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日記》：偽日記的「代言」與民眾狂歡

作者：蔥醬 （看更多蔥醬的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蔥蔥蘸醬）

把「我不喜歡」放在最前面，是因為這句話壓抑很久了。一開始還沒有人罵方方的時候，我只是單純地讀不下去。後來她的日記每天在朋友圈刷屏，轉發她日記的有我的同學、同事、老師，這倒也罷了。後來出現了罵方方的聲音，再後來出現了罵「罵方方」的文章，我只能更加小心地沉默。

但寫文章的人最難忍的就是有話不能說。壓抑許久，恨不得把這一句話音量調到最大：我真的不喜歡！

當然，我喜歡不喜歡是無關緊要的，美味佳肴那麼好，也未必要世上人人喜歡。所以這篇文章主要聊的不是我喜不喜歡，而是一點思考：方方的日記為什麼會火？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把方方日記找來挨著看了一遍，當然有的可能已經看不到了，比如第一次看到有人罵方方日記，是關於一堆手機的配圖的。事後大致可知，配圖是假，是網友惡意附會，但文字是不是呢？通讀了方方現在能找到的盡量多的日記之後，我認為方方不至於惡意誇大事實，更不至於明知是假而繼續傳播。但方方沒有去殯葬實地檢驗真相，而是選擇相信了自己的間接信息渠道，使她的文字未必和事實完全一致——但方方不可能是一位開啟了上帝視角，掌握了所有真相、保證自己每個字都所言非虛的真理化身。並且，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能夠信任的間接信息渠道，這樣的信任無需向其他人一一證明。生活不是科學實驗也不是學術論文，要允許灰色空間的存在，日記是對生活的記錄，不是實驗記錄。

文學的意義也只有立足於個人才能成立。從社會調研的角度，要對某事做評價和估計，必須大範圍取樣，統計數據，才能得出關於某地區某某情況的判斷。但文學不必如此。在整個世界大多數情況下都光明燦爛的時候，也會有很少數陰影中的人，文學可以把他們作為主角，寫他們的悲歡而不必被認為是造謠。

但我實在沒辦法覺得《武漢日記》有文學的色彩，從日記的語言到內容，全無文學的質感。像「真實故事記錄」、「偶爾治癒」等自媒體的文章讀起來有更多文學的色彩，我與裡面的人物幾乎能夠面對面，我幾乎能隔空擁抱他們，這就是文學獨有的力量。然而方方的日記卻是架空而乾癟的。你可以說這日記是一種隨意的書寫，所以不用對文字要求這麼高。這樣的話用在一個職業作家身上不妥。真正的大廚隨手做的小餐即使賣相一般，滋味也應該是美的。而方方的日記文學水平之低，讀來味同嚼蠟（這真的是切身感受），我不打算原諒，這可能也是一位讀者對作者起碼的評價權。

而之所以失去了「文學」，倒不一定是因為方方江郎才盡，而是因為方方儘管採用了「日記」這種極為個人化的、具有隱私色彩的文體，記錄的卻不是「個人」的生活，在寫作姿態上，她是一個「武漢人」的代言者。文學的力量在於對「個人」的發現，但要替那麼多人發聲，在日記里晾曬從其他信息渠道得來的信息，或瀏覽到的新聞、視頻，這日記怎麼可能寫得有真實的質感？相比之下，豆瓣上的小杭的記錄，寥寥數語，錐心泣血。這是被災難精準打擊的個體，留下一地血肉模糊。在方方的日記里也提到了這樣的悲劇，但卻被一兩句話帶過，抽象而乾巴巴地說，這裡好多苦難，僅此而已。

還有一個在豆瓣上寫武漢封城日記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日記」。我沒有完全看完他的所有文章，但看過的幾篇都覺得很不錯，至少比方方的日記好很多。我記得一個細節，說他去地下室里找白菜還是酒，燈一開有點恍惚。姥姥平時放很大聲音的做操的錄音機讓大家很嫌棄，而現在大家一起在客廳做操。敘述的語調是壓抑的，有淡淡的悲涼，文章非常有質感，讀起來有溫度有內容，甚至有詩意，我讀著他的日記就像走進了他的生活，與他在武漢這座封城裡同在。這就是文學的力量：一種有血有肉的在場感的傳遞。可是方方的日記里缺少了這樣的血肉，它飄在「代言人」的姿態里。

誰賦予了方方「代言人」的資格呢？如果是方方「武漢人」的身份，她寫自己，就是在寫和她一樣平凡的、在疫情中默默堅持的武漢人，那能說得通。但我剛才說了，她的日記里其實很少寫到自己，寫到自己的部分不過是買口罩的艱難，或無心做飯，或是要照顧好女兒，或是狗糧，再或者就是每天的天氣。這些內容瑣碎倒是其次，在她的筆下實在陳舊而乾癟。被圈禁的生活肯定無聊，但記錄無聊也是文學要做的事，譬如《一地雞毛》。只不過方方的宏願不在於此。

顯然，方方對自己的期待，以及日記的粉絲們對方方的期待，不是作為一個普通武漢人的「體驗記錄」，不是要通過她的筆來完成某種在場與共情，而是要以知識分子的姿態，以筆為槍地揭露、批判在疫情的風暴最肆虐的地方，被掩蓋的黑暗。換言之，這是一個和政府話語相抗衡的「大聲音」——其實人間疾苦的呼告，所謂的「負能量」，一線醫生們、微博上的網友們已經寫了很多很多，但那些畢竟「人微言輕」，而方方是一個有身份的人物，通過她來「擴音」，讓那些不被看見的苦難能夠被看見，那些憋屈的聲音能夠被表達——這是方方在日記里給自己的人設，也是大量讀者們追隨她的出發點。這從本質上不是對文學（作家）的期待，而是對知識分子的期待。

這是唯一一個可以解釋她為什麼能「火」的理由。仔細閱讀她的日記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既沒有文學價值，也沒有信息價值——她的日記里沒有額外提供我從其他渠道得不到的信息。關於疫情數據變化、走向的文章，丁香醫生的每日疫情播報比她做得更好更全面，關於武漢普通人的生活，那些尋常小人物身上的光和熱，自媒體就不說了，官媒上都有很多，關於她自己的真實體驗，她寫得又少又淺如斷斷續續的流水賬……

如果是關於防疫的科學建議，那我也願意一聽。但很遺憾，也沒有。文學和知識分子的門檻是不同的，文學並不需要很多「知識」（沈從文不需要先上大學再成為作家）。但「知識分子」的話語力量不能靠感動、抒情和口號來確立。方方試圖以知識分子的姿態來寫作，但卻暴露了自己不夠有知識。如果她回到文學的本職，像下面這樣果敢決絕的排比倒很能打動人：

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災難是重症病人送進醫院，如果他死了，進醫院的時刻就是跟家人訣別的時刻，彼此都永無相見之日。你以為死者在那樣的時候還有家人在殯葬館相送？還能留下他的遺物，甚至，死者還能擁有死的尊嚴？沒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後立即燒掉。
——方方《武漢日記》

這種描述像是大手筆的速寫，跳過細節，迅速地掠過一些最有衝擊力、最能說明問題的畫面，來呈現疫情的殘忍和恐怖。這和我閱讀東北大鼠疫的資料中呈現的畫面很像。儘管在疫情的規模和死亡人數等方面二者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但文學的好處是它只是寫一個局部，局部的相似很正常，畢竟這是瘟疫啊。尤其最後一句，「死者還能擁有死的尊嚴？沒有了，死就是死了。」我十分贊同。多讀一些人類歷史上疫情的記錄，就會發現人死了和動物死了真的沒什麼太大差別。疫情開始的時候我私下裡悄悄說過這句話，家人不愛聽也是自然，但我知道這是事實。輪到我自己，也是如此。可方方哪裡能滿足只做文學的本職呢？她想站起來演講。

但因為方方缺少知識，所以雖然她說「我現在經常會嘮叨常識問題」，她試圖以知識分子立場提出的建議和想法，恰恰沒有常識。社會運轉的基本方式方法，一些基本的考量在她的思路里完全不存在。比如她建議過把本地的患者用醫護人員陪同送往外省，完全不考慮這些患者是要坐大巴還是打包塞集裝箱呢？反正救護車用腳指頭想也知道不夠用。醫院裡的醫護都忙得崩潰，這護送他們出省的醫護是從天而降嗎？又比如她說到關於被吊銷醫療執照的某醫生，說這個危急時刻有人能治病就要讓人家治，所謂事急從權，也夠匪夷所思。她提到過自己的生活習慣是西醫看病中醫養生，說明她對中醫的療效也並不信任，這時候讓一個沒有行醫執照的人來死馬當作活馬醫？況且就算我支持中醫，我也得考慮一下那些有行醫執照的中醫師的感受吧？莫非行醫執照都是發給庸醫的？總之政府行為就是錯的，可是反著來就一定對嗎？如此種種，不必多舉例。

當然，她舉的一些缺少人道主義常識的例子，也不無道理，比如被困高速的男子，或者是半夜不能回家的農民，基層工作人員處理問題的手段確實是可以再提高。但她提的解法卻很有意思，比如說，找個空屋子讓那個農民住一晚，有人看著，不就行了嗎？像極了「何不食肉糜」，能住到方方家的客廳去嗎？還是應該住到村支書的家裡呢？方方真應該去真正的農村生活一段時間，最好和村支書一起參與一下村裡的日常工作。事實上，「何不食肉糜」應該可以來概括她的很多「常識」欠缺。這多少有點反諷。因為她寫日記的姿態似乎就是書寫人間疾苦，至少也應該是一個人間疾苦的「專家」啊。

甚至，她的日記里還寫到「只有N95才能防護，普通醫用口罩不行」的句子，這已經不是常識的問題，這是完全錯了。她的日記有那麼多人在讀，她被那麼多讀者所信任，她不能在發稿前稍微了解一下口罩防護的原理和效果再寫嗎？這能多花多少時間呢？多寫一二百字，把這件事講明白一點，對一個老人來說也許太辛苦了。批評人的力氣不老當然是好事，學習的力氣也要不老才更可貴啊。

只能說，方方的《武漢日記》拿不起文學的筆，也拿不起「知識」的筆。

除了文學價值，信息價值，文章還能有另一種價值，就是觀念價值，或者說，姿態價值。這種姿態一言以蔽之，便是罵政府。這是方方日記唯一的價值，也是眾多讀者所期待的「大聲音」的唯一價值內核。當然，方方的日記里不全是罵政府，也有講政府做得好的事，但因為方方的價值內核是「罵政府」，所以這些對政府可圈可點之處的讚揚，也就天然地不會被懷疑為誇大的溢美之詞，而是實事求是。也許，這是方方的日記令人安心的地方——同樣的內容放官媒上，老百姓不信的，但方方講，老百姓就踏實。從這個角度，方方確實是做了安撫人心的貢獻。

關於罵政府，我之前寫過文章，《談論政府話題的起點——分歧與共識》。就這次疫情而言，政府肯定難辭其咎，武漢乃至湖北政府的決策在一開始出現了大問題，以至於我們錯過了可以攔截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最近病毒肆虐全球，「抄作業」這話頻頻出現，復盤方方日記的時候發現，她在2月3號就這樣寫了：

「疫情來了，從它初發及至擴散再至瘋狂，我們的應對則從錯誤到延誤到失誤。我們沒能繞到病毒前面攔截住它，卻一直跟在它的後面追趕，儘管我們付出如此規模的代價。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思路並不對症，那麼多可參照的前例，為什麼不跟著學呢？直接抄個作業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簡單吧。」
——方方《武漢日記》

全球疫情肆虐的顯示，那麼多可參照的前例是很難跟著學的。不同決策之間的博弈當然也不是一個缺少知識的人能夠想明白的——「我的想法太簡單」，這句話恰如其分。在所有罵政府的聲音里，我唯二不能苟同的，一是用文學式的語言來概括現實政治問題，例如草菅人命，漠視生命，粉飾太平之類；二是用政治體制來解釋疫情肆虐。我不能苟同的原因是這兩種結論都過於不動腦子。第二點已經有現實證據，第一點則很難有明確證據，因為官員沒辦法割開肚子證明他吃了幾碗粉。但官員們不能割開肚子的情況下，我為什麼相信他們沒有多吃一碗粉，倒不是因為覺得他們是聖人，而是因為明知有難而故意瞞報不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

我確實相信很多官員是比較蠢，但官至省市級要員至少也要非常謹慎而精明才行。疫情本身無論如何是自然災害，又不是官員放的毒，有非典前車之鑒（我指的是瞞報拖沓之後被撤職的前車之鑒），官員只要沒有收病毒的賄賂，他為什麼要有意瞞報？

人們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我們在未知的事物面前會犯錯。一種是過高估計，一種是過低估計，恰如其分如果不是偶發的運氣，就是痴人說夢。顯然這次我們犯的錯是過低估計。我傾向於把這件事理解為人們認識事物需要過程，以及政府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時缺少經驗，以及決策機制有誤。在很多醫院都沒有感染科的情況下，很多醫護都不敢說隨時爆發傳染病就都能訓練有素的情況下，政府的懵逼其實完全可以理解。這才是我們要在災后重建中抓緊去補課的，而不是「不槍斃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憤！」的吶喊。這樣的吶喊對於要抒發憤懣之氣的民眾，十分必要。官員就是得有挨罵的自覺。但方方要試圖拿起知識分子的筆，就要先承擔學習和思考的重量。

另外，普通人（方方也是一個普通人）之所以對罵政府有這樣強烈的慾望，本質上還是對一場突如其來的災禍在情感和理性上都不能接受。這是一種「冤有頭債有主」的民間思維，它相信任何好端端的人都不能無端端地死——但這其實是太平盛世留給我們的幻覺。有新冠病毒存在，就會有疫情存在，有疫情，就會有千千萬萬個家庭破碎。死亡人數腰斬一半，也仍是人間慘劇，滿城血淚。人們試圖用理性去討論人和自然之間的角力，本質上是一種狂妄自大。也許做對了一些事，可能很多死亡可以避免，但人類從來不是這世界的先知，也從來不能一開始就做對事。以前讀胰島素歷史的文章，那教堂外面色慘白命垂一線的孩子們被輸入胰島素后，奇迹般地恢復了血色，從死神手中掙脫了，而在這一天之前死去的孩子們死了就是死了。昨天看埃博拉病毒的歷史，0號病人竟是一個2歲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是一樣的年紀，緊跟著他腳步的是他的家人和整個村90%的住民。他們去哪裡講理呢？

但方方把罵政府作為了政治正確，作為了拒絕思考拒絕探究真相的擋箭牌，作為了自己「代言人」的合法性和高拔於普通百姓的優越地位的來源，我就看不下去。

一群下沉的人們高舉著紅旗去了。他們在紅旗前照相留念。感覺像是到了一個旅遊點，而不是在一個苦難沉重的疫區做事。照完相，他們便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了路邊的垃圾箱。」，他們早就習慣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誇。如果下基層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們上班一樣，他們用得著打旗幟嗎？
拐點還沒有來，人們還在受難，百姓還困於家中，就要如此急切地舉著紅旗唱開頌歌嗎？我還想說：什麼時候公務員們前去工作不舉旗幟不再合影留念，什麼時候領導視察沒人唱歌感恩，也沒人做戲表演，你們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識，才算知道了什麼叫作務實。不然，百姓的苦難還有個完嗎？
——方方《武漢日記》

其實舉紅旗照相的人也是志願者，也是這時代洪流里的小人物。人家做了事情，就像我們在家裡做了頓飯要拍照留念，有何不可？重點難道不是他們工作做得到底好不好？拍了照要挨罵，不拍照可能又說政府尸位素餐。罵政府也要講點起碼的道理，不然罵政府也只是換了個對象的罵街。納稅人天然有罵政府的權利，但這並不意味著任何罵政府的聲音都代表正確和正義。況且，小公務員、小職員不也是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小人物嗎？方方就一點不擔心自己的話語對這些普通人造成傷害？這恰恰是掌握著話語權的精英對話語上的弱勢群體的欺凌。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方方確實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務社區的工作——實踐是認識世界的重要途徑，而不是只待在家裡接受別人的幫助。她從作家的位置上下來，下凡當一回老百姓，體會一些真實的人間疾苦，也許能再次寫出好文學。

方方《武漢日記》價值匱乏、姿態架空卻依然能走紅，我猜想背後的原因是，雖然方方把「罵政府」政治正確化了，但老百姓確實需要有一個「大聲音」來替他們擔著罵政府可能的負面效果，他們通過轉發、點贊方方的日記獲得了參與一場共鳴和狂歡的機會，而他們罵政府的心情確實又比方方更正義、更迫切，這樣看來，方方確實是機智地為民執筆了一次。只不過這些日記在未來看來，其意義可能連《傷痕》和《班主任》都比不上（畢竟它們雖然粗糙，卻仍然是文學）。

當然，我相信方方並不是故意如此。我從不懷疑方方的善良。只是一個不保持學習習慣的人，已有的知識和觀念就會被時代的「通貨膨脹」而縮水，在時代的飛速發展中「被無知」。既有的知識也許未必是錯，只是有效範圍會不斷滑坡（就像存款會越來越貶值）。所幸，方方很多用來罵政府的漂亮言論，比如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的尺度之類（我已經不想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這段話，但它確實是很漂亮的文字），用來罵外國政府在疫情防範中的醜態百出也一樣適用，從這個角度，我確實覺得，佔領制高點的口號再大聲也很容易速朽，但文學，哪怕是粗糙的文學，卻總能獲得更長久的生命。

桑格塔在評價加繆時說過這樣的話：「道德美易於迅速衰敗, 轉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時宜之物」; 「這種衰敗, 有的在作家健在時就趕上了他! " 洪子誠先生在談論《鼠疫》時引用了這句話，我想，用來形容方方的《武漢日記》也一樣合適。經歷過災難，作家們可能想模仿加繆的《鼠疫》來讓災難給自己瑣碎的記錄加冕，卻完全忘記了里厄醫生謙卑而偉大的「我不知道」：

「人並非無辜也並非無罪，如何從中擺脫出來？」里厄想說的，就是要治療一切能夠治療的東西——同時等待著得知或是觀察。這是一種等待的姿態，里厄說，「我不知道。」
——加繆《鼠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