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一虹博文「弄潮兒」有感,跟一篇。當然不是我自己。
當年一女同學美麗文靜,獨女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大概底子深厚,經濟條件似乎挺不錯的,脾氣好,待人和氣,尤其那說話的嗓音與語調,嗲得無與倫比,彈得一手好揚琴,無疑引來無數男同學的注目禮。
大概只兩三年級左右,我都還沒開竅吶,同寢室的好友向我表露了他的心跡,有意於該女。他數月前剛從一戰場上敗下陣來。記得那段時間他常屈尊到寒舍商討,彙報。這種事大概沒處訴也挺難受的。
第一步是這樣的,他倆都住虹口區,學校在徐匯區,只有49路公共汽車到(現在還是此路,看到她真親切,第一個用捷克司庫忒進口車)。他每周一清早便去南京路外灘的起始站排隊(和平飯店門口),輪到他也不上,直至她出現了,與她同上一輛。路上有35分鐘左右可搭話。
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我們當初都住校,周一早上都能見到這一幕:他排到第一仍不上車。她卻溫文淡笑,從無任何錶示。
又一個星期一的上午,記不得什麼課了。他趴在課桌上,眼睛閉著,淚水,口水,甚至鼻涕慢慢地流得書本也濕了。我知道出事了。原來他鼓起勇氣的表白換來的是拒絕,還是那樣溫文的。
低沉了數周,前面的情節又重複出現。他不怕成為大家的笑料,不屈不饒。星期一上午的課也一再重複這場景,久而久之,大家也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
年復一年,偶而也能見到多雲,甚至少雲的天氣。他的舉動也警告了其他男同學:別打她的主意!
就這麼不明不白的過著,指導員(年級主任)還是把他們當男女朋友處理,即四清不能在一個大隊,實習不能在一個醫院。臨近畢業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兩家都受到較大的衝擊,她家尤其。患難把他們拉近了。最後畢業時,我們是100%分到農村公社衛生院,女同學對前程擔憂,害怕,沒男友的也亂拉一個跟著去了。他們便自然的成為一對了。
順便說說,還是有那麼一兩個稍好些的去處,那些造反派頭頭爭搶得頭破血流,手腕高明,心狠手辣的拿到最好的位置。數十年後再見,仍未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中看到半點歉意。
他們兩人家庭成分都不好,沒挑選的餘地,去了最差的山西。畢業后第一次回滬探親還正好在吳凇路上遇見他倆,還是 20 多歲的姑娘小伙。從此後再未相見。校友聚會從不參加(他們已設法回到鎮江),打電話去家裡,總是他接,不准她與外界有聯繫。到手后的鮮花就是家主婆了,一切要聽他的指令!
我們一直是一個小組,有許多合影,看著常會想起數十年前往事。
他倆,我與領導都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