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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風 張雪忠：中國的政治局勢與前途
張雪忠
（作者按：最近一段時間，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與多位朋友談及中國的政治局勢與前途。我們的觀點各有異同。這篇文章只是我個人觀點的記錄，因為，我並不覺得自己能準確表達他人的觀點。儘管我在閑談中說得比較隨意，但在本文中，無論是表達我自己的觀點，還是批評他人的觀點，我將只進行合乎政治學專業水準的理論分析。我不會用哪怕一個字，去討論形形色色的宮廷秘聞，或是其它道聽途說的消息。另外，由於文章內容涉及不止一個主題，採用對話式的文體，或許比一般的政論文體更合適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人們對新一屆領導人的施政方向，特別是對習的政治理念，有各種各樣的解讀，你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張雪忠：這是一個很大和很難回答的問題。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體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種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為此，我想先說說民選政治下領導人的更替，與中共接班體制之間的區別。
在民選政治下，一個人通過選舉獲得了選民授權，就不但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而且還可以在各種重要和關鍵的職位上，任命認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員。為了保障當選領導人有足夠的人事安排空間，前任政務官員通常要集體辭去自己的職務。當然，新任領導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權的同時，也必須面對更為明確和直接的政治問責。
在中共接班體制下，情況顯然就不同了。在這一體制下，新領導人的選定，必須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並且通常是各個政治派系妥協的結果。因此，新領導人上台後，通常會面臨這樣一個局面：那些佔據重要和關鍵職位的人，並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換這些人。習上台後面臨的局面可能更為複雜，因為在他之前的兩任領導人仍然健在，並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勢力。
友人：那麼，習會不會努力改變這種不利的權力格局？
張雪忠：在政治心理學這門較新的學科中，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以及這些個人特質與他們的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相關的研究認為，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較強的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動機，他就不大容易滿足於對自己不利的權力格局，而是傾向於改變這種格局。而如果他的權力需求的動機較弱，就更容易滿足已有的權力。
友人：那你覺得習的權力需求動機強不強？
張雪忠：我對習這個人了解不多，更沒有專門研究他的經歷和個性，因此無法斷言他的人格特質中，是否包含需求權力的強烈動機。我只能說，從他上台後採取的一些政治行動來看，他似乎有意要改變十八大形成的權力格局。
習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在黨政體系中的權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員會有多少支持者。由於接班體制的結構性原因，習在上台時面臨的權力格局，可能並不十分有利。但他畢竟集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職位於一身，在中共黨政體系內部，仍有主導政治議程和主動採取政治行動的便利和「正當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設的最高決策機構。最高領導人不滿意自己在該機構中的權重，且無法其改變組成人員時，他強化自身權力的可行途徑，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導的新的決策體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個領導小組（均由習本人擔任組長），似乎表明習在努力擴大自己在高層決策體系中的權重。
中央委員會是中共的核心權力機構，政治局成員、政治局常委以及總書記均由其全體會議選舉產生。在中央委員會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對總書記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這直接關係到下一屆政治局人員組成和權力布局，甚至事關總書記自身地位是否穩固。在中央委員會中，省部級官員所佔比例較高。總書記並不能獨自隨意撤換省部級官員，但如果他發起反腐行動，並將省部級官員作為反腐行動的重點領域，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響中央委員會的人員構成，而且還可震懾其他省部級官員，贏得他們的效忠，最終強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威。
友人：不少人認為，此次反腐行動整肅的對象，主要是江系勢力，你是怎麼看的？
張雪忠：在本輪反腐行動中，每有高官落馬，人們都會討論他（或她）到底屬於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對中共內部的派系關係了解不多，難以分清誰是誰的人，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只能說，如果習試圖改變既有的權力格局，並努力擴充自己的權力基礎，他最可能的選擇，應該是與較弱的派繫結盟，以打擊原本較強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認為，習在鞏固個人權力之後，或許會開啟邁向憲政的政治改革，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張雪忠：你的問題其實包括兩個方面，也可以說包含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第一方面涉及一個一般性的問題：政治人物如果要啟動政治改革，是否需要先強化自己的權力？第二方面涉及一個具體的問題：習本人是否有啟動政改的意圖？
對於第一個問題，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來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個人能成為政治強人，並不是因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因為他成功地構築了自己的權力基礎，也就是說，他組建了一個效忠於自己的強有力的權勢集團。但任何這樣的權勢集團，在對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時，也會形成對權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權勢集團對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種支持，也是一種約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權勢集團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拋棄。
從實踐上看，那些所謂的政治強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過政治改革來改變既有的權力格局，而是想盡辦法鞏固和延續自己的權力。薩達姆、卡扎菲、穆巴拉克…這些人都曾權傾一時，但哪個人想過要政治改革？在鄧去世后，江的權勢應該也不小，但何曾有什麼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羅斯的政治強人，但他念茲在茲的，不是努力推動憲政體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極力鞏固和延續自己的權位。
而那些順應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為他們權力在強化，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在弱化。比如，台灣地區的蔣經國，在接受民進黨建黨的既成事實時，所面臨的政治處境，一是國民黨內部本土勢力的崛起，二是黨外政治力量的逐漸強大。再比如，韓國前總統全斗煥在1987年宣布不再競選總統，也是迫於民主運動的壓力，而不是出於政治改革的意願。
友人：那你認為習本人是否有啟動政改的意圖？
張雪忠：我前面已經講過，對政治人物個人特質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學的重要內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術，即使由專業人員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分析，亦難以準確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個性，並以此推測他的政策意圖。並且，一般認為，現實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個性，更可能影響他的政策選擇。
在中國，分析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質，還面臨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難。由於當局對信息傳播的嚴密控制，人們很難獲取關於領導人個性的真實信息；能夠獲取的，往往是經過篩選，甚或刻意編造的所謂「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來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後，人們所能獲悉的關於他的信息，在內容和數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們對他的評價因此也有顯著的變化。
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我不得不說，有些國內的政治評論人士，在公開斷言習的個性和政治意圖時，所表現出來的斬釘截鐵的自信，著實是令人吃驚的。這或許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見的所謂「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這裡說外行話。我只能告訴你，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較重要的個人特質之一，並且對他的政策選擇有一定的影響。就習的個人情況而言，似乎並無證據表明，他對現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則有過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現代政治理念，那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開啟憲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須強調的是，這只是我的一點非常粗淺的、參考價值極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對習未來的施政方向就沒有任何看法嗎？
張雪忠：我沒有辦法基於習的個人特質來預測他的施政方向（我們並無足夠的信息來界定他的個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後的作為（這是我們大家有目共睹的），對他可能的政治目標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後，官方媒體曾發表過一系列反憲政的文章，但由於我們並無證據斷定，這些文章反映了習本人的意思，因此我們可以略而不談。不過，包含「七不講」內容的中央九號文件，如果沒有總書記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這一文件的內容，與習對前蘇聯垮台的惋惜、「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表態，以及聯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這一理念的核心是確保共產黨的政權穩定，並且與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價值及現代憲政體制，顯然是背道而馳的。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十八大以後，當局不但極力強化對公共言論的控制和整肅，而且還大規模抓捕政治異見人士和社會活動人士。
另外，已有觀察人士指出，這次規模和力度都比較大的反腐行動，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員，並未涉及俗稱為「紅二代」的群體。並且，因為有些涉案官員是秘書出身，官方媒體還曾專門發文警告秘書們要潔身自好。官方媒體專門發表了劍指秘書群體的文章，這是非常罕見和不同尋常的。這篇文章的意旨，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在「紅二代」群體中較為盛行的看法：「江山是我們的爸爸或爺爺打下來的，但經過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權位卻落到了他人手裡。」
基於以上分析，我個人初步判斷，習似乎是以「紅二代」作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礎，他的政治行動的重心將會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極力防範和打壓社會力量對中共執政地位的挑戰；二是在黨內努力擴大「紅二代」的權力份額，強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表態，也可以作兩個層次的解讀：一是向社會宣示，中共的權力壟斷不容挑戰；二是向黨內宣示，「紅二代」才是紅色政權的正統繼承人。不過，我必須強調的是，這只是我的初步判斷，這一判斷是否準確，仍有待進一步觀察和檢驗。
友人：有些人認為，習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圖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態，以及「七不講」的文件，只是為了安撫黨內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則認為，當局對言論的壓制，以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都是黨內失勢派系在攪局，在綁架習。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張雪忠：這兩種說法都是純粹的外行話，因為其中包含的思維方式，完全是非專業的、外行的。第一種說法，其背後的思維方式包括兩個步驟：（1）預先假定並斷言最高領導人是一個具有政改意圖的人；（2）對於他的任何與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釋為對他內心「真實的政改意圖」的掩護。這種思維方式的癥結在於，步驟（1）中的假定本身並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證據來支撐的。用這種思維方式談論政治問題的人，可視為是政治評論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麼專業的思維方式應該是怎樣的？
張雪忠：專業的分析方法並不容易，但卻是非常平實的。為了判斷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圖，專業人士的做法是：密切關注他的各種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動，將支持「政改意圖」的證據放在天平的一頭，將反對「政改意圖」的證據放在天平的另一頭，然後再根據不同證據的權重作出初步的判斷；並且，這種初步的判斷，還可能依據後續的證據不斷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種說法的思維方式，也是包含兩個步驟：（1）預見假定和斷言最高領導人是具有政改意圖的好人；（2）將當局各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歸咎於一個不可捉摸的失勢派系。這裡的步驟（1）給出了一個毫無根據的斷言，而步驟（2）則是為了把一切不利於（1）的證據給「解釋」掉。這其實就是典型的「陰謀論」，是外行思維的極端表現。
我們可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陰謀論思維的荒謬。假設甲和乙發生了爭執並大打出手，甲甚至揚言說「總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幾天之後，乙果然被人謀殺了。針對這種情況，專業的偵查人員可能會初步認為，甲有作案的動機，但絕不會僅僅基於這種主觀動機，就斷定甲是作案者。為了確定甲是不是作案者，偵查人員必須要依靠客觀證據，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時間、兇器是否屬於甲、現場是否有甲的足跡和指紋，等等。而外行的陰謀論思維，則完全不考慮是否有充分的客觀證據，就會直接斷言：既然甲懷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殺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歡用陰謀論思維談論政治問題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政治學者。這本身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實際上，一名專業的政治學者，如果用陰謀論來討論政治問題，那一定會淪為業內的笑柄。可見，外行人士談論政治問題，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怎麼說都不怕別人笑話。
友人：有人認為，當前這場反腐行動，客觀上可能會產生解決腐敗問題、為改革破局，以及破除權貴的後果，因此，無論當前的反腐有什麼背景和動機，都是中國可遇不可求的契機。對於反腐可能導致極權的危險，他們則認為，極權比權貴更容易對付，其理由之一就是：反極權的力量有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反權貴則沒有相應的思想資源。
張雪忠：這是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觀點。他的觀點目前比較有影響，我也認真讀過他的相關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孫教授作為一名學者，顯然沒有用上述外行思維來討論政治問題。但我仍想坦率地說，他的論述中，確實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識錯誤。
比如，自由主義確實是反極權的思想，但說反權貴沒有相應的思想資源，顯然是不對的。所謂權貴，是指一個群體或階層，他們不但壟斷著政治權力，而且還利用手中的權力謀求私人利益。可見，權貴其實就是專制的形態之一，而民主主義顯然就是反權貴的思想資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反極權，還是反權貴，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相應的思想資源，而是是否存在相應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權作為一種專政體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其反自由的極權的一面，表現為對個人自由及公民權利的肆意侵犯，其反民主的專制的一面，則表現為少數人對政治權力的完全壟斷。就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而言，儘管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仍無法得到保障，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極權，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而少數人對權力的壟斷，不但排除了公眾參與政治的資格，而且也是個人自由和權利屢遭侵犯的根源。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同意孫教授的一個觀點，即作為專制政治形態之一的權貴政治，已成為國家文明和進步的最大障礙。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當前的反腐行動是反權貴、除惡政、立憲政的契機呢？
張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認為，這一觀點包含著一個根本性的認知錯誤。要知道，專制政治是少數人壟斷權力的政治，因此也是必然會導致腐敗的政治，而所謂權貴，只不過是腐敗了的權力壟斷者或專制統治者。孫教授認為，無論當前的反腐行動動機何在，哪怕是為了保政權，哪怕是沒有制度建設，仍然是反權貴、除惡政、立憲政的契機。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既然權貴和腐敗是專制政治的必然產物，那麼由當權者推動的任何不觸及制度的「反腐」行動，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權貴，其結果只是由新的一撥人，取代原來一撥人的權貴地位。真正的反權貴，不是指主政的權貴們將少量不忠者逐出權貴隊伍（這只是權貴內部的權力重組），而是指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改變權貴與非權貴之間原有的權力關係，以使非權貴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敗，也不是以權力手段將少量腐敗官員清除出官僚隊伍（誰能說補上去的人不會腐敗呢？），而是通過制度的變革，使原來不受監督和約束的權力，開始受到監督和約束，從而減少腐敗的可能性。
我們一定要注意，反腐敗也好，反權貴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機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轉型才是反腐敗和反權貴的前提。只有首先進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範新的腐敗，並逐步清理舊的腐敗。沒有政治轉型的反腐敗，從來就沒有成功的先例，並且最終都會淪為權力鬥爭。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在人類政治史上，有哪一次所謂的「反腐」，最終成了政治轉型的契機？又有哪一次政治轉型，事先有一個「反腐」的鋪墊？
友人：這麼說，你對中國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觀？
張雪忠：我一點都不悲觀，我一直都很樂觀。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會感到沮喪和悲觀，因為等待他們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須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須要勇敢。如果我們到今天都不明白這個道理，那就枉費了人類兩千多年知識和經驗的積累了。
在一個少數人利用對權力的壟斷，長期壓迫多數人的專政國家，被壓迫者根本就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壓迫者身上。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政治經驗，在在都表明，被壓迫者的希望在於抗爭，而不是在於哀求。我這樣說，不是要斷言任何當權者都沒有啟動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說，我們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就像我們規劃自己的生活時，不能假定自己能買中六合彩。另外，如果當權者真要政改，也一定會有明確的政策宣示，並採取切實可信的行動（如開放黨禁報禁、釋放政治犯等），來向社會發出信號，並尋求社會的支持。在看到這些切實可行的信號之前，我們沒有必要充當政治人物肚子里的蛔蟲，去臆測他到底有沒有政改的意圖。
在一個存在政治壓迫的國家，自由的希望，不在那些位高權重的壓迫者身上，而在那些無懼犧牲、堅韌不拔的反抗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體制，而不惜身陷牢獄，他們也開始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聲援和支持。我們應該儘可能以這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動的政治犯為樞紐，組成一個廣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聯盟，以便在必要的時候，引領自己的國家從專政走向憲政。
我一直認為，在一個權力敗壞、公義淪喪國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為反抗而被銷聲、被迫害、被關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會主流價值的人。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獻等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才能在一個黑暗的國度，得到最鮮明和最有力的彰顯，並為自由和公正的來臨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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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3 個評論)
- 回復 寂禪
- 文人議政，從來都隔了幾層，不在點子上。比如這個判斷好政惡政的的基礎，難道一「民主」，這政就好了，道就順了？國就興了？民就樂了？流就潮了？
中國之難難在千年污穢之沉珂！難在沉澱了幾個世紀的文化污垢，官貪民刁，私慾橫行。而深諳中國文化的「精英」們個個練就了一副厚臉皮，可以把心中的貪慾掩埋在誠實的外表之下，靠」民主「這種小兒科的」選拔「就想正本清源，」政改「到位，你就去做你的白日夢吧！
其實， 劉曉波看的還是清楚的，中國的民主之路要走好，必須」殖民三百年「！
」民主「遠沒有」選舉「這麼簡單! 文人們只看」制度「，不看文化，實乃誤讀西方百年昌盛之基礎，看看中東，看看印度，看看東南亞的」民主「，」民主萬能「的秀才們你們如何可以說服中國的老百姓們」民主「可以讓他們安居樂業？讓他們活得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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