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我的前夫》的藝術謊言

　　王國斌在2007年創作的油畫《我的前夫》(原名《青春之歌》)，通過「一丑一美」的人物形象勾勒出當年一位女知青的悲劇婚姻。在表現手法上，《我的前夫》套用了俄國普基廖夫的《不相稱的婚姻》的模式，這也是文革中比較常見的繪畫語言，如《白毛女》中的喜兒與黃世仁、《紅色娘子軍》中的吳瓊花與南霸天。在《我的前夫》中，美與丑的強烈反差挑起觀眾的緊張神經，使人們不自覺地同情畫中美麗的新娘，而她旁邊的老土農民新郎則成了令人憎恨的醜惡對象。可以說，王國斌的繪畫手法和思想觀念仍舊停留在文革時代，甚至是在捏造歷史、詆毀農民、誤導觀眾，遮蔽文革浩劫與上山下鄉的真實歷史。

　　了解知青歷史的人一定清楚，在「上山下鄉」浪潮中，女知青嫁給農民的現象並不普遍。中國社會自古便有「女不下嫁」的觀念，這種傳統思想並沒有因為文革的「階級鬥爭」而完全改變。新中國推行的城鄉兩極化戶籍制度，「一國兩民」使得中國農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人格上蒙受前所未有的制度歧視，因此，女知青下嫁農民的現象是非常少見的，即使在為數不多的女知青與農民的通婚案例中，新郎往往是鄉村裡的「高智帥」小伙，絕不是《我的前夫》刻意渲染的新郎形象。女知青下嫁農民通常有以下幾種原因：響應黨中央「紮根農村」的偉大號召;因家庭政治成分不得不攀結貧下中農;經不住「高智帥」的愛情誘惑和寂寞難耐的環境作用。即使如此，這些也一概不影響女知青在選擇結婚對象時的主導優勢。要知道，當時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如同破壞軍婚一樣是嚴重的政治犯罪，即使自由戀愛也得向上級彙報請示，否則雙方將面臨一定的政治後果。儘管在表面上知青到農村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他們之間的實際地位是非常懸殊，從知青們享有國家補助的油糧供應就說明了這一點。其次，知青的行政關係不完全隸屬地方，各省市專為知青設有駐外垂直機構，地方縣和公社設有知青辦，插隊知青在生產大隊又有相互監督的班組關係。因此，農民要將一樁婚事強加知青之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大隊支書的兒子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在「紮根農村」的政治號召下，確實出現了一股知青與當地人的通婚風潮，但跟農民結婚的卻是少數，更多的是跟當地教師、幹部等「非農戶口」通婚，不少知青下鄉后便轉入基層部門工作。從傷痕文學來看，反映最多的情況是女知青在返城和調動關係的過程中，存在被地方幹部「潛規則」現象，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性賄賂」關係，能夠吃女知青的「軟豆腐」絕不會是農民兄弟，恰是決定知青命運的領導幹部。王國斌的《我的前夫》的成功之處在於杜撰了一名女知青被迫嫁給一位「老窮土」農民的悲劇故事騙取人們善良的同情心。但是，這件作品不僅抹煞了農民對下鄉知青的恩情，而且完全不符合歷史客觀事實。如果放在三十年前，這個作品也許還可以被諒解，文革結束之初，人們難免在意識上尚未擺脫當時的歷史局限性。然而，在今天完全沒有必要為了賺取賣點而製造一起冤枉農民的歷史血案。

　　在中國，由於農民缺少權益訴求的話語權，使他們長期受到制度歧視、精神壓迫和物質盤剝。當年下鄉知青和下放幹部，他們返城后一味兒傾訴自己遭受了多少委屈，卻少有為那些對他們有恩的農民們伸張平等的國民權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的傷痕文藝充斥著「青春無悔」的浪漫高調，如今變成一代人的歷史情結，他們懷念毛澤東時代，使「女紅衛兵」和「女知青」變成充滿革命理想的艷情藝術。從王國斌創作「旗幟系列」到「知青系列」均證明了他是個毫無歷史反思能力和文化良知的御用畫匠，假如他的《我愛天安門》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知青故事，但它不代表《我的前夫》是真實存在的凄美悲劇，它只是革命美術一貫的技巧手段，透過編造歷史事實與階級仇恨實現人心制控的藝術謊言。眾所周知，知青下鄉不過是政治強人「一錯再錯」的政治暴行，從「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折騰下來，造成國民經濟的大蕭條，城市的大量失業青年與紅衛兵全國大串聯成了嚴峻的社會危機，中央領導人通過踢皮球手段，把城市失業問題和紅衛兵全國大串聯一腳踢到農村，並且編織出崇高的革命謊言：讓廣大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而這一切，在王國斌筆下居然變成是一場農村人玷污城裡人尊嚴的罪惡婚禮。

　　惡劣的藝術總是為了迎合庸俗觀眾的低級趣味，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不惜黑白顛倒和胡編亂造。從王國斌早年創作「旗幟系列」的《華北地道戰》《紅色記憶》《旗與誓詞》，再到近年繪製「知青系列」的《如花歲月》《讓我們盪起雙槳》、《青春若夢》，繪畫的風格語言完全停在古典主義時代，思想觀念上更是沒有走出黑暗的中世紀，除了迎合權力的歌功頌德便是討好世俗的艷情唯美，沒有一點藝術的真情和文化的良知。其實，《我的前夫》是一幅擺拍的照片繪畫，從人物形態到景物組成都顯得做作彆扭。一個外貌光鮮的城市女孩，除了她身上那套褪色軍裝之外，看不出她有在黃土高原上生活過的氣息，她幾乎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同一位農民老光棍領取了結婚證，甚至旅行包都來不及拎進屋便匆匆忙忙、別彆扭扭地跟農民老土夫婿一起拍「結婚照」。可是，不論「上山下鄉」政策有多麼錯誤，但政府還沒有「荒謬」到把女知青分給農村老光棍當老婆的地步。儘管那是個「一窮二白」和「死水一潭」的大集體年代，但別說大隊支書家兒子，就是普通人家兒子三、四十歲娶不上媳婦也是不多見的事情，因為那個年代的農村根本不缺女人，除非嚴重病漢是例外。令人費解的是：一身紅衛兵打扮的女知青，她注意到佩戴主席像、手捧紅寶書的每個細節，竟然腳上穿一雙繡花鞋在窯洞前擺拍「結婚照」，這未免太低估了女知青的政治覺悟。可見，《我的前夫》整個是胡編亂造而不值一提的低劣作品。

https://news.artron.net/20201222/n623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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