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地期待……」1987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坐在輪椅上的對越戰爭「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間,這首《血染的風采》紅遍大江南北。
20年,幾經風雨,現在的徐良過得如何?
一條腿的代價
1985年,西安音樂學院四年級學生徐良,因為一次偶然的慰問演出,意外地開始了軍旅生涯。那時候,中越老山戰爭開始不久,各高校經常組織學生到前線慰問演出,徐良被選中。
「部隊馬上要換防到雲南中越前線,我們去演出,我第一次感受到戰前的肅殺氣氛——團長一聲令下,全團2000多名官兵齊刷刷脫掉軍帽,全是光頭,誓師上戰場!」
這是充滿理想主義的1985年。還有幾個月就大學畢業的徐良想參軍了。
經部隊和學校的層層審查,徐良終於成為一名軍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隊開拔到越戰前線,接著就是3個月的「戰前加強訓練」。
「每天1萬米。戰訓的1萬米和平時操場上的1萬米不一樣,跑的全是山地,根本沒路。還得背著背包跑,你知道背包里是什麼?磚頭!一邊8塊,總共16塊。最怕下雨,一塊磚就能有3塊重。下來抬腿過門檻,腿哆哆嗦嗦就是過不去。別管你多累,第二天摸爬滾打照樣1萬米。」
按照規定,徐良是大學生直接入伍,專業又是音樂,領導想讓他留在團部。他不幹,堅決要求上前線。那時候,大學生直接入伍的士兵比較少,徐良是典型。「上前線打過仗,這兵才不算白當。不然我參軍就為穿這身軍裝晃蕩么?」
就這樣,大學生徐良上了前線。
1986年5月2日晚——一個讓徐良永遠無法忘記的日子,越軍偷襲部隊所在陣地的下方哨位。
徐良和幾個戰士奉命前去支援。正在向下方移動時,敵軍開始了對上方哨位的偷襲。徐良和戰友們分析,敵軍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襲擊上方哨位,佯攻下方只是為了吸引注意力。
徐良卧倒在一道土坎後面。對於下方的三道黑影就是3槍,3名越軍全部倒下。
毫無疑問,年輕的徐良高興得太早了,他以為越軍已被全部擊斃,站了起來。「上前線幾個月了,還沒見過越南人,親手擊斃了幾個,太激動了,太想看看他們長什麼樣了。」
越軍的槍響了,徐良倒在土坎上。子彈射中的是左腿,沒有打中骨頭,卻射斷了股動脈。徐良當年的自述形容那血「不是往外流,而是往外噴!」
醒來后,徐良躺在醫院裡。事後得知,他那3槍擊斃一敵,擊傷一敵,負傷的敵兵被戰友擊斃。整個戰鬥我軍只有他一人受傷。而他之所以能躺在醫院裡,是戰友們輪番抬著才穿過封鎖線。
失血過多,拖延時間過長,導致徐良左下肢缺血壞死,不得不截肢。兩個半月之內,他接受了9次手術,前後共用血26000毫升,「血管里都是戰友的血」。
「腿是連根鋸掉的,要是能留個10公分,也能裝個假肢。」20年後,看著空蕩蕩的褲管,徐良比劃著,嘆了口氣,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煙。
突然間一條腿沒了,當時的徐良沒感覺什麼,「戰地醫院裡都是傷兵,缺胳膊少腿、雙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來曬太陽,拐杖扔了一地。」
直到回到後方,徐良才真正意識到勢必被改變的生理和生活。
「母親得到消息後幾乎昏了過去,父親專門去雲南醫院陪了一個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沒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我家住3樓,以前都是我舉著70多斤重的煤氣罐上下樓,健步如飛。現在聽著老倆口拎著煤氣罐上下樓,每走一級樓梯就『咚』的一聲,聽著心裡難受。」「我能住得下去嗎?」
「孩子我幾乎沒抱過。孩子喊著爸爸撲過來,要是正常人,準是一手就把孩子抱起來了,可我雙手拄著杖。」徐良說自己很少帶孩子出去玩,都是妻子帶著出去的。
不過,20年前,25歲的徐良無法體會到更多。那時,他是「英雄」——負傷不久,新華社對外發布消息,參軍大學生徐良英勇負傷;5月19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報道「戰地百靈血濺老山」;接著國內各大媒體紛紛報道;1987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徐良隆重登場。
這一年,《血染的風采:徐良的抉擇》和《血染的風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啟示錄》兩本書同時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風采》開播,他因此獲得「中國十佳電視演員」的稱號。
榮譽和光環紛至沓來。
一個被社會慣壞的孩子
20年後,徐良說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從容。
「我是最早的大學生參軍者之一,當時整個師乃至整個軍只有我一個是自願要求入伍的大學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戰的1980年代,老山前線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再有可能就是我會唱歌,長著一張『英雄』臉。」說到這,徐良笑了。
上春節聯歡晚會,徐良並沒覺得什麼。有一次,他騎著那輛殘疾人摩托路過西單,結果行人紛紛回頭:這不是徐良嗎!回頭一看,自行車都倒了一片。「連公交車上的人都探出了頭。」徐良這才意識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車奔火車站,計程車司機連闖幾個紅燈,被交警攔下,一問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車站,更是讓計程車直接開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歲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權的人還有特權。」
他說了幾組數字:負傷后的一年多內,他做了500多場報告,在人民大會堂就做過4次,最多時一天4場,每場2個小時;每次從外面做報告回來,都有數個記者在家守候;社會各界寫給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萬封,很多到現在也還沒打開。
徐良說當年的自己「是個被社會慣壞的孩子」,「像個小丑」。
「那時候誰的話我都聽不進去,任何場合我都生怕人們忽視我的存在;現在,我最怕別人認出我來。如果有年輕人問我的腿怎麼啦?一般都回答是車禍撞的。」
波折的生活,留給徐良的是什麼呢?「20年前,是遺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實;而現在,我成熟了。」吐了一個煙圈,徐良說。
紅極一時的徐良很快遇到煩惱。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藝術報刊登趙偉昌撰寫的《索價三千元帶來的震蕩》,文章稱:當一家新聞單位邀請一位以動人的歌聲博得群眾尊敬、愛戴的老山英模參加上海金秋文藝晚會時,這位英模人物開價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儘管報社同志一再解釋,鑒於經費等各種因素酌情付給報酬,但他始終沒有改口。
文章矛頭直逼徐良。
隨即,《北京晚報》、《報刊文摘》作了轉載,《淄博日報》、《文匯報》、《新觀察》及香港《百姓》雜誌相繼進行討論。一時間,關於「英雄」索取高價出場費的行為是否恰當的討論鋪天蓋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嚴重失實、名譽受到損害、造成極大壓力和痛苦為由向上海靜安區人民法院起訴。
官司一審、二審,最終,徐良勝訴。但是,「影響已難以挽回」。此後,他幾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幾位朋友到娛樂場所吃飯,徐良在外面打電話,「朋友在裡面因為小姐問題和人發生了衝突」,行動不便的徐良便「喊來幾個朋友」,想讓他們帶自己離開。不曾想,這幾個朋友也參與了打鬥,致對方一人死亡。
徐良參與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脛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稱:徐良在北京某舞廳與他人發生磨擦,導致激烈爭吵,後有動手現象。腿有殘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過對方,遂叫來幾個(據說是徐的熟人),讓他們幫助自己。叫來的人於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將對方打成重傷,被毆者最終因為傷勢過重死亡……
儘管「自己連罵一句都沒有」、法律後來也證明自己沒任何過錯,但是作為現役軍人,他還是被部隊關了一年多禁閉,在此期間,和妻子陳燕協議離婚。
「屋內住了三四個戰士,門口幾十個士兵輪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還是怕我想不開。」徐良說,那段時間,想死的心都有了,在總政治部拘留所「絕食了六天六夜」。
經此一事,徐良徹底進入「霜凍期」,在公開媒體上銷聲匿跡。但非議並沒有停止。
不知何時,網路上流傳一篇署名為「北明」的文章。文章開始稱:徐良犯的是一級謀殺罪。全班士兵戰死之後,他受到班長的監督,臨陣脫逃未遂。當他和班長來到懸崖峭壁時,他將班長推下了懸崖,然後逃離戰場……班長竟然沒死!後來在中越交換戰俘時,班長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審理:徐良被判無期徒刑,終生監禁。
徐良一臉氣憤和無奈:「等我見到這個『北明』,一定要問問他,我與他無冤無仇,他為何惡毒攻擊我,難道就為我唱紅了《血染的風采》?」
「網上的謠傳要真有一絲一毫是真的,我還能是現役副團級軍人嗎?還能被評為一等功臣,戰友們還能經常相聚?」徐良說他曾想站出來闢謠,但最終還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這20年怎麼寫呢?
被部隊關禁閉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間短暫南下過廣東,「呆了大半年,不適應,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後,他從事過多種工作:幫人開過夜總會,紅火一時,但不到兩年倒閉了;到房地產公司給朋友幫忙,卻又被人「忽悠」了。
現在,朋友搞鉬礦生意,徐良幫點忙,剛開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沒有細講,只是說干好了,想把小兒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離婚後,2000年徐良又結婚並有了孩子。「不幹點別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說。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區花1000多元租了間房子,並請了位保姆,「算下來每個月沒5000元過不下去」。
「我現在每個月3000多元的工資,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錢。參軍20多年,住房公積金累積下來也只有8萬多,在北京挖個洞都不夠!」怕記者不明白「腿錢」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釋了一下:「就是傷殘費,以前每年96元,逐漸漲到目前這個數。」
20年過去了,徐良說那條被鋸的腿還是有後遺症。「創面留下許多神經瘤,有時候睡著睡著,就突然疼得跳起來。」
「我生活不規律,經常成夜成夜不睡覺,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別多。」怕記者誤解,他又補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戰友,各行各業的都有。」
幾年前,徐良學會了上網,但也僅限於用Q Q聊天、瀏覽網頁,而且「打字速度特別慢,是『一指禪』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氣並不怎麼熱,發福的徐良沒走幾步已經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虛。記者想攙扶他一下,被拒絕了。「我自己能行。」語氣里似乎有些不悅,「像男人一樣活著」是他的常用語。
他是開著一輛POLO過來的,拐杖放在旁邊。POLO是為老婆買的,他以前開過一輛聽說是朋友送的寶馬。
徐良喜歡車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線臨戰訓練時,就曾偷開軍車溜出去,為此,受過警告處分。負傷后,有一次,又駕車從北京開到甘肅酒泉,後來還曾獨自把車從廣州開到北京。」
「有一次,我開著一輛沒掛牌的車在西安市溜達,被交警查到了:沒掛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這個當車,當輪椅了。看我是個殘疾人,交警最後沒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惡作劇,徐良又壞笑了,有些得意。
採訪結束,記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斷敲擊路面,發出清脆、有節奏的聲響,5月的北京大街時有美女經過,徐良皺著眉頭看了幾眼,又低下頭繼續走路。
「你提出採訪我的時候,我就想,這20年我干過什麼呢?我都擔心你這篇文章該怎麼寫。」他一臉苦笑,像是問記者,又像是問自己。
(陳磊)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