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高考也有政審條件。
在很多人看來,對參加高考的學子有條件限制源於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錯誤的。新中國建立以後,高考政審是以立法的形式.對於公民考試權利做出的制度性規定,在當時稱之為「不宜錄取」。也就是對一些考生要通過政審,政審不合格不能進入大學或者很難進入大學。比如父母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地富反壞右的,親戚中有殺關管的,或者有海外關係港台關係一般通不過政審,即使能讀大學也不能讀保密專業(軍事院校、軍工院和校涉及軍工的專業都屬於保密專業)。
文革推遲高考始於劉少奇。
1966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學生劉源把一封反對教育考試製度的文章擱在了時任國家主席,中央一線領導人劉少奇的案頭。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並決定將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中央認為: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有不少大專學校和中學,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根深蒂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十分尖銳激烈。在大專學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將對今後學校教育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解放以來雖然不斷地有所改進,但是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考慮到上述情況,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方面,使高等學校和高中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實行新的招生辦法有充分的時間作好一切準備。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 廢除高考制度的文章。同時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現行的升學制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制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制度。現行的升學制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考慮到上述情況,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方面,使高等學校和高中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實行新的招生辦法有充分的時間作好一切準備。
正因為此,全國高等院校1966-1970年5年沒有招收新生。
從時間上看,推遲高考正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政文革和通過工作組控制高校的時期,對推遲高考負有領導責任,這也是鄧小平雖然後來支持恢復高考,卻對當年推遲高考沒有垢病的原因。
文革中高考沒有文化考試是誤讀。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復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復開辦的大專院校,學制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北大於當年6月4日開始在北京地區試行招生,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試行。這批學生後來稱之為工農兵大學生,學製為2~3年。
1973年4月3日,國務院批准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中央決定恢復在招生當中的文化考試,注意了解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和基礎知識水平,確保新生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由於鄧小平是1973年3月10日由毛澤東決定重新出來工作,這個功勞一直戴在鄧小平頭上,其實鄧小平是3月10日向毛澤東寫信要求出來工作,毛澤東當天批准同意。此後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個決定,發至全國各基層黨組織,將鄧小平復出一事通報全黨及黨外群眾。鄧小平真正出來工作是4月12日,這次恢復高考文化考試與鄧小平沒半點關係。主政者是周恩來。1973年6月份的高考時,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張鐵生因生產忙沒有時間複習文化知識,考試時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得6分,心存不滿在試卷上寫下了一段話,提出「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然很淺,但我印象也很淺,有兩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張鐵生是27號接到高考通知,30號進考場)。此事被後人稱之為「白卷先生」,張鐵生也因此名燥一時並在文革後身陷囹圄。
顯然,籠統地講文革中只有選拔推薦沒有文化考試是不準確的。
文革后恢復高考是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決定。
鄧小平故居紀念館有一個1977年全國高考決策過程的專題展覽,除了歷史圖片外,文字說明基本以《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 改變一代知識青年命運》為依據。
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不僅見於許多人的回憶文章里,而且主流媒體也是這種觀點。其實細化分析,鄧小平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黨的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恢復高考既不是他提出來的,也無權拍板確定如此大的國家政策方針。恢復高考的決策是中央集體研究決定的。
鄧小平恢復職務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通過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鄧小平恢復職務的決定是7月21日,並於當天在會議上講話。鄧小平復出首次露面是9天後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決賽現場。
「鄧小平復出三天就恢復高考」見於許多文章中,這不是事實。恢復高考是1977年10月5日由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批准了教育部長劉西堯報送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工作的意見》。文件經過教育部修改後,於10月12日由國務院正式批轉下發。文件規定,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恢復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招生制度。何來鄧小平拍板決策!
提出恢復高考的是查合性教授或溫元凱教授。
鄧小平重新復出后,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主持召開的第一個會議,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邀請33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
會議中的第三天,作會高校15位代表之一的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建議:「入學招生名額不要下放到基層,改成由省、市、自治區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露試題。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應屆高中畢業生、社會青年,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達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報考。」 他的發言受到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王大珩、數學家吳文俊等著名科學家都的贊同。據說鄧小平因此問在座的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還來不來得及?」劉西堯說,還來得及。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高考!」(這句話水分很大,許多文章對此提出質疑。因為鄧小平當時沒有資格敢說「今年就恢復高考」,事實是後來經過多次討論才最終形成)
中國科技大學年輕助教溫元凱的回憶則是另一種情況。據他的回憶文章中所述是他利用插話的機會說高考制度要改革,,提出「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沒想到鄧小平聽完我發言后當場講,溫元凱,至少採納你3/4。我們大家都一愣,什麼叫3/4?鄧小平說,第二句『領導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准。我當時膽很小,不敢講不要領導批准,聽他這麼一說,我們大家更高興了。」 「我記得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當時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工農兵招生方案已經發下去了。鄧小平當場就說,發下去了可以收回來,推遲幾個月。今年就恢復高考,不能再耽誤一代人。鄧小平做了決定以後,我們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會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鼓掌了整整5分鐘。」(這種回憶屬於藝術加工,人民大會堂端水的女孩子敢於在中央會議上鼓掌,也太沒規矩了)
事實上此次會議之前的8月1日,鄧小平在同方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劉西堯(教育部長)的談話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時間統一到秋季好。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儘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今年先過渡一下。」顯然,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之前,鄧小平並無意在77年恢復高考。即使對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
8月13日 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招生工作會議。會議仍然堅持 「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方針。《人民日報》記者穆揚將討論的內容寫成內參稿,由人民日報社以《情況彙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顯然,教育部正式的招生會議並沒有採納座談會的意見,也不存在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
鄧小平當時不具備拍板決策恢復高考的權力。
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其中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康生、董必武去世,王洪文、張春橋身陷囹圄。李德生辭職(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73年又增補了鄧小平入常。到1977年時,上屆政治局常委只剩下葉劍英和增補的鄧小平。
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由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五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當時的分工是華國鋒負責全面工作,葉劍英負責軍隊,鄧小平負責科技和教育,李先念負責經濟,汪東興負責宣傳工作。由於常委人數少了,一些工作由政治局委員分工負責。鄧小平成為核心從而實現的「一言堂」是在胡耀邦時期,是華國鋒和葉劍英相繼離開后才形成的。
恢復高考是分管工作的鄧小平多次彙報請示后中央研究決定的。
1977年8月18日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閉幕後,鄧小平。鄧小平將教育部《關於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報送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並附言:「這是經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 18日當天,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圈閱同意該請示報告。
9月6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只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動,辦法正在研究,方案擬定后,擬先送請批准。」 鄧小平寫這封信的起因,是9月5日收到教育部長劉西堯的一份書面報告,其中提到,招生涉及城鄉知識青年和高中應屆畢業生3000萬人,招生辦法又涉及一些方針政策問題,需要考慮周到,以防對當前工農業生產產生不利影響和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引起波動。
10月3日,鄧小平將劉西堯報送的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和教育部代擬的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華國鋒:「此事較急,請審閱后,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併討論」。華國鋒很快批示汪東興將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員。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原則性通過了教育部《意見》,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當天與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一起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
10月7日,鄧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後(兩處修改:一、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選留的研究生年齡,從28歲改為30歲。二、考慮到國家正式職工被錄取為研究生后,原來的福利勞保待遇不致降低,「將工資關係轉入培養單位」一句改為「學習期間由原單位發給原工資」。)的意見上批示:「我看可以。華主席、劍英、先念、東興、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辦」 ]。當天,華國鋒等圈閱同意。10月12日,國務院轉發了《意見》。至此,高考制度正式恢復。
從上面的論述看,恢復高考並非是鄧小平拍板決策。而是經過了幾次討論修改,中央多次研究才決定下來。那兒看得出是鄧小平拍板決策的。
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模糊了中央領導集體的作用,是貪天之功。就當時而言,鄧小平只是分管科技和教育的黨的負責人,負責科技和教育工作是職務行為。作為剛剛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只是黨的核心層,卻不是黨中央的實際領導核心,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在中央,而最終決策權在華國鋒。
華國鋒在1977年被稱作是「英明領袖」,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權於一身,威望正如日中天。連1977年4月10日尚未復出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信,信起首為「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其中表示:「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最後一段話是:「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這種情況下,像恢復高考這種歷史性的轉變,沒有華國鋒和葉劍英的同意,鄧小平根本辦不成。
鄧小平確實在恢復高考的問題上起了重要作用,雖然他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的參加人員是有選擇的,但提出和形成了恢復高考的意見,為最終恢復高考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就像1966年劉源遞信要求取消高考,1977年又向鄧小平寫信要求參加高考一樣。鄧小平1966年參預決策取消高考,1977年又積極推動恢復高考。歷史總是這樣開一些人的玩笑。
20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