義？孔慶東：說到所謂「意義」，不過相當於魯迅的「吶喊」，意在引起注意，然後施以療救。至於此外的意義，用魯迅的話說，「我總覺得很寥寥」。人活著，總該講點真話吧。漢奸們不許我講，發動全國的漢奸媒體來圍剿我的時候，我可能也正好累了，趁機休息一下，喝點水，吃點肉。但是吃飽喝足了，可能還是要講。假如我們的主流媒體天天像我這樣來評論時事，那我才會真正不講了。

   4、蕭軼：我們注意到，您在「第一視頻」節目「孔和尚有話說」中，經常點名批評某些國家部委，這會對您的生活帶來「麻煩」嗎？

    孔慶東：有時候會帶來麻煩。一個是封殺我的言論，一個是屏蔽我的視頻，再一個是通過某種途徑向我表示抗議和批評。我批評了人家，就應該允許人家反過來批評我，這是正常的。也有的時候我的批評確實過火了，因為節目是直播，事先沒有準備，話到嘴邊，措辭不夠準確。所以部委也好，省市也好，每個月平均有那麼一兩次對我表示憤怒。但是我想，站在人民立場說話，就免不了要得罪官方。時間長了，他們會知道我不是故意跟他們作對，我不過就事論事。官方做了好事，我也表揚的。心底無私天地寬嘛。我又不想當官，又不想發財，只不過想追求點言論自由，怕這怕那的，就甭說話了。

   5、蕭軼：您對官場腐敗十分痛恨，經常發出反腐吶喊。據說，近年北京街面上的各類「移民」廣告突然多了起來，「移民」產業相當看好。對於官員海外移民現象，您如何看待？

    孔慶東：一般的移民，我不反對。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移民是具有創造力的人群。但是官員移民另當別論，因為官員牽連著國家資源。官員要移民，首先就應該辭去工作。官員的直系親屬，也不應該具有外國國籍。否則，我們就等於是在外國人或者外國人的親屬領導之下了。官員移民，背後往往有腐敗的黑幕，所以政府應該旗幟鮮明地予以禁止，並從已經移民的官員或者家屬身上發現腐敗問題的線索。

   6、蕭軼：微博的出現，似乎給網際網路時代的中國注入了更加樂觀的元素，因此有人提出「圍觀改變中國」。您如何看待微博現象？如果可以改變中國，這種圍觀的姿態應該是怎樣的？

    孔慶東：微博不過是一種技術手段，不必看得太重要。國家清明祥和，怎麼圍觀也不怕；國家烏煙瘴氣，沒有微博也掩蓋不住。微博本身是中性的，需要全體人民負責任地進行健康引導。要在微博上樹立正氣，鄙視歪風，把中國向著更加文明更加陽光的未來推進，而不是集體起鬨，互相殘殺，把國家推進無底的深淵。

  7、蕭 軼：最近佛山「小悅悅事件」讓各大媒體發起了對社會的質問，又有媒體做了一期「保衛社會」專題，福柯也曾寫下名著《必須保衛社會》。您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對社會的傷害？您認為應該如何保衛社會？

    孔慶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類事件層出不窮，是20多年來盲目追求經濟發展，不顧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結果。雖然社會成員的素質普遍下降了，但黨和政府還是應該負主要責任。上樑不正下樑歪，多年來媒體上宣傳的多是極端個人主義，學者們也把人都講成只要個人「人權」的經濟動物。文化界虛構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來給大家效仿，其結果就是人的原子化。這樣下去，不用外患，國家自然就崩潰了。

  8、蕭 軼：孔教授在北大教書，每天都能夠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大學生。在您的觀察下，時下的大學生是怎樣一副面孔？您理想中的北大大學生應該是怎樣的？

    孔慶東：大學生應該是富有朝氣，富於理想，既憂國憂民，又樂觀活潑的青年人。而時下的大學生，能夠這樣的比較少。北大等重點大學的還不錯，我接觸過許多非重點大學的學生，精神蒼白，品格低下，既沒有理想，也不愛學習，整天上網卻什麼正經知識也沒有，整夜整夜地在宿舍里看韓劇日劇，有時候還做些不道德不守法的事情。他們也很痛苦，但是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裡。我就不說北大的學生應該如何了，那太崇高了，我只希望現在的大學生能夠自重自愛，對得起自己的身份就行了。 

  9、蕭軼：近年來您十分關注重慶的發展，還多次赴重慶調研。能談談您對重慶模式的看嗎？

   孔慶東：重慶自己沒有提出什麼「重慶模式」，大家公認的所謂「重慶模式」，其實都是一個共產黨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比如打擊黑社會，這不應該嗎？比如我看到各地城市的公園裡，都有很多市民自發地唱紅歌，但是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導。重慶政府這樣做了，目的還在於煥發人民的精神，搞好民生。現在廣大的重慶草根人民親身感受到了生活環境安全了，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山清水秀到處是綠樹草地，沒有黑社會動不動來敲詐勒索，想唱什麼歌再也沒有漢奸來嘲笑打擊了，從幹部到居民，都喜歡讀書了，人均收入提高了，晚上每一條街上都是歡聲笑語，火鍋熱氣騰騰。世界五百強的大企業紛紛落戶重慶，重慶也到海外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公租房進展也是全國的領頭羊……當然也不要把重慶想得太好了，存在的問題還是很多，需要一屆一屆的領導人不斷治理。中國光有一個重慶也是不夠的，上海北京廣州哈爾濱烏魯木齊都應該這樣做，國家就越來越有希望了。

  10、蕭軼：近年大眾媒體的興起，讓知識分子更具公共性，您對時下的「公共知識分子」怎麼看？您認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應該是什麼？

    孔慶東：公共知識分子，可能是一個並不準確的概念。難道還有「私營個體知識分子」嗎？所有知識分子，都應該是關心公共事業，並以自己的專業，為公共事業服務的。美國推舉出一些中國的所謂「公知」，意思是他們經常對社會問題發言，影響比較大。但是美國的那個推舉名單，標準混雜，居心叵測。其中有些人，就不願意承認。當然另外一些人受寵若驚，以為自己成了美國的親兒子了。不料近年來公知的名聲越來越臭，人民發現其中很多是文化漢奸。其餘不是漢奸的則覺得很鬱悶。所以，好好的一個辭彙，就像「小姐」這個詞兒一樣，活活地被糟蹋了。

  11、蕭軼：中國正處於轉型時期，左派與右派的言論經常對峙交鋒。您覺得他們的交集在哪裡？應該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求共識？

    孔慶東：正常的社會，永遠存在著左中右，彼此應該在人民內部矛盾的模式下進行善意友好的交流和討論。左派右派裡面，多數都是好人。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讓國家發展得更好，讓人類更加幸福。但是總有一部分人品有問題者，投機取巧，損人利己。他們在左派掌權的時候，就比誰都左，把自己看不順眼的人打成右派；反之，當右派掌權的時候，就比誰都右，把自己看不順眼的人打成左派。目前中國各種社會矛盾趨於尖銳，所以同時出現了極左和極右，他們的共識，跟一般的左派右派不同，他們都是要爭當美國的「帶路黨」，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我認為廣大的左派右派應該聯合起來，警惕和反擊極端的「逆向種族主義」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