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皖南事變」zt

(突然對新四軍那段歷史感興趣, 網上摘取幾篇文章, 看來還是有好多謎)

父親與「皖南事變」

關於「皖南事變」的是非曲直，現在也是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我是學工程的，之前對黨史並無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了解這段歷史。
「皖南事變」中，父親肯定有指揮失誤的地方，但所謂貽誤戰機，沒有及時帶領部隊轉移，卻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決定。軍事科學院有位專門研究項英的專家叫王輔一，他是用白紙黑字的電文來研究這段歷史的。中央發了什麼電報、項英是怎麼回的，當時都有記錄在案。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國民黨大軍包圍，中央對項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給新四軍發了這樣一條電文：「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月底移完不算太遲。」在事變前13天，中央仍給他和葉挺發來「以拖為宜」的電報。所以，說項英賴著不走是不對的，是中央一直讓他拖著的。可惜原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電報都經自他手。
1941年1月，父親帶著一撥人馬突圍后，藏身在一個石洞里。據父親身邊的人回憶，父親在山上時還很痛心，覺得新四軍遭受這麼大的損失他有很大責任，決定出來后先好好檢討，東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劉厚總，3月23日晚上，父親、周子昆與警衛員黃誠住在石洞中，劉厚總在凌晨開槍打死了父親與周子昆，搶走了父親與周子昆隨身攜帶的作為軍費的黃金、銀元，又搶走了手錶和槍支，身中兩槍的黃誠死裡逃生。

劉厚總並不是電視劇《新四軍》里描述的那樣，是項英的貼身副官。據父親的秘書顧雪卿回憶，劉厚總是軍部副官處負責管理馬匹的副官，平時與項英沒有聯繫，是在「皖南事變」突圍時在山溝里跑到一起的。劉厚總個子高、力氣大，槍法比較准，是個打游擊的好手，所以當他要求留在父親身邊時，父親也很自然地答應下來。父親帶著幾個人突圍出來后，劉厚總自認前途無望，情緒低落，一直念叨著「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殺人劫財的邪念。可憐父親英雄一世，沒有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卻死在自己人手裡。

劉厚總下山時被國民黨捉住，國民黨也並未給他什麼優待，在長期關押后釋放了他。全國解放后，他隱姓埋名，到處躲藏，但聽說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獲處決。

現在一直有人寫文章說葉挺與項英不和，將「皖南事變」的原因歸結為項英與葉挺的矛盾，說黨內機密會議，葉挺都被排除在外，葉挺兒子在回憶錄里提到葉挺有時無所事事，背個相機到處走，顯得很孤單。總的感覺是葉挺在新四軍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這一點做文章。因為從當時的歷史看，葉挺早期脫過黨，雖然在「皖南事變」后的表現證明他是經得起考驗的，但在當時，項英對他有戒備是不奇怪的。直到現在黨內和黨外還是有區別的，何況在那個非常時期？如果說父親有什麼問題，在我看，只能說他太忠實於黨的路線了。

葉挺的兒子叫葉正大，是我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我們倆關係不錯，他不止一次拍著我的肩膀說：「父輩的事情隨他們去吧，我們倆永遠是好朋友。」我們相視一笑。 而在事變發生的當時，在與父親等人失去聯繫、父親生死未明的情況下，上級起草了關於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後來還是陳毅在會上講了「皖南事變」經過，那份決定才沒被「七大」通過。這也說明，有人所說的項英與陳毅的「重重矛盾」是毫無根據的。1945年陳毅去延安開會時住在李富春家的窯洞里，對我和弟弟特別好，正逢過年，蔡暢媽媽拉著我和弟弟給陳毅拜年，說我倆都是新四軍的子弟，要給壓歲錢。陳伯伯一邊說「要得要得」，一邊掏錢，每人給了1萬元邊區幣。1956年我從蘇聯回國時，聽說陳毅伯伯在北京飯店參加一個舞會，我特地去見他。陳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拋開舞伴拉著我在舞場上轉圈，然後特別興奮地逢人就說，「這是老項的女兒，這是老項的女兒」，對我的疼愛溢於言表。旁邊的一個女的不解地問他：「誰是老項？」陳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話回答：「老項，就是項英嘛！」我想陳毅伯伯如果活著，一定不會同意挑撥他和父親的那些言論。

儘管當時起草的決定沒獲「七大」通過，只在新四軍內部傳達，但它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父親評價的依據。解放后，對項英的評價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親參與的革命活動卻隻字不提。父親是參加中共「二大」的12個代表之一，但介紹中只提其他11位；父親是「二七大罷工」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但電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謙，卻不提施洋還是項英介紹入黨的。陳丕顯任河南省委書記時，有一次去參觀「二七大罷工」紀念館，特地糾正他們不提項英的錯誤。「文革」中，全上海都貼了「項英是大叛徒」的大字報。幾年前有位作家寫了《皖南事變》的小說，把項英寫得糟糕透頂，我沒有資料反駁無力，是新四軍的100多位老幹部寫信提出反對意見，這部小說才最終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對父親的評價，自有歷史公論。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我只知道父親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陳毅去延安開會時通報給大家，我才知道父親已經犧牲了。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悲痛，跟父親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說，感情會有多深？另外，周圍同學也經常有父母犧牲的，這在那個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變」之後，我把名字從張蘇雲改成了「項蘇雲」，我告訴自己，也告訴大家：我是項英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