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按:李一哲的宗旨是左派。。。本質上是維護真正的文革。。。而中央文革在走資派一手遮天之下,卻到處鎮壓造反派。。。看得出習仲勛還是比較左的。。。韋國清殺造反派甚多...將其刻畫為文革派,屬於顛倒黑白,正好將走資派罪孽扣在受害的造反派身上。。。此文雖然反文革,刻意顛倒黑白,但客觀還是部分揭露了真相。有意思的是,王希哲現在指共產黨是偽共產黨,凸顯了其毛左的本質。。。
一,李一哲亊件
1974年11月,一份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在廣州北京路貼出,隨之轟動國內外。
「李一哲」是四人的筆名: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回城知青陳一陽、廣東水產製品廠工人王希哲,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
這是文革期間,廣州市民間公開抨擊「文革」的大字報。
大字報借「批林批孔」形勢,否定文化大革命。
大字報帖出后,廣東省委對大字報的定性意見不一,省委書記報呈中央。江青認為這次「解放后最反動的文章」。廣東省委隨即組織全省批判。但當時毛澤東放言,「大字報貼在馬路上,我看沒有什麼不好,外國人要看,中國人更要看,群眾有氣,就讓他們出氣。大不了以後洗一洗」,並指示要開展批判辯論,以批倒他們,不用抓人關人。1974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對李正天等人組織批判,1975年,對李正天等人開展了多達數百場的批判會,但趙紫陽沒有抓李一哲﹐也沒有限制讓他們的人身自由,在批判會上允許他們反駁和陳述觀點。
二,韋國清鎮壓抓人
1975年10月,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上任伊始,他即推翻前任書記和省委有關處理「李一哲事件」允許辯論不抓人關人的政策,立即鎮壓抓人。「李一哲」四人先後被逮捕。其中,李正天押往粵北礦區石人嶂鎢礦「接受監督勞動改造」,陳一陽被押到農場監督改造。李正天在礦區遭到輪番批鬥毆打,有一次被毆至躺在血泊中達三小時之久。
粉碎了「四人幫」后,韋國清更利用清查「四人幫」之機,進一步迫害「李一哲」。1977年3月,李正天、郭鴻志、王希哲、陳一陽先後被捕入獄,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1977年12月中旬在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韋國清公開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準備對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判刑。
韋國清一到廣東就咬住「李一哲事件」不放,蓄心積慮要置「李一哲」和一大批同情者於死地,連毛澤東有關對李一哲不抓不關的指示也置之不顧,硬把「李一哲」等人定為反革命投入大獄。韋國清之所以對李一哲事件如此,其一是李一哲大字報中,抨擊的林彪的「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也正是韋國清文革十年在廣西建立的幫派政權的本質,讓他難以容忍;其二是大字報中,揭露了黃永勝等1968年在廣東廣西等地用軍隊鎮壓屠殺人群眾的罪行,更讓韋國清如坐針毯,因為他正是於1968年與黃永勝合謀在廣西屠殺十多萬無辜民眾的。為掩蓋自已罪行,韋國清便再度在廣東開殺戒,企圖壓住廣東以穩定廣西。
由於,廣東與廣西省情不同,李一哲大字報在廣東民眾中獲廣泛同情,加之,廣東黨政領導中,除極少數外,不少人對韋國清的鎮壓表示不滿,如省委書記吳南生、寇慶延等,廣東省老領導、德高望重老紅軍李堅真大姐甚至公開指責韋國清,「怎麼能這樣?中央不是講過不許打人,不許抓人嗎?」並立即通知下面不得亂來。
韋國清在廣西是一言九鼎,對任何人,他有生殺與奪的絕對權力,在廣東,卻連小小的「李一哲」處置起來都感不順手,還備受各方責難,惱羞成怒之下,韋國清趁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倒台的政局變化之機,強姦民意,竟用省人大會議的講台,定「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罪。收起全文d
三,習仲勲為「李一哲」平反
1978年4月,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韋國清調任總政治部主任。
習仲勛到廣東后,即親自過問「李一哲事件」,經幾個月調查了解后,召開省委常委會研究「李一哲」問題。常委經幾番討論,都認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他們的大字報也不是反動大字報,應予以平反,並馬上向中央彙報省委常委決定,習仲勛同時指定由省委書記吳南生負責啟動「李一哲」平反工作。
1978年12月,習仲勛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接著又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12月29日,省委常委會決定正式為「李一哲」平反。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人。在釋放后的兩天,吳南生接見了他們,明確表態「大字報不是反動大字報,(「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不是打砸搶分子,不是幫派勢力」。
黨中央在1979年1月26日批複廣東省委的請示,同意為「李一哲」平反。2月6日下午,廣東省委在廣州友誼劇院召開「李一哲反革命集團」公開平反大會,一千多群眾參加大會。
會上,省委常委寇慶延宣讀了關於省委員會關於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不是反動大字報,應予平反;被拘押的「李一哲」成員全部釋放」;受牽連被審查的其他人,應按照本決定的精神,實事求是地予以解決;在處理『李一哲』問題上的錯誤,由省委承擔責任,進行自我批評,要求有關單位依照『有錯必糾』的原則,抓緊解決有關『李一哲』案件的遺留問題。
平反大會上,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講話指出,「李一哲」的大字報」,提出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和觀點在許多方面是正確的,通過對李一哲案件的處理,省委認為一定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關心國家大事,集思廣益。
在這期間,習仲勛先後4次接見李正天等人,其中在2月1日的接見中談了三個多小時。在接見中,習仲勛一方面,耐心聽取了「李一哲」成員詳細述說他們寫大字報、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經過,另一方面,向「李一哲」成員介紹了有關平反問題上,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工作,他指出 「李一哲」的問題,本來應該早解決,但沒有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不能早解決,任何事情的解決都有個過程。冤、假、錯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時間。他坦誠地主動承擔了上屆省委的責任,並語重心長地希望「李一哲」成員要相信和理解省委的集體領導。
《南方日報》上題為《廣州市幹部和群眾對省委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的報道說:省委公開為「李一哲」案件平反,廣大幹部和群眾反映強烈。許多人說,省委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錯必糾的原則,為「李一哲」案件平反,並由省委承擔責任,公開檢查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是大得人心的。
四,窮途末路的韋國清
對於「李一哲事件」,韋國清與習仲勛都是上任伊始,都即行處理。韋國清是鎮壓抓人,習仲勛則是平反放人。要知道,習仲勛到廣東後有半年多的時間內,只是省委第二書記,韋國清仍兼任廣東省黨政軍第一把手。高居第一把手的韋國清何以容忍第二把手的習仲勛與他對著干呢?按韋國清之本性,對反對他的,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韋國清之所以沒有出手干預習仲勛的平反工作,並不是他知錯而改,也是不他遠在北京鞭長莫及,而是他無能為力了。
1978年全國形勢大變,撥亂反正、平反冤家錯案的工作正在全面開展中,「李一哲事件」的平反是黨中央的意思,是習仲勛在廣東撥亂反正開局的第一步,韋國清若敢幹預,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還有韋國清在廣東的作為,沒有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支持,他在廣東找不到幫他搞小動作的人。還有一點是,就習仲勛的革命資歷、黨內地位,在廣大幹部群眾中的威望,都是韋國清所望塵莫及的,韋國清底氣不足,難以對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級人物習仲勛施號發令。「天時、地利、人和」都輸光了的韋國清,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親手定性的「反革命」案件被習仲勛翻了案。「李一哲事件」的平反,是「文革」十年政治上順風順水的韋國清「敗走麥城」之始。
韋國清「文革」中在廣西瘋狂迫害幹部和民眾,他枉殺無辜數以十萬計,迫害黨政幹部手段殘忍,泡製無數冤假錯案。調任廣東后,他利用「李一哲事件」,在廣東又開殺戒,以圖營造其兩廣的幫派天下。粉粹「四人幫」,讓韋國清的「兩廣王」美夢突然破滅,這個在「文革」中善於政治投機的政客,也頓失方寸,他先是在毛澤東逝世時,讓廣西公開致電問候江青同志,一轉眼卻又在廣東一些領導人面前,裝作義憤填膺地揚言要發動兵變推翻「四人幫」,后竟在審判「四人幫」時,又力主槍斃江青。韋國清的這種鼠首兩端的拙劣所為,反映了他一種絕望心態。他自知「文革」中事情做得太絕,沒有回頭路可走了,而他經營十年的廣西幫派政權也將面臨崩潰和清算。所以當時他雖高居總政治部主任要職,后又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但政治上卻是窮途末路了。「文革」十年,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只能投靠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派系,死命與歷史潮流對抗,重提什麼「興無滅資」的口號,阻撓撥亂反正、平凡冤假錯案工作,並繼續遙控指揮廣西幫派團伙,對抗中央有關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部署。這時,習仲勛再度受命於中央,與韋國清又一次對著干,派出強大的中央工作組,動員組織了廣西十萬幹部,全面有效地開展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最終打掉了全國最後一個「文革」幫派政權的「土圍子」。面對自已慘淡經營十五年之久的幫派體系的土崩瓦解,韋國清憤恨交加而死。多年以來,廣西的「文革」餘孽岑國榮蘇禮峨之流如喪考妣,一直為韋國清嗚冤叫屈,說什麼韋國清是受迫害含冤逝世。其實,韋國清是自尋死路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