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陽評《堂斗》︱從「堂斗」到「共存」：唐人街的華人社團

十九世紀中葉后，主導紐約政壇的是所謂「坦慕尼協會」——由一個「社會互助組織」發展而來的政治機器，以為民主黨政客提供政治獻金和拉選票而獲得對政府的實際影響力，再從中牟利。紐約警察局的專業化程度很低，許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愛爾蘭移民依靠政客的關係，交上兩百五十美元的「打點費」就可以進入警察局，「他的資歷和成績均不與薪金掛鉤，晉陞成為加薪的唯一途徑」，「警員的任命、晉陞，甚至連如何處理具體案件都常常受政治勢力擺布」，警察若想謀求升遷不得不尋找或攀附金主——轄區內的商人。「這個辦法在唐人街行不通，因為大部分華人英文不好，而這些警察不會講中文，溝通的鴻溝橫亘在警察與華商之間，而能夠填平它的人將獲得豐厚的回報。」安良堂這樣的組織提供的便是這樣的服務（黃金榮的青幫在上海法租界提供也是類似的服務），其首領李希齡是一個「教父」式的人物，蘇思綱稱他「在顧及自身利益的同時」「始終在考慮華人社會的整體利益」。在安良堂一家獨大之時，管轄唐人街的警察分局對其收取保護費、經營黃賭毒等不法行為視而不見，樂得輕鬆，甚至還給李希齡頒發了「副治安官」的勳章。「警察貪污是唐人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站在食物鏈上游的官員從唐人街罪惡中謀得的利益並不遜於地方警察」。當以組織偷渡起家的協勝堂打破政治生態，挑戰安良堂導致戰火不斷之時，警察分局便焦頭爛額了。協勝堂一度被稱為「唐人街的改革者」，但事實證明它不過是另外一幫更暴力的「勒索者」，「安良堂賣的是免受警察騷擾，而協勝堂賣的是免受它的騷擾」。

華人社團遇到糾紛時，通常在唐人街內部謀求解決，盡量避免法庭或當局的干涉，但同時也能「藉助警察局和法院從戰略上提升自己對抗敵人的能力，因此這些執法、司法機構常常成為堂口的合作對象。例如，李希齡定期向賭場收錢並賄賂警方以避免檢查。操縱警察襲擾、逮捕敵人也是常見的策略。欺瞞當局、逃避公正裁決、賄賂或者威脅證人作偽證，甚至謀殺將要出庭的證人，或是在證人作證后施以報復和恐嚇，這些都是有用的手段，可以根據情況使用。」雖然幾乎每一起兇殺案警方都能抓到嫌疑人，但這些人上了法庭卻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難以定罪，更靠著社團的保釋，一步步溜出法律的掌心。警察局長、地方檢察官、法官等動用各種手段都難以奏效，甚至採取了大規模清查、驅逐華人移民的辦法，並出面為這「兩個徹頭徹尾的犯罪組織」組織調停，《紐約時報》為此抨擊「通過幾個高官來促成兩個幫派的和談……而不是通過警方的嚴格執法和法庭的定罪量刑來達成最後的協議，這令人感到憤怒和羞恥……簽訂這份協議的人……構建了一個封閉排外的國中之國，他們在這個小王國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

與此同時，唐人街的公眾形象也被污名化。儘管在警方統計的二十三類「被捕者出生地」中，華人僅排在倒數第二位，遠遠少於愛爾蘭人、義大利人、俄國人和德國人，但媒體還是認定「多年來唐人街一直是邪惡的同義詞……它是紐約最墮落的淵藪。這裡藏著最危險的暗殺集團、最不受控制的賭徒團伙、最大膽的鴉片走私者和偷渡者，他們在大都會的下層社會蓬勃發展」（《布法羅快報》）「紐約市最糟糕的貧民窟」「罪犯的大本營」（《紐約世界報》）……「偏見與表象，而不是事實，助長了公眾對唐人街的怒火」。

蘇思綱明確地給出了時代背景，1875年，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出台了歷史上第一個限制性移民法《佩吉法案》，以阻止「亞洲妓女」入境為名限制華人婦女進入美國，使唐人街成為「單身漢的社會」，對煙、賭、娼的「消費需求」也激增。1882年，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排斥整整一個族群的「排華法案」正式出台：十年之內，華工不能來美國，已經在美國的不能獲得公民身份，不能結婚和擁有家庭。中國人變成美國排斥外人的唯一對象。1892年的《基瑞法案》再次延長了《排華法案》，1902年的《斯科特法案》使《排華法案》「永久有效」（直到1943年才廢除）。「法律清楚地表明，華人不是美國人」，無法融入的華人越來越絕望。在此背景下，「儘管《紐約時報》的社論對警察和司法制度寄予厚望，但在現實中，華人根本不可能指望它們為自己帶來公正……試想，他們為什麼要接受一個公然敵視他們的制度呢？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抽象的司法體系和法治的信任不能取代對家庭和社團的忠誠。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對法庭持懷疑態度，為什麼他們視法庭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可以依靠的正義殿堂。」

在蘇思綱所強調的「包娼庇賭」因素之外，華人的「堂斗」有著更悠久的起源和更複雜的因素。早期美國華僑大多來自珠三角地區的農民，迫於戰亂和生計漂洋過海，為「抱團取暖」計，依託血緣、地緣或「虛擬血緣關係」（結拜兄弟）等關係，自行創立會館、宗親會乃至「堂口」等各種「互助網路」。如舊金山合勝堂1890年重訂的例規「我等親同桑梓，足履蠻邦，無忘指臂之助，共裂肺腑之情，聯集一堂，名曰合勝，非挾眾而暴寡，非倚勢以凌人，願同心而禦侮，外患可以潛消；願和衷以共濟，雀角無憂滋啟」，可謂典型。這些社團一方面為移民提供必要的公益式幫助，一方面又對會員實施封建家長式的管理，對外則具有強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進而組織藏污納垢的「地下經濟」和暴力機關。據暨南大學學者潮龍起的研究，最早的堂斗記載是在1854年的加州，由三邑會館與人和會館因土地礦權糾紛而引發，其後的「堂斗」五花八門，既有對集體權益的爭奪，又有因個人恩怨引發的組織鬥爭。對「堂斗」的危害，華人也不乏認識，如梁啟超便稱「凡外洋之粵民，皆有所謂三邑、四邑者……殆如敵國，往往殺人流血，不可勝計……此亦其無政治能力之一大征證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曾任駐美公使的伍朝樞也稱「竊以為堂斗一事，為旅美華僑特有之惡習，相沿四五十年，殘殺同胞，貽羞國體」。

歷時半個多世紀的「堂斗」最後如何落幕也值得研究。蘇思綱認為，原因包括了堂口意志的轉移，「協勝堂缺乏資金，安良堂缺兵少將，兩堂渴望達成妥協」；華人人口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流逝，華人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人」，「走出唐人街」成為趨勢，不願意陷於傳統的派系鬥爭；坦慕尼協會的逐漸衰落帶來政治上的逐漸清明（實際上，義大利黑手黨在此期間蓬勃發展）；經濟大蕭條對社團收入的嚴重影響；日本侵略的國難當頭，使得不同派系擱置分歧，以司徒美堂為首的新成立的華人愛國聯盟成為政治行動的主要力量。依照中方的歷史研究，最後一個原因無疑應該列在首位，在時代變化之下，「致公黨」取代了「洪門」和「致公堂」，「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取代了「三邑人」「四邑人」等地緣自限。1933年，安良堂和協勝堂最終承諾「兩個堂口之間基於任何原因的任何性質的爭端，都應提交於中國總領事、中華公所和地方當局仲裁」。二戰中《排華法案》廢止后，文化包容和融合更進一步，華僑由「僑居」走向「移民」，「家庭生活」取代了「社團活動」，對社團的依存性大大鬆動。時至今日，「華青幫」等黑幫雖然在美國還有一席之地，但「堂斗」終究成為歷史名詞了。

蘇思綱在書的序言中引用了1904年和1929年兩篇紐約報紙關於堂斗主題的「荒謬的專欄文章」，其中充斥著「兩個華人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市中彈，原因竟是他們喝了立頓紅茶，而不是台灣烏龍茶……又有一個舊金山華人因為穿著橡膠高跟涼鞋而挨了槍子兒……」這樣的胡言亂語。偏見和誤解一直是文化歧視和政治壓迫的基石，這才需要歷史學家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努力。「堂斗」已經成為唐人街歷史文化的一景，落幕八十多年後影響仍難消除，在美華人的「奮鬥史」包括以政治認同劃界的「內鬥史」也仍在接續，在中美摩擦衝突雷聲隱隱的背景下，頗有成為「大棋局」中的「新篇章」的可能，識者當以史為鑒。再進一步說，你死我活的「堂斗」都能讓步於「共存」，太平洋之大，又如何容不下中美兩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