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莫言的諾貝爾頒獎詞中,人們不僅看不到「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新中國影子,甚至也看不到擁有5000年的文明史的文明民族的影子,人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尚未開化的連印第安人都不如的食人生番的野蠻民族,從描寫中國人剝人皮而拿大獎的電影《紅高粱》,到描寫中國人專吃烤人肉串的小說而拿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莫言是古今中外妖魔化中國人的第一人。
如果這種妖魔化僅僅是為表現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極端輕蔑,倒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惡果,關鍵是這種把中華民族妖魔化為吃人的野蠻民族,是為滅絕中華民族製造輿論準備,如同把印第安人稱為野蠻人,是為滅絕印第安人製造輿論準備一樣。占當時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八千萬印第安人被滅絕的時期,恰恰是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人權口號喊得最響亮的十八十九世紀,為什麼在人權最鼎盛時期滅絕一個民族卻沒有任何人反對?包括那些至今人們仍然尊重的所謂人權思想家,都沒有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字反對滅絕印第安人,這是為什麼?道理很簡單,當時整個西方國家認為印第安人是野蠻人,滅絕野蠻人不在人權範疇之內。就憑藉這樣一個簡單道理,西方白種人便堂而皇之地滅絕了八千萬印第安人。
現在,這個野蠻人的帽子又扣在了中華民族頭上,完全是在為把中華民族變成第二個印第安人進行輿論準備。作為中國人,千萬不能只看到中華民族復興和崛起的一面,而看不到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一面。一個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還在吃烤人肉串兒的民族,絕不可能成為復興和崛起的民族,世界也絕不可能接受這樣一個野蠻民族的復興和崛起。
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東西方文明主導地位的交替,需要中華民族崛起;而國際壟斷資本寡頭為核心的共濟會團體,卻需要中華民族滅絕。這就是多年來我們一直呼籲中華民族面臨著崛起或毀滅選擇的根本原因。雖然莫言本人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已經成為了西方國家滅絕中華民族的輿論工具,但是以莫言為代表的自我妖魔化的漢奸文化和漢奸文學,卻在客觀上充當了滅絕中華民族的輿論工具。
對此,中國人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特別是作為執政黨更應該保持高度警惕,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漢奸文化和漢奸文學,絕不能畏首畏尾、首鼠兩端,更不能姑息養奸,引頸就戮。然而眼下的事實卻不容樂觀,昨天中央召開的文藝座談會,莫言就赫然在座。接受莫言,也就是接受了諾貝爾頒獎詞對中國人的妖魔化,也就是接受了漢奸文化和漢奸文學,在這種情況下,莫說是什麼弘揚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就連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延續,都會失去道義合法性。
所以,一個莫言諾貝爾頒獎詞放在中央文藝座談會上,無論習總多麼振奮人心的講話,也勢必會被化解得煙消雲散,抵消得乾乾淨淨。如果當初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坐在那裡的是汪精衛、周作人、張資平、胡蘭成等漢奸,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會有後來如此偉大的力量嗎?讓莫言出席座談會,本身就反映了執政黨缺乏文化底氣,缺乏政治勇氣,不敢面對西方那個狗屁諾貝爾獎。面對如此妖魔化中國人的頒獎詞,中央都不敢有所表示,又怎麼能夠讓老百姓在西方文化面前挺起腰來?要讓老百姓有民族自信,執政黨首先要有民族自信,要敢於把漢奸文人趕出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