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並非一個嚴格的斷代概念，有人將其收得很窄，僅限於天啟、崇禎兩朝，也有人將其放得很寬，從成化、弘治一直延續到南明。較為通行的用法，是指稱萬曆至崇禎這一時間段。當然，歷史是一條連綿不斷的河流，沒有明顯的起點和終點，晚明時代呈現的諸多現象和變動趨勢，的確可以上溯到明代中葉，下延到清朝時期。
晚明的時代特徵，如果做一簡單化的概括，似可歸納為兩個字：「變」與「亂」。這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充滿了張力和矛盾。從中既可以看到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又可以看到貧富分化的日益加劇；既可以看到為國為民的政治抗爭，又可以看到結朋結黨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勵精圖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體的腐敗無能；既可以看到個性的空前張揚，又可以看到慾望的極度膨脹……
掙脫束縛：晚明的變化與活力
肇建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低微的皇帝。他在繼承融匯前代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頗能體現其個人性格的國家體制和治理模式。「洪武體制」的特徵，一是加強君權，即通過廢除丞相制、分立五軍都督府、地方上設置「三司」等辦法，將軍政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消除威脅皇權的各種潛在因素；二是固化社會，即通過推行里甲、戶役、路引等制度，強調鄰里之間的監督責任與扶助義務，嚴格限制人口遷移與流動，盡量使百姓的居住地和職業保持穩定；三是鉗制思想，即通過宣講「六諭」、移風易俗、學習《大誥》等活動，力圖實現社會風習的純美和思想意識的統一。朱元璋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統治有序、安土重遷、鄰里相助、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他確實獲得了部分成功，但這種「畫地為牢」的統治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凝固、思想僵化等負面影響。濫觴於明代中葉，至晚明臻於極致的各種變化，其總體特徵就是對「洪武體制」的背離和掙脫。
初期的明朝，基本上是一個純農業國家，工商業所佔比重很小。朱元璋雖然並不否認商業具有「通有無」的作用，但卻強調「崇本而袪末」，以嚴刑峻法打擊「遊民」，要求出外經商者必須申領「路引」，不許商人之家穿著綢、紗。這些規定和限制，在他死後逐漸鬆動和廢閣，到晚明時代，商品經濟空前發達，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如在江南經濟中心的蘇州，「商販之所走集，貨財之所輻輳，游手游食之輩，異言異服之徒，無不託足而潛處焉」（姜良棟《鎮吳錄》）。處在輦轂之下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呈現出同樣的情景，「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謝肇淛《五雜俎》卷3）。商人的社會地位大為提高，「士而商」、「商而士」現象日益普遍，以致發出「良賈何負閎儒」的吶喊（汪道昆《太函集》卷55）。在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形成了重商崇利的社會氛圍。
朱元璋著力打造的凝固化、扁平化的社會結構，到晚明時代也變得面目全非。在追逐商業利益、尋求生存機會、逃避賦役負擔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動性越來越大，里甲組織已難以維持空間的穩定性和戶數的完整性，基本喪失了基層組織的功能。依存於里甲制度的糧長、里長、老人等「職役性地方精英」，難以保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地位，而以紳士為主體的「身份性地方精英」，成為鄉村社會的支配階層。這一方面提高了社會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給地方治理製造了不少障礙。晚明另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民間組織廣泛興起，既有半官方性質的保甲、鄉約，也有純民間性質的宗族。此外，文人結社遍地開花，就連光棍流氓也成立了「打行」、「訪行」等組織。晚明的社會風尚，與明代前期也迥然不同，侈靡風氣瀰漫社會，人們不再恪守傳統的禮儀規範，安於既定的社會秩序，正如萬曆《重修崑山縣誌》所描述的：「邸第從御之美，服飾珍羞之盛，古或無之。甚至儲隸賣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長，往往有僭禮逾分焉。」
晚明的政治體制，也難以維持朱元璋原初的設計，皇帝的決策權受到官僚集團的很大約束，重大事務都要交付廷議，參加者包括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以及科道官，但負責票擬的內閣大學士不能與會。遇到特別重大的事情，還要採用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晚明言諫之風甚盛，皇帝也常常受到激烈批評。一個廣為人知的事例，是大理寺評事雒於仁竟然上疏指責皇帝嗜酒、戀色、貪財、尚氣。這樣的奏章，在其他時代恐怕很難出現。晚明黨社之活躍、黨爭之激烈，在中國帝制時代也是罕見的，以東林黨、復社為代表的清流派，舉起「天下之公論」的旗幟，進行了長期的政治抗爭。復社非常重視積累社會資源，開展了許多社會政治活動，甚至幫助周延儒謀得了首輔大位。在民間層面，晚明也是一個政治意識高漲的時代，社會輿論空前活躍，爆發了多次被稱為「民變」的民眾反抗運動。
明初定於一尊的思想意識，從明代中葉逐漸打破，晚明思想界多元而活躍，理學與心學爭鳴，玄談與實學並立，中學與西學交融。興起於明代中葉的心學，到晚明已是廣泛流衍，激發出一股崇尚個性的自由精神，最終造就出李贄這樣敢於「顛倒萬世之是非」的異端思想家。晚明的文藝，也是異彩紛呈，風行一時的「公安派」重視個性與情感，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袁宏道《敘小修詩》）。作為晚明標誌性產品之一的「小品」，隨興漫筆，直抒胸臆，雋永有味，詼諧有趣，鮮明地顯露出當時的文學趣味。最能反映晚明時代特徵的，或許還是小說創作的繁榮，最為膾炙人口的當屬長篇小說《金瓶梅》和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這些作品滿足了普通大眾的閱讀需求，反映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繁榮、市民社會的發達、思想意識的多樣和開放。
由變生亂：晚明的失序與混亂
變與亂似乎是一對孿生兄弟，凡是劇烈變動的時代，往往也是混亂失序的時代。不過，變與亂的結果往往差別很大。有些社會最終走過動蕩的變革時期，逐步確立了新的體制和秩序；有些社會則缺乏變革因素的增量積累機制，無法形成新的體制和秩序，只能通過恢復舊秩序而結束混亂局面。晚明時代，幾乎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新因素、新趨向，在帶來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矛盾、貧富分化、政局動蕩、道德失范。換句話說，晚明時代雖然出現了一些不可逆的新變化，卻未能引髮根本性的制度變遷，明朝在變與亂的交纏中走向滅亡。
從經濟方面觀察，晚明商業雖然高度發達，但發揮的建設性作用不夠充分。梁方仲曾經指出，明代商業資本「一馬當先」、「一枝獨秀」，遠遠跑在農業和手工業之前，因此是「虛有其表、外強中乾」的「虛假的繁榮」（《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126-127）。這種看法是否完全妥當，當然可以討論，但當時確實存在這種現象：商業經營積累了巨額利潤，但轉入生產性領域的數額卻很小，大部分都消耗於生活性或奢侈性的消費。這並非是商人的短視，而是沒有形成穩定的投資渠道與激勵性的制度環境。大量金錢遊離於非生產領域，滋養了窮奢極欲的生活態度和社會氛圍，甚至貧窮人家也追慕仿效，造成「若狂舉國空豪奢，比歲倉箱多匱乏」（崇禎《吳縣誌》卷10）的局面，給社會穩定造成很大挑戰，所以張瀚嘆息說：「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松窗夢語》卷4）
更為重要的是，晚明經濟的發展繁榮，並未使社會各階層都得到實惠，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和社會對立。以紳士為主體的地方勢力，利用投獻、強奪、購買等手段，佔據了大量田地，積聚了巨額財富。顧炎武根據親身見聞指出：「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日知錄》卷13）勢豪大戶千方百計逃避賦稅，「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民抄董宦事實》），其負擔都被轉嫁到庶民百姓身上。在經濟發達的江南等地，還興起了蓄奴之風，豪奴與劣紳相濟為惡，「倚勢橫行，里黨不能安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當整個社會陷入「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崇禎長編》卷2）的境況時，要想保持穩定的統治已不可能，社會經濟發展也喪失了漸進變革的機會。
皇帝權威的下降和黨社運動的活躍，也未能促進政治體制的變革，反而干擾了朝廷解決問題的能力。明遺民朱一是沉痛地說：「萬曆中，一二大君子研講道術，標立崖畔，爰別異同。其後同同相扶，異異交擊，有好惡而無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矯激，人用偏私，……道術流而意氣，意氣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貨賂，狐城鼠社，蔓引茹連，罔上行私，萬端一例。遂致事體蠱壞，國勢凌夷，局改時移，垣壘石破。」（《為可堂集?謝友人招入社書》）這話雖然說得有點過於憤激，但確實點中了當時政局的要害。更加嚴重的是，晚明官僚集團出現了「結構性腐敗」，「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3），給事中韓一良曾嘆息說：「今之世局，何處非用錢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愛錢之人？」（談遷《國榷》卷89）很多地方官員「為民父母虎狼心」（辛升《寒香館遺稿》卷3），不思興利除害，專務刻剝聚斂。百姓揭竿而起，實屬必然選擇。
晚明張揚個性、放縱情慾的思想潮流，其作用也是「破」大於「立」。它打破了傳統禮教的束縛，肯定了人慾的正當，促進了思想的解放，但卻未能形成一套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的新價值觀。一個社會要想富於活力而又保持穩定，必須在自由和秩序之間維持平衡。對個性與情慾的過分重視，很容易導致極端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從而忽視甚至鄙夷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漠視甚至踐踏社會所必需的倫理規範。比如李贄聲稱：「成佛徵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也。」（周應賓《識小編》）在他自己，或許確有保持「童心」的自信與能力，但對信奉此語的大多數人來說，可能只是熱衷於「受金」和「御女」，而早已將「明心」拋諸腦後。可以說，在晚明時代，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倫理道德的崩潰，彼此糾纏，相互促動，其破壞性可能要大於建設性。
複雜歷史：對晚明的不同認識
變亂交纏的晚明時代，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不同時代的人們，以及同時代的不同個人，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有人看到了舊時代的暮色，有人聽到了新生兒的呱呱哭聲，有人嗅到了木乃伊的濃濃腐味。各種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尖銳對立，可能都揭示了晚明的某個側面。
生活在晚明時代的人們，似乎不太欣賞當時的社會變化。歙縣知縣張濤曾以四季為喻描述說：明初到弘治年間，相當於「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此時「家給人足」、「閭閻安堵」、「比鄰敦睦」，一派盛世景象。正德、嘉靖年間，相當於「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人們開始捨本逐末，出現了「東家已富，西家自貧」的社會分化，人心日壞，風俗日靡，「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嘉靖末到隆慶初，相當於「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商品經濟佔據了主導地位，致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風俗更加窳壞，「誅求刻核，奸豪變亂，巨滑侵牟」。萬曆年間則進入「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社會完全被金錢主宰，人心道德徹底淪落，「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貧富分化更加怵目驚心，「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萬曆《歙州志》卷五《風土》）。可以看出，張濤完全是站在傳統立場上，對明代社會變化進行猛烈抨擊。這並非他個人的私見，而是當時很多人的共同看法。
明朝滅亡后，不少遺民進行了深刻反思，對晚明提出諸多批評。如顧炎武批評晚明「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日知錄》卷5），認為士大夫集團已整體墮落，「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日知錄》卷3）。他尤其憤恨王學末流空談性命、鄙薄實務的習氣，「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7）。清朝的官方意識形態，對晚明也持否定態度。如《四庫全書總目》嚴厲批評晚明玄虛放誕的風氣，對於李贄更是痛加抨擊：「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容誅。」該書還將黨爭視為明滅的禍根，嚴厲指責說：「門戶角爭，遞相勝敗，黨禍因之而大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到了清朝後期，政治氛圍趨於寬鬆，士大夫集團重新煥發了對政治事務的責任感，東林黨重新受到重視和肯定，不少人編書撰文，謳歌東林先輩的道德風範和救世精神（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10-214）。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喚起了對於晚明時代的重視和肯定。周作人在1932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指出明末文學運動與五四文學運動「很有些相同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林語堂次年發表《有不為齋隨筆》，也認為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啟近代文的源流」。劉大傑1949年出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也認為公安派「重個性、重自由、重內容、重情感的新理論」，「與五四時代的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嵇文甫則從思想史的角度對晚明作出高度評價，他於1944年出版《晚明思想史論》，對晚明思想進行了簡明而系統的梳理，認為晚明「是一個動蕩時代，是一個斑駁陸離的過渡時代，照耀著這時代的，不是一輪赫然當空的太陽，而是許多道光彩紛披的明霞」，「它把一個舊時代送終，卻又使一個新時代開始」。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展的社會史論戰，促使人們從社會形態轉變的角度認識晚明時代。呂振羽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後期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到明清之際，布爾喬亞的都市經濟的成長，已成為社會經濟中一個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后，「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蓬勃興起，逐漸形成了一種綜合性的經典認識，認為由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市場經濟的繁榮、自由雇傭勞動的發展，到明代後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之相適應，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重大變化，表現在市民意識的覺醒、早期啟蒙思想的出現、人文主義的興起、通俗文學的繁榮等各個方面。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萌芽」基本退出主流話語的行列，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因素」、「近代化萌芽」、「社會變遷」、「社會轉型」等比較中性的概念，晚明被視為中國早期近代化歷程的起點。
當然，也有一些人對於這種經典看法提出質疑。如台灣學者龔鵬程懷疑學術界揭示的晚明「時代轉變之事例與思想，乃是被『製造』出來的。也就是說，當時未必有此，或雖有之而未必如是，然而在近代研究者特殊的關懷中，此一部分卻被扭曲或放大了」（《晚明思潮》，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P4）。美籍華裔學者黃仁宇則徹底否定晚明的變化，認為晚明時代僵化得要死，「當時的士紳官僚，習於一切維持原狀，而在這種永恆不變的環境中，形成注重內思的宇宙觀，使今人看來，晚明時期顯得停滯而無生氣」（《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P195）。
光怪陸離的晚明，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定會看到不同的樣貎，不同的色彩。無論如何，只要翻閱一下晚明文獻，就會發現那是一個踔厲風發、尚奇求怪、日變月異的時代。這可能是希望的歡歌，也可能是絕望的悲鳴，但終歸活得有聲有色，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者單位：北京行政學院，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