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話

年輕人對未來充滿希望、充滿幻想，希望和幻想在年輕人心目中總是頗為美好的，年輕人因此而陶醉，並為此而奔忙，即使眼下受苦受難也能忍受。而到了我這個年紀的人，未來的想象空間不是很大，也不稀罕那所謂想象中的美好，因為在我看來，再美好的事物一旦得到就不怎麼樣了。但中年人卻有許多往事值得回憶，包括以前常說的話。那些老話即便現在聽起來很荒唐可笑，可是在當時那種特殊的大環境下沒人會意識到，並會很投入地說那些時髦話。最近一次鉤起我對往日的話產生回憶的是在一次華人教堂聚會上，一位大陸來的慕道友與我攀談，以下是談話的開場白：

問：請問您貴姓？

答：免貴姓查。

問：姓張？

答：不，我姓查。

問：哦，您姓常？

答：不，您知道金庸吧，我跟他一個姓。

問：那您姓金？

答：不，我姓查，木旦查。

問：木炭渣？

答：不是，……

說了半天也沒說清楚自己姓什麼，最後只好用筆來寫。若是在三十多年前，這種尷尬事絕不會發生。如果那時有人問我叫什麼名字，我會用清脆而又響亮的童音，自豪地告訴他，我叫查維成，霍查的查，恩維爾的維，金日成的成。那年代有誰不知道阿爾巴尼亞、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他們的名字在中華大地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那時候國人的日子過得很艱苦，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產，還要勒緊褲帶解救世界上那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毫無怨言地慷慨援助那些兄弟社會主義國家。

除了領導人的名字，那些國家的電影我們也常看，並記住了其中不少的對話，像「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大地在顫抖，彷彿空氣也在燃燒」「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讓列寧同志先走」等，只要遇到適當場合或情景，我們就會很自然地引用。

南昌十中那場大火后，我家般到母親所在單位居住。記得那時候，除了台灣省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叫做全國山河一片紅。人們講究政治掛帥，活學活用，甚至在吵架時都念念不忘引用官方語言。一天，一群農民進城掏大糞，在江西省人民醫院門口被值班的老頭攔住不讓進，老頭見農民人多勢眾，趕緊叫一位正在傳達室里關心國家大事的職工家屬停止閱讀某省給毛主席的致敬電，火速給院革委會主任打電話。幾分鐘后，氣勢洶洶的革委會副主任氣喘噓噓地趕到現場，這位通過「吐故納新」、通過「三結合」當上革委會副主任的造反派頭頭屬於「新鮮血液」，他想用官腔把這群貧下中農唬住，「現在，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形勢雖然一派大好，但階級敵人並不甘心失敗，鬥爭還很激烈，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你們要進來掏大糞，誰知道你們是什麼人，萬一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怎麼辦？誰來負這個責？回去，回去，統統給我回去。」經過文化大革命戰鬥洗禮的貧下中農不吃他那一套，領頭的那位農民，高高的個子，古銅色的皮膚，粗壯的臂膀，兩眼炯炯有神，如果扔掉肩膀上的那擔空糞桶，並在腰間插上兩把手槍，絕對像《平原游擊隊》里的雙槍李向陽，他心平氣和地說，「我們都是貧下中農，不是階級敵人，我是生產隊的隊長，共產黨員，出了事我負責。」主任堅持不讓進，大聲叫道，「你是共產黨員又怎麼樣，階級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路線鬥爭，路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天不講都不行。」隊長鎮定自若地對答道：「飯也要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一天不吃都不行，不吃飯怎麼講路線鬥爭？沒有大糞莊稼怎麼長？所以，大糞要年年掏，月月掏，天天掏，一天不掏都不行。」我們這群在旁邊看熱鬧的小孩都哈哈大笑起來，由衷佩服這位能說會道的生產隊長。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把大門堵得水泄不通。後來，進駐該院的工宣隊隊長來了，他的權力大，負責全院的斗、批、改任務，據說還要永遠領導醫院。他對副主任說，「這回讓他們進去算了，下不為例。」後來我看見他拍著生產隊長的肩膀說：「咱們工農一家嘛。」生產隊長點著頭，開玩笑說，「對，工農聯盟，你看那黨旗上，鐮刀加鐵鎚，就可以砸爛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挑大糞也是為人民服務，革命分工不同嘛。我們不遠萬里來挑大糞，這是什麼精神？這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這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我們那群孩子當時像現在的追星族一樣跟著他們去廁所，懷著好奇的心情觀看他們掏大糞，後來實在是堅持不住才離開，但也用實際行動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屎不臭挑起來臭。這為我們後來寫一篇題為「難忘的一件事」的作文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還有一次，一個大小孩欺負一個小小孩，小小孩的媽媽見自己的小孩挨了打，心裡很難過，牽著孩子的手去大小孩家裡告狀，沒想到大小孩的媽媽說，「一個碗碰不響，雙放都有責任，我們要教育好各自的孩子。」聽到這話，小小孩的媽媽非常生氣，說，「什麼叫一個碗碰不響，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難道不是美國佬的責任，而是雙方都有責任嗎？蘇修侵犯我國神聖領土珍寶島，難道我們中國也有責任？你這是什麼政治態度，你的立場站到哪裡去了？黨教育你這麼多年，怎麼一點作用都沒有？」大小孩的媽媽回答說，「怎麼沒有作用，我是共產黨員，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你呢？」小小孩的媽媽顯然不是共產黨員，反駁道：「共產黨員又怎麼樣？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也曾經是共產黨員，結果卻是個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最後還不是照樣被揪出來了嗎？天曉得你是怎麼混進去的，總有一天你也會被打倒的。」

那個年代大家都有意無意地學會了辯，學會了講大話，學會了給對方扣帽子，總而言之，學會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人是環境的產物，我們做小孩的當然也會受影響。一次，我跟學校文藝宣傳隊的高年級同學中午翻牆進入學校打乒乓球，學校規定午休時間不可進校，更不可翻牆進入，沒打幾分鐘的球就被工宣隊長抓住了，他要沒收我們的球拍及球網。全校同學都知道，任何東西一經他的沒收就不得回來。那球拍和球網都是紅雙喜牌的，響噹噹的名牌，兩塊拍子值十二元人民幣，當時我們誰也買不起，是「李玉和」的哥哥文革初期從省體工大隊以打、砸、搶的革命名義弄來的。比賽時只要拿那拍子一亮，就可以把對方嚇住，從心理上把對手打垮。這麼好的寶貝，比密電碼還重要，怎能拱手交出？那幾個高年級的同學都是腦袋瓜子很靈光的人，他們據理力爭。李玉和同學畢竟多次出演英雄人物，雖然這會欠缺點革命正氣，但仍能從容對敵，給人巍然如山的感覺。他先來一段最高指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然後質問工宣隊長為革命鍛煉身體有何不好。鷲山同學在一旁幫腔說，「最高指示『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利用中午寶貴的休息時間活潑一下，等會兒就能更好地緊張和嚴肅，更好地為革命讀書，更好地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更好地批判資產階級。」憲兵甲同學也在一旁插話，「毛主席說『不虐待俘虜』，何況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憲兵乙同學乘勝追擊，說，「毛主席教導我們『少數服從多數，』你今天就高抬貴手，照毛主席指示辦一回事吧。」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顯得慷慨激昂。工宣隊長被激怒了，重重地拍了一下胸脯，大喝一聲，「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沒想到他引用這句話，弄得大家啞口無言，無言以對，彷彿我們一瞬間就成了敵人，反面人物。再加上他個頭比我們高，至少我是抬頭仰望他的，猶如山下圍困共軍的敵軍仰望山頭。還是老李同學行，關鍵時刻想起一條毛主席語錄，並用標準的普通話背誦：「『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把我們當敵人，連革命的首要問題都沒有搞清楚。」鷲山同學機靈，趕緊幫腔說，「就是嘛，我們這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處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工宣隊長感覺理虧，不該敵我不分，被我們抓住了辮子，只好給自己打圓場說，這次就原諒我們，下次再犯一定嚴肅處理。後來我們把這次虎口脫險看作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而收到的立竿見影的效果。

那年代膽小怕事的人都不得不特別小心謹慎地說話、過日子，生怕被人上綱上線。學習毛主席語錄和其它一些政治口號，就像人們學武術一樣，主要是用來防身的，它們本身並不能給人帶來任何樂趣。而人總是需要樂趣的，即使在極「左」年代人們也想方設法找樂。那時候全國各地都流行一段話，我們小學也不例外。高年級同學跑到低年級同學班上，還帶了一幫鼓掌起鬨的人，趁老師還沒進教室，大聲說：「我是縣長…」（被掌聲打斷），「派來的，專搞婦女…（又一次被掌聲打斷），工作的。昨天晚上搞了一個晚上，也沒搞出啥名堂，婦女主任說我太粗。」（眾人大笑）「關於發槍的問題，一個人發一支槍…(眾人鼓掌)，是不可能的，兩個人發一支槍…(眾人又鼓掌)，是辦不到的，三人一支槍，是完全可以的…(眾人熱烈鼓掌)，不過是木頭的。」我們小學生覺得這些話特別好玩有趣，只要有機會就肆無忌憚地大聲說。到後來我們發現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段話，再說就沒意思了，於是就衝進醫院的託兒所，對著三、四歲的小孩大喊「我是縣長…」「專搞婦女…」，把一些膽小的幼兒嚇得大哭。

我們那時候還能背誦不少樣板戲台詞，生活中一不留神就會說出來，諸如：「臉紅什麼？精神煥發，」，「共產黨人真是瘋子」，「八年了，別提它了」，「好厲害的老太婆」等。小時候記住的話，長大了也不容易忘。八十年代中期，有人給我介紹一對象，說是那個女人不尋常，讀小學時曾扮演過《紅燈記》和《沙家浜》里的革命老人李奶奶和沙奶奶。而我那時恰好在「赴宴斗鷲山」 和「智斗」里演過反面人物王連舉和刁德一，只是與那兩位奶奶沒有直接打過交道。沙奶奶的唱腔是我的最愛之一，懷著好奇的心情我去見她，順便反串一下當年的正面人物。介紹人安排我與她在人民廣場上的八一起義紀念碑旁見面，那地方很大，人也多，為慎重穩妥起見，介紹人叫我與她對一段暗號，以免張冠李戴，也可活躍一下初次見面時的氣氛。《紅燈記》中交通員與李奶奶的那段接頭暗號自然被選中。晚上七點鐘我興沖沖地趕到那地方一看，紀念碑四周的人還真不少，我專撿漂亮姑娘，往她們身旁站，就像楊子榮專撿重擔挑在肩一樣，但沒人理睬我。後來漂亮姑娘都走光了，剩下唯一的一位，乍一看去，有點像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里的「六百公分」，她款款向我走來，微笑著問道：「你是…？」「我是賣木梳的。」我大吃一驚，下意識地答道。「有桃木的嗎？」她眼裡閃爍著喜悅的光芒問道。「有，要現錢。」我無可奈何地說，並極不情願地加上一句「同志，我可找到你了。」

看著眼前這位演老太婆不用化裝的女人，沒說幾句話我就想開溜，但她邀請我在紀念碑旁的草坪廣場上坐一會兒，出於禮貌我不得不答應。坐定之後我忍不住問她除了演奶奶之類的角色，還演過什麼年青一點的人物。她說中學時代演過《杜鵑山》中的杜媽媽。那不是一回事嗎？雷鋼和李玉和是一個年齡段的，他們的媽媽能有多大差別。「鬧革命為什麼這樣難？」我不由自主地把雷鋼那句唱詞念了出來，心裡卻在問：「找老婆為什麼這樣難？」我兩手緊拽著地上的草，苦笑著說：「你的年齡和你飾演的角色年齡成反比，小學演奶奶，中學演媽媽，大學如果還時興演戲，你肯定可以演鐵梅或常寶什麼的。」她說大學時代不興樣板戲，但她還是在系裡的文藝晚會中清唱過阿慶嫂的「智斗」那場戲。好傢夥，嫂子確實比媽媽年青一個檔次。我一激動，不小心我把地上的草給拔起來了。

她善於聲情並茂地痛說革命家史，教我做人要做怎樣的人，怎樣成為剛強鐵漢，還說將來讓我一日三餐九碗飯，一覺睡到日西斜。看來她打算把我當傷病員來對待。幾年之後，那革命的老媽媽竟然不知不覺成了我的孩子她媽。等我醒悟過來為時已晚。每當我騎車上下班路過八一起義紀念碑時，腦袋裡常會萌發在家裡搞一次「起義」的念頭，但終究沒有付諸實施，只怪我心太軟。工作不順、事業無望我都可以忍受，但家裡的日子不開心我卻無法忍受，即使一日三餐有魚蝦我也很難長期來住下，最後我抓住一個難得的「轉移」機遇，跑到美國來「留學」，美其名曰身強力壯也該跨戰馬，其實是想遠走高飛讓她難找尋。她卻跟蹤追擊，三年之後帶著女兒來與我會師。在亞特蘭大國際機場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找不到豺狼，決不下戰場，接著就是那句口頭禪：狐狸再狡猾也都不過好獵手。看著周圍許多久別重逢的老美在旁若無人般地熱烈擁抱，我卻感覺自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欒平被楊子榮捉拿歸案，預感到《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要公審刁德一。

性格決定我的命運。瞎忙了幾年，最後又稀里糊塗地重新回到起點，繼續那平淡而又無奈的人生。用她的話說，叫做「在中國跌倒，在美國爬起來。」這一跤跌得可真夠遠。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