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6月4日,,身在美國的前學運領袖柴玲發表公開信,表示原諒當年衝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以及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和李鵬。兩年前開始信仰基督教的柴玲說,這種寬恕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堅信「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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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早些時候,「六四」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等發表聯合聲明,希望當局允許他們「回國」看看。隨後吾爾開希前往中國駐美大使館「自首」,但都未得到回應。在「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之際,當年流亡海外的一批學生領袖已由青蔥的年輕人走向了中年。而這23年各自不同的遭遇也讓他們在今天產生了「分化」。
如果拋去政治意義,在社會層面上,「六四事件」製造了一批異議知識分子,以作家、詩人、學者、律師和記者構成,散居海內外。很多人將其看做是是大陸知識分子分化的節點,被體制收買者開始依附於體制而噤聲;繼續持政治意見者則遭受了體制嚴厲清洗,與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所不同的是,肉體並未被消滅,流亡海外成為共同選擇,這也因此嚴重削弱了他們對大陸的影響力。包括最為年輕的學運領袖。
這批學運領袖中,最為輿論關注的就是柴玲、王丹、吾爾開希和李錄,而他們四人在今天的境遇,或許反映出「八九一代」在二十三年後不同的選擇。
柴玲,「六四」期間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因一部《天安門》紀錄片而受到特別關注。在六四離開中國后,赴美創辦電腦公司 Jenzabar.Inc並擔任總裁至今。在公眾印象中,柴玲被形容稱一個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甚至可以讓學生流血的女人。這種印象來源於她在1989 年5月28日接受美國記者飛利浦•康寧漢(Philip Cunningham)採訪時,稱其覺得為中國人去奮鬥不值得,並表示「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被外界解讀為「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從而遭到廣泛的批評。目前她已經加入基督教,成為一個虔誠的教徒,但依然積極參與政治討論,在5月陳光誠離華赴美時她還親赴機場進行迎接。
與柴玲不同,另外兩位被認為是溫和派的「六四」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雖然繼續在政治環境下不斷發聲,但是他們已經或多或少表現出希望回國的意願,這背後甚至被外界認為隱藏著能藉此與中共和解的想法。現為國立成功大學客座專家與已經客居台灣的吾爾開希在4月6日發表聯合聲明,希望中國當局允許他們「回國看看」。這份題為「我們希望回國看看」的聲明中,王丹等人公開唿吁,希望當局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放棄因為政見不同就不許回國的舊做法,以各種有效的方式允許民運流亡人士回國看看。聲明最後表示,願意本著公開、誠意的原則,就此問題與內地有關部門對話,討論具體的解決問題辦法。中國當局「順應歷史潮流,放棄因政見不同就不許回國的舊的做法,以各種有效的方式允許我們回國看看」。
不過這份聲明在目前看來並沒有得到中共的回應,而自認為思家心切的吾爾開希,在5月18日前往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自首」,未得回應。這已經是他第三次進行自首,在他看來「我已經與父母家人未能見面長達二十三年,骨肉分離的痛苦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
而學生領袖中,李錄可能是別外界認為今天發展最好,與中共互相妥協最為成功的一位。作為對沖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創辦人,他早已脫離了政治語境,相較於柴、王和吾爾開希,李錄目前極為低調。而他於「股神」巴菲特的關係被外界津津樂道,2010年,李甚至被指有機會成為巴菲特的接班人之一,共同管理規模高達1000億美元的投資組合。目前他可以隨意在大陸進出,幾乎沒有任何限制。
柴玲、王丹、吾爾開希和李錄四個當年一起經歷「六四」的學生領袖,在23年後由於不同的政治主張和生活境遇,各自的命運也進入了不同的軌道。而在政治觀察人士看來,無論是柴玲的繼續對中共保持敵意還是王、烏二人對中共若即若離,亦或者李錄的妥協退讓,都是其個人選擇,無可厚非。
對於中共來說,對這三類分化后的學生領袖也給予了不同的待遇,對待柴玲不予理睬,任其在「六四」這個議題上不斷發聲。對待王丹、吾爾開希則是如果在他們真的放棄政治訴求等前提條件,可以給予其回國探親等條件作為對等交換。而對於李錄這一類則可以盡釋前嫌。
在分析人士看來,一方面,中共為那些回歸體制的知識分子提供了話語權,雖然政治禁錮仍未鬆弛,但是中國社會已經愛是走向了多元化。海外民運認識要看到這些轉變。另一方面,中國的思想界知識精英應該吸取六四的教訓。尤其是柴玲等人,經歷過「廣場一夜」的他們應該懂得,不能繼續熱衷於說些脫離實際嘩眾取寵的空話大話,鼓動那些對抗性的大轟大嗡的群眾運動。而是應該沉下心來,做些踏踏實實的工作。針對中國的實際國情去探索在中國應該和能夠實施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如何去實施理想的政治體制,實施這樣的體制可能會遭遇什麼困難和風險,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這樣的代價中國是否承受得起,或者是否值得。
中共和當年的學運領袖們,彼此都學會傾聽、溝通和妥協,學會遵守規則,學會換位思考,嘗試站在執政者和異見者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而不是繼續寄希望於那種你死我活的對抗性手段,也許就能「六四」問題的解決就將出現不一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