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一個老三屆的反思(ZT)

作者:四合院的閑人  於 2010-3-27 01:4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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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三屆的反思

 

                                                      作者:徐浩淵

 

      盯著好不容易定下來的標題,我手中的筆異常沉重。三十年了,比我們老的人、小的人,中國人、外國人都在談說「文化大革命」,只有我們自己,這段歷史的主要當事者和見證人,一直保持著沉默,任人褒貶,有心理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時期,心靈受過重創,傷口未曾癒合的人,才不能回顧過去。而且,受傷的程度和抗拒回憶的強度是成正比的,甚麼是我們的心理傷痕?它給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後代,給整個社會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負有甚麼樣的歷史性責任?作為「老三屆」的一員,我試圖在回憶和思考中尋找答案。


  ◇ 誰是「老三屆」
  「老三屆」,是指一九六六年的時候,六個年級的在校中學生,中國的中學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按照畢業的年頭稱呼。人們把當時正在初、高中的這三屆即將畢業生,統稱為「老三屆」,按照規定,孩子七歲入小學,經過六年小學畢業后,進入初一的學生是十四歲,在高中三年級的是十九歲。恰恰是美國人最頭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teenagers)。這個年齡群體,身心與情智發育迅速,處在從兒童向成人的過渡時期。他們強烈要求「做大人」的權力,卻不能承擔成年人享有這些權力時需要負的責任。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富於幻想,同時具有過多的能量,很少的生活經驗,在特定的環境下,非常容易走向極端,甚至出現暴力行為,美國近十年來,青少年謀殺率增長了三倍。三十年前,中國的中學生則處在一個更加矛盾深重的社會現實里。
  1966年的這批青少年,是在1949年前後出生,和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1949年以後的中國,結束了一百多年的戰亂,也結束了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壓和凌辱。開國大典時,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的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說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裡,此後農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論上的領導階級,全國老百姓從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國的主人。在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把美國佬從鴨綠江邊一古腦兒的打回了「三八」線。之後,又和想要轄制中國的俄國佬翻了臉。連人家撤走所有的經濟、技術援助也擋不住中國人要恢復民族自尊的決心。同時,中國又陷入了200年前的閉關自守狀態之中。
  此時,中國的意識形態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混雜體,雖然馬列主義被確認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但是,幾乎沒有共產黨員和幹部讀過那些從西方傳來的艱深著作。人們盲目的相信:我們只要忠心耿耿的跟毛主席和共產黨走,每天辛勤的勞作,終有一天會走入一個叫做「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去,至於這個天堂是什麼樣子?甚麼時候會走到?為什麼一定會走到?沒有人問過,也沒有人懷疑過,近似乎一種宗教性的虔誠。這種信仰的進一步發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論,「文革」以前的中國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我們去解救。我們肩負解放全人類的光榮、艱巨、神聖的歷史重任。
  「文革」以前,儘管有過「鎮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運動,畢竟僅僅觸動了少數人,絕大多數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學校和社會上的所謂「正面教育」。但是,除了數、理、化的知識性教育以外,學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極端矛盾的,一方面,在學校里,學生被學校中的官辦組織「少先隊」、「共青團」管理起來,教育孩子們「絕對服從組織」和「做黨的馴服工具」。另一方面,在社會上,所有的文學、藝術舞台上,都歌頌著新中國締造者的光榮歷史,他們青年時代大無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義行為,成為孩子們的榜樣(Role Model),這兩種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對於青少年的心智形成,造成一對可怕的精神衝突。導致了他們在即將來臨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中,令人們(包括我們自己)至今難以理喻的行為——壓抑與反壓抑,暴力與破壞,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等等,等等。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對當時的社會懷有仇恨。但是,根據孩子的家庭在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他們對於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應。所謂「出身不好』的孩子們,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有一類似西方的基督教徒們特有的原罪感。他們認為自己的「根子不正」,不得不同親生父母「徹底劃清界限」、皈依真理、凈化靈魂,以便做一個被公眾承認的好人。共產黨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學校里的校長、老師、特別是黨、團組織無形中,成了他們的「精神父母」和他們在社會上的合法保護人。因此,他們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時候,總是感到特別的不舒服。因為這種行為不僅威脅了他們精神上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觸動了埋藏在他們更深的下意識中的叛逆衝動,即:大聲地對自己和別人說:「生我、養我、愛我的爸爸媽媽也是好人,我愛他們。」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和權力,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中,這種願望成了罪孽,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現,絕對不利於他們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現到意識中來。因此,這些孩子最容易趨向「馴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開始階段,「誓死保衛學校領導」,做了真心實意的「保皇派」。
  所謂「出身好」的孩子,即:工,農,幹部子女,因為他們的父母親是「領導階級」,這些孩子們從生下來那天起,就感到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毛主席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象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在這種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環境里長大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會責任感,同時也伴隨狂妄自大和過份的天真,特別是幹部子女,從「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媽媽身上,從小汲取「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麼晚生了幾年,沒有趕上電影裡面那種激動人心的戰爭年代,沒有機會也做一次英雄,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個側面,即:他們父輩的「反叛」和被文學藝術詩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義」,對學校中「馴服工具」的教育則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
  記得從小學開始,我雖然一直成績優秀,是文藝、體育活動中的活躍分子,但是每次學校老師給我的操行評語都少不了「驕傲自滿,紀律散漫」的批評。上初中以後,看到有的同學,把自己的錢包交給老師,聲稱是路上撿的,而被老師作為「學雷峰運動」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這個本來對這樣的運動就不感興趣的人,產生厭惡。在黨的「重在表現」的感召之下,為了加入共青團,特別是「出身不好」的同學最願意找「團組織」彙報,不單彙報他們自己的「壞思想」,還要捎上我那些不服從管教的「壞行為」,使我常常為此而挨批評,團組織追著要我克服「自來紅思想」,連「出身好」也有了「原罪」,對於這種宗教式的壓抑,我實在反感,作了父母親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的越高。我當時的情況恰好如此。久而久之,這種壓抑與反壓抑的能量不斷積蓄,同時與「小彙報」我的同學,形成越來越深的隔閡,這種現實,為後來「文革」的大火首先在中學里燒起來,學生之間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礎。

  ◇ 文革中的「老三屆」
  提起「文化大革命」,人們異口同聲的把帳算到了毛澤東一個人頭上,將十年的大動亂歸咎於共產黨內的政治鬥爭。為了解析「文革」的起因和社會後效,中、西學人花費了不少人力、財力。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史料,研究毛澤東和「中南海」里的宮廷鬥爭,甚至細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給某某打過一個電話,使了一個眼色,寫了一個便條……使我不禁想起「紅學家」們研究「紅樓夢」的情景。人們似乎忘了,這段歷史是我們五千年文明史的繼續。其真正「史無前例」性,恰恰在於全國幾億人民統統發動起來折騰,最終「觸及了所有人的靈魂」。
  一九五八年,完全沒有科學知識的毛澤東,憑著主觀的想象和願望,發起了一場經濟生產的群眾運動,名曰「大躍進」。餓死的幾百萬農民使得毛澤東感到罪過。雖然幹掉了「為民請願」的彭德懷,壓住了黨內的批評意見,毛卻漸漸陷入一種日益嚴重的猜疑心態,特別是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公墓里拉出來燒掉以後,毛變得更加恐懼,生怕他死以後,遭到同樣下場,一個人陷入這種恐懼症心理,他對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perception)都是扭曲的,看任何一個文藝作品,都會認為是在影射自己,聽他人一句玩笑,都會猜疑人家「別有用心」,這是為什麼「文革」以前,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階級敵人」,但是中央文件和報刊中的宣傳中「階級鬥爭」的鼓點卻越敲越緊,直至在「文革」中揪出一個又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還不放心。通常的政治鬥爭,是以利益集團為單位,實際利害的爭奪與平衡為內容的,參加鬥爭的各方勢力,至少很清楚對手是誰,但是這種由於最高權威者心態失常而發起的討伐,使得被討伐者至死都不明白原由,劉少奇臨死前,還書獃獃的爭辯「這種把黨外的力量弄進黨內來解決問題的作法,是違犯黨章的。」中國帝王和家長的話就是章法。再加上恐懼症,其思想與行為就更加無法無天、無常理可言了。這種封建禮教的遺產,與「文革」初期發展起來的類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熱攪和在一起,把中國推向一場難以避免的災難,如果用行為心理學的方法將「文革」前後、上下徹底的分析,需要著書,在這裡,還是回到我們自己——「老三屆」這個群體來。

  ◇ 紅衛兵是「反革命組織」
  提起紅衛兵,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是一個毛澤東創造的「革命組織」,其實最初的紅衛兵是一個中學生的自發組織,它短短的六個月歷史,有四個月站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面,作為「現行反革命組織」。
  一九六五年底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一九六六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級幹部「三家村」,中國人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感。成年人有了「反右鬥爭」的教訓,提心弔膽地猜測這次「運動」的「方向」、防範自己不要昏頭昏腦地變成了「革命對象」。可是中學里的這批不知事的娃娃們,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讀書」,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藥味,變得異常興奮:可算等到他們要作英雄的時候了。要自己獨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時候一樣,自己也創出條路來。一九六五年,《中學生》雜誌上刊登了十四歲的宮小吉的短文《五分的秘訣》,向當時的教育制度挑戰。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已經鬧過一次學潮,被黨中央的「四清」小組勉強壓下去。此時,中學生自發的個性解放情緒和行為,還沒有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所以「階級鬥爭」的敵人是誰?在哪兒?誰也搞不清,也沒有人去問。
  一九六六年三月,北京清華附中的駱小海寫了《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五月,十幾個學生偷偷跑到圓明園的遺址,成立了一個自己的組織,名叫「紅衛兵」,立刻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在一黨專制的中國,絕對不允許任何人私下裡成立什麼組織,對共產黨的孩子也不例外。「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和一個將軍的兒子孫經武為首,一O一中學和北京大學的幹部與知識分子的子女,偷偷組織了一個「X-社」,X這個數學中的未知數,象徵他們開始對所有被灌輸的「已知」觀念的挑戰,對於當時一些難以自圓其說的理論問題和社會現象,包括幹部階層的問題開始質疑。X-社被發現以後,乾乾脆脆地劃為「反動結社」,其成員全部被打入牢獄,「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對於目前世面上盛行的說法:「紅衛兵」的成立,是幹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權,我實在難以苟同。古、今、中、外,那一個朝廷,是被自己的後代要求更多的權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進向前的呢?
  1966年,我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一的學生,為了支持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清華附中學生們,我們十幾個同學在自己的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立即也成了「反革命」。從6月初到8月初,兩個月的時間裡,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同學圍攻、辯論。「在共產黨領導下造反,就是造共產黨的反!」「紅衛兵的目的是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當時同我辯論最凶的學生之一,就是共青團的幹部——魏京生。「工作組」找去談話、強制解放,我們的父母親更是急得不行。他們認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為「右派分子」,強制「退出」的威脅甚至升級到要「脫離父-子、女關係」的地步。事實上,北京市和「團中央」的「黑名單」,已經將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學生列為「現行反革命」,準備在運動結束時發落。
  對於十幾歲的孩子來講,受到整個家庭和社會的反對,還能挺得住,已經不單單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解釋的了,回想當時,我最基本的概念從未動搖過,即:我是一個好人,我的紅衛兵夥伴們也是好人,那麼,將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為一定是錯的,甚至是有人幕後謀划的,可能就是所謂的「階級敵人」。我們還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們這樣搞法,肯定不會答應。此刻,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起了作用,銀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們的父母,都是經歷了各種苦難還堅持革命的。所以,沒有苦難,沒有危險,沒有壓力,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就錘鍊不出真正的英雄。所有這些,從現在聽起來極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邏輯推理,卻扎紮實實地支持了最初的紅衛兵的造反的行為。

  ◇ 紅衛兵與紅色恐怖
  7月26日,當我們在「水深火熱」中抗高壓,毛主席在長江里「勝似閑庭信步」下定了決心。他8月6日突然回到了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讓「中央文革小組」列席,並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組副組長。從此,這個半瘋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國政治舞台,開始了她對自己坎坷人生的報仇雪恨。8月8日,中共機關黨報——《人民日報》發表了「十六條」,第一次宣布了「文革」與過去所有「運動」的本質上的區別,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
  8月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在天橋劇場接見了紅衛兵。她用極其情感的聲調說:「毛主席讓我問你們好!你們是小太陽!」哇!果真他老人家和我們心連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孩子們哭了、笑了,發瘋了!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對,被所有的人反對,但是被偉大領袖支持的正確的事情!《人民日報》登載了他們的文章、他們自己的組織變得全國到處都是。8月18日,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輩在天安門上同他們握手,還戴上紅衛兵袖章,所有畫書、電影上的事情都變成了現實。只是,其中衝鋒陷陣的不再是戰鬥英雄董存瑞和黃繼光,變成了他們自己!到此為止,中學生自發的叛逆行為和毛澤東自「大躍進」之後的又一「創舉」會合起來,開始了一場皇帝領導子民對其朝廷造反的「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記得「8·18」那天,我的紅衛兵戰友們去見毛主席,我卻躺在紅衛兵指揮部里聽廣播,感到一種極度興奮后的疲乏,眼前的世界一下子變得廣闊無邊,不再是一間小小教室中的書桌,不再是小學、中學、大學、工作的規範之路。革命將把我們帶到哪裡?我感到有些悵惘。
  嚴酷的現實很快的把我拉回地面。「8·18」以後,紅衛兵走向社會,開始了一場暴力行為。我的小紅衛兵戰士解下腰間的皮帶,劈劈啪啪的開始打校長、老師、工作組,甚至自己的同學,路上隨便甚麼人被指控為「流氓」,一群孩子就會擁上去打。我從小沒挨過打也沒見過家長和老師打人,偶然碰到男生欺負女生,我都給予堅決地反擊。這種侮辱、虐待他人的行為,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為了反對打人,我被紅衛兵會議批評「落後於群眾運動」,應該好好讀《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就是要將這些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我的爭辯是,毛主席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算不算數?對待俘虜還不得打罵、虐待呢。當時任何人想要辯論、不引用毛主席語錄就很難開口了,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和清華附中、北航附中紅衛兵商量寫了一個「三校紅衛兵聯合聲明」。中心目的是制止亂打、亂抄的「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行為」。記得那時一個濕熱的夏夜我們坐吉普車去散發傳單,車開到西單口上,突然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騎車拚命追趕我們,手裡拿一張傳單。我以為我們的車子掉了什麼東西。停下車來那人衝上前來握清華附中卜大華的手,激動地說:「我是工人出身(說話先報出身)。你們寫得太好了!這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餘下的話我已經聽不進去了,只感到一種刺心的頭疼。掠過我腦海的話,三十年一直跟我:「紅衛兵脫離人民了。」回想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出手打人的孩子有三個特點:女生多於男生,初中生多於高中生,平日里性情溫和的人、8月以前作了「保皇派」的學生打得更凶,當時僥倖餘生的女子中學校長,至今也想不通,為什麼打她最厲害的,是她平時最心愛的學生,前年我回北京,碰到一個當年打人有名的姑娘,如今做了媽媽,自己的女兒恰恰是她66年時的年齡,這位紅衛兵媽媽恢復了「文革」以前的溫文爾雅,把女兒管得特別嚴謹,好象生怕她去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初中女孩子是14至16歲,正處在青春發育期。她們血液中的激素水平直線上升,加上每個月的周期性變化,是情緒最不穩定的群體。中國的法律當時已經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條件,女孩子們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要解放,但是幾千年的習慣勢力,使得社會上仍然用一些壓抑她們天性的看法去規範她們的行為。例如,女孩子應該文靜、賢慧、順從。這種矛盾的社會條件在她們的心理上形成衝突。平時特別聽老師話的女學生,往往是壓抑她自身情感最嚴重的女孩子。「文革」初期,一般是「誓死保衛校領導」的人,8月以後,她們突然變成了「保皇派」,一下子覺得受了欺騙,平時積蓄的情緒能量突然爆發出來,發泄到過去她們特別敬愛的人身上。有的孩子在這個時期,甚至將親生父母打死,留下了終生難以平復的心理傷痕。
  一個記錄片導演訪問了頭髮斑白的老人——王晶堯,他的老伴——卞仲耘,是當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師大女附中的校長,66年8月,慘死在自己學生手中,訪問最後,老人痛不欲生的話是:「這麼多年了,我一直等,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走來,向我說一聲:對不起。難道至今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是錯的嗎?」王叔叔,她們知道那是一個罪過,但是,還沒有力量回顧這段傷痛,我們的民族沒有懺悔和寬恕的傳統,她們只好將如此的重負壓在最深的心底,不敢去看它。假如能使你心裡稍稍好受一點,我現在站在你的面前,站在當年受過傷害的所有人面前,說:「對不起。」我們雖然也是這段歷史的受害者,但是應當有力量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 大串聯
  「8·18」以後,北京的中學生不單走上了社會,而且,走向全國。這就是「大串聯」。大串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大開眼界。過去,看著別人家幹部的孩子跟父母在暑期去度假,我羨慕極了,很想也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但是我的父親跟周恩來工作了幾十年,自己從來不度假,當然更不允許孩子們享受這種「特殊化」待遇。所以,初二的暑假,我同另外兩個女孩子到北京郊區的蘆溝橋農場幹了兩個月的「義務勞動」,就那,也是高興的。背上一個小黃挎包,帶一套洗漱用具,幾件洗換的衣服,從火車的窗戶爬進車廂,(「大串聯」時,為了防止擁擠傷人,索性開窗「減壓」進人)領略祖國的大好河山去也。中國真美呀!廈門、青島的海濱,桂林仙境般的山水,雲南橫斷山脈中白鏈子般的山澗和紅得象火一樣的山茶花至今還歷歷在目。但是,真實世界的另一個側面,也在敲擊我的心。中國的老百姓活得真苦呀!農民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到了湖南還遇到了討飯的人。我們總說要去資本主義國家解救那裡的勞苦大眾,還去哪兒呀,他們不都在我們自己的家裡嗎?所有的革命理想與信奉,第一次在我心底動搖了。從此,開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審視面前的世界,開始質疑所有被灌輸的思想,我腳下的地面開始龜裂。
  我曾經為此非常的憤恨,認為我們的父輩有心欺騙我們和廣大的人民,「文革」以後,我的父親帶領一個團體去加拿大作訪問。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走出中國。我注意到他老人家回來后的兩周內非常沉默。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他們的人民生活得真好呀!」因為父親的聲調里充滿了痛苦,使我不由得朝他望去。老人的眼裡含有一種深深的歉疚和疑問。是在責備自己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同樣的幸福生活,也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為了這個目標,工作的如此辛苦,還是沒有達到目的。此後,父親工作得更加辛苦,直到病逝在醫院的最後一息,我想鄧小平伯伯第一次訪問美國后也會有同樣的感觸。因為「文革」以前,共產黨的幹部很少出國。他們對西方社會的概念,還是停留在二十世紀初,他們「勤工儉學」的年代。那時候,歐洲工人生活的確很苦,而且沒有保障。他們不明白那只是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在市場經濟完整化以後,整個社會物質生活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準,社會主義才能名副其實。如今,西歐實現的才是馬克思當年預見的社會。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想跳躍社會的發展階段,實際是欲速則不達,痛苦萬分。

  ◇ 中學的「派仗」
  從1966年8月起,北京市的中學生分成三大派:按照出現的順序,第一,是以最初自發形成的紅衛兵為核心的「老紅衛兵」,簡稱「老兵」;第二,是「家庭出身好」、但在6、7月份作了「保皇派」的學生,稱作「四·四派」,人數最多;第三,是66年11月以後,「中央文革」為了打擊「老兵」和他們的父母——老幹部達到其篡權之目的,將「出身不好」的中學生扶起來「鬧革命」,他們的組織稱作「四·三派」。這批一直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孩子們,才第一次得對了與其它孩子一樣的「保衛毛主席」的權力。當然,他們開口的第一個聲音,就是要求平等,留下的最有價值的代表性文章是遇羅克寫的「出身論」,曾經給予我的思想解放很大啟發。對於他因此而遭殺害,至今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根據「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時期的不同需要,支持或打擊著北京中學生的三個不同的派別。致使他們此起彼伏,你上我下,自相殘殺,全國的各種地方派別和派仗的情況,大同小異,可謂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挑動群眾斗群眾」,利用這些力量揪出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以後,三派學生都完成了其「歷史使命」,1968年偉大統帥的一聲令下,所有的中學生結束了派仗,統統開赴農村。

  ◇ 上山下鄉
  無論毛澤東當年把這批十幾歲的娃娃趕到鄉下去的目的是甚麼,這幾十萬知識青年是在中國的黑、黃、紅、白土地上開始成人的。大多數學生帶革命的熱情和決心,打算到「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改變農村的「一窮二白」面貌。結果,他們沒有力量改變窮苦的鄉村和農民,自己卻扎紮實實地被改變了,同農民一起度過的艱辛歲月,使他們每一個人從群眾運動的雲端落回到地面,第一次開始思索人生與人世的真實含義。
  我和另外的四個同學選擇在河南輝縣插隊,背靠太行山,面對一望無際的華北大平原,開始了農民的生活,每天,頂繁星上工,披夜露回家,吃自己煮得夾生或燒焦的飯,點著小油燈讀幾行孟得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冬閑時,扒火車(沒錢買票,偷坐車)回北京,看望別的地方農村回來的知識青年朋友,討論會、辯論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農村為什麼這麼窮?」「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國的現實階級應該怎麼劃分?」文學、藝術、音樂、哲學,無奇不有,海闊天空,這時社會上猶如歐洲的中世紀(The Middle Age)一片黑暗,但是這些知識青年的地下討論會,和被現代人稱為「地下沙龍」的自發性文學藝術的學習和創作,猶如一線曙光,穿透「文革」初期對毛澤東的宗教式崇拜,開始了思想啟蒙的征程,69年我開始意識到,為了現代化,中國必須發展資本主義,但是,這種想法與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想法相距太遠,在大型的討論場合,只好用近似哲學推理的方式隱晦的表達。同知心的朋友談起,也被扣上一頂托洛茨基的帽子,我只好回到文學、藝術的人性解放題目中去。
  從農村回來的學生們,開始打破了「派仗」時期的界限,也打破了「文革」以前由於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隔閡,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兒女,都是農民的孩子。一個鍋里的小米粥把大家「煮」到一起去了.甚麼「黑五類」、「黑幫」子女,統統被扔進歷史的拉圾堆。想當初,《人民日報》天天叫喊「革命大聯合」從來無人理睬。此時,共同的理想破滅共同的日晒雨淋,希望和失望的折磨,戀愛和失戀的痛苦,著著實實地把這批青年人連在一起,這種從思想到群體行為的進化,給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做好了準備。

  ◇ 我當了兩次「政治犯」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被抓進監獄兩次,做了兩次「政治犯」。第一次是1967年,我是18歲,主要罪名是66年底寫了一首大罵江青的詩。我聽到江青竟敢組織大會,鬥爭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陳毅伯伯,勃然大怒。陳毅從小就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孩子,看到他當縣官的舅舅打一個老百姓,忍不住大哭起來,他是沙場上威風凜凜的勝將元帥。外交部長當得腰桿又直又硬,給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爭了光榮,被這個靠同男人睡覺,爬進共產黨來的壞女人欺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提筆寫了一首「滿江青」,抒發憤怒,「四十餘年廉頗將,今日拜倒茶花女」的詩句表達了很多人自己不敢表達的情緒,被傳得全國到處都是。1968年我同一大批「學生政治犯」經過「少管所」的「學習班」以後被釋放。同期出來的還有「老兵」的董良翮和楊小陽,「5·16」集團的主要幹將等人。
  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我正在河南醫學院讀書。據說,我在江青的黑名單上,北京方面又發難下來。「文革」十年裡,我始終堅持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以,「黑材料」被人又厚厚的攢了一大堆。被抓的時候,我正在新鄉市人民醫院裡實習。押解我回鄭州的路上過黃河,我看到黃河的水少、沙多,很是難過。心想,不知我們苦難的中華民族,何時才能清除這些淤積的泥沙,痛痛快快地流向世界的大海。
  我知道自己這次是很難活出獄了。索性在提審的時候,和預審員展開大辯論,我的預審員是一個很正直的老頭,名叫張子冉,看得出他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這時已經感到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因此,每次辯論他都輸給我。有一次他氣得拍桌子大喊:「到底是我審你,還是你審我!」我實在忍不住笑起來,逗他:「我真的不知道咱倆,誰該審誰。」四人幫」倒台後,我平反出獄。張老頭到我父親那裡「告狀」,說:「你那傻妞脾氣真賴,進了監獄還大吵大鬧,繼續給自己增加黑材料。我想護她,都護不過來。」回想當時我腦子裡經常浮現的是「抗日」英雄吉鴻昌烈士的形象和他那句詩「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我還以為自己已經和「十七年的教育」Bye-Bye了呢,連我出身的階級都反掉了,馬克思的毛病也找出來了,還不夠徹底嗎?誰知,在認知、意識層次里的變化並沒有那麼強大,童年被印下的英雄主義,至今在我潛意識的原始情感層次里,怕是永遠也不會消失了。

  ◇ 老三屆在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中國保持人類歷史中,群眾運動紀錄的絕對世界冠軍。幾千年來,幾百次農民起義,曾經多次地推翻了朝廷,民不聊生就要造反。自己當了皇帝之後,又重複老朝廷的活法,循環往返。直到19世紀,西方的洋人用洋槍洋炮打進來了,中國人才發現比人家落後了好多年。20世紀以來,學生也開始造反。中國共產黨的造反運動是「農運」和「學運」的大聯合,打下來的天下,留有封建時代農民坐江山的味道,卻是冠上了西方思想的帽子——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方文化的揉合,以及現實和理想的矛盾,導演了中國近代史的所有的悲劇和喜劇。在「文化大革命」的「全民運動」中,把這對矛盾推到了極端。粉碎了不實際的理想終於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今天,我的「老三屆」的夥伴已經是四、五十歲進入不惑之年的成年人。他們有的在中國的黨、政、軍的機關里任要職,有的成為巨型財團的總裁,有的是海外的學者或巨富,有的成為挑大樑的新聞記者,成為校長、教授、老師,有的在最基層是普通的勞動者。但是,無論他們的職位高、低、人窮、人富,無論他們是在城市、鄉村,還是遠在大洋彼岸,這一代人,仍然具有基本的同感與共識。
  有的人還在擔心,生怕這個在60年代震蕩過中國的群體,有一天還會掀起更大的風暴。其實,作為個體的心理形成,接受環境影響的關鍵時期(Crucial Periord)是人的一到十歲。「老三屆」這段年齡,恰恰趕上了「新中國」成立以後,那段最平靜、美好、充滿了向上和建設精神的日子。在這個年代長大的孩子,無論此後他們經歷了何種動蕩與苦難,他們的認知、情感的基礎,依然根植在建設性的土壤里。相反,最令人應該憂慮的是「文革」時出生的孩子們。他們的關鍵成長時間,是中國充滿了扭曲、混亂、是非顛倒、爾虞我詐的年代。這些破壞性因素,滲透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爆發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里,「六·四」以後,中國政府進行了統計。調查結果表明,興奮跳躍的多是30歲以下,45歲以上的人們。偏偏只有「老三屆」結結實實地站在那裡,紋絲不動,他們從自己的經歷中明白了,中國要想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安定地發展。一次「文革」的教訓還不夠嘛?人要流多少次血才能學會這個簡單的真理呢?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流血換來的。民主社會的現實基礎,只能建立在一個數目龐大的,有良好教育水準的中產階級之上,要想造就這樣一個中產階級,唯一的路是穩定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所有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悲劇恰恰在於:人們夢想在貧窮和無知的土壤里,種植民主之果。蘇聯正是還想做一個「民主政體」的跨越,才弄得國破人亡,流離失所。二百年來中國人民已經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不會容忍任何人,拿十二億人的身家性命再做一次實驗了。
  當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新中國的兒女——老三屆肩負著承上啟下的重任。和大家一樣,我也在辛勤地努力。為了避免「文革」式的社會大災難重演,為了使億萬受過傷害的心靈得到醫治,我正在幫助中國建設一個自己特有的精神衛生系統。為此,成立了威靈基金會——WorldLink Fundation,給中、美兩國的心理工作者架一座交流、互助的橋樑。另外,計劃寫一本書。把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記錄下來。讓世人對五十年來的中國,對我們,有一個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也讓我們的孩子們知道,他們的父母是怎樣和新中國一同經歷了苦難,而成長起來的。
  中國,即將在我們手裡成為世界上最富足、強盛、和平的偉大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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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44 個評論)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7 01:49
先藏起來,慢慢看,呵呵!
回復 方方頭 2010-3-27 04:44
好貼!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7 06:58
方方頭: 好貼!
回復 roaming 2010-3-27 08:03
從時間上看,67年,18歲,49年出生的。應該是10年前的文章了,還有新的嗎?
回復 牡丹石頭 2010-3-27 08:24
回復 TCM 2010-3-27 08:44
回復 566 2010-3-27 10:25
魏京生的同學,高魏一屆,十年前的水平,現在看來很弱智.
回復 yulinw 2010-3-27 12:04
好像是明白了,其實不然~~~
回復 烏卒卒 2010-3-27 12:42
舊文章。
回復 馬失前蹄 2010-3-28 03:20
看來真是老三屆寫的文章,57年後的孩子們是不理解這些的.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6
馬失前蹄: 看來真是老三屆寫的文章,57年後的孩子們是不理解這些的.
也許吧,如果家裡有兄姐還是能理解的吧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7
roaming: 從時間上看,67年,18歲,49年出生的。應該是10年前的文章了,還有新的嗎?
10年的文章還在流傳看來已經有生命了。新的啊,等我找找。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7
牡丹石頭: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8
TCM: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8
566: 魏京生的同學,高魏一屆,十年前的水平,現在看來很弱智.
個人有個人的看法吧,呵呵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8
yulinw: 好像是明白了,其實不然~~~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8 08:59
烏卒卒: 舊文章。
呵呵
回復 566 2010-3-28 09:46
四合院的閑人: 個人有個人的看法吧,呵呵
咱不也是一家之言!
回復 烏卒卒 2010-3-28 13:22
四合院的閑人: 呵呵
回復 四合院的閑人 2010-3-29 02:32
566: 咱不也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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