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級現象

我們這代人從小學到中學幾乎都是在運動中度過的，基本沒有很好的學習過文化課。什麼文革，學工，學農，學軍，寫大字報，撿糞，拉練，串聯，批師道尊嚴，判林批孔，反擊右傾反案風等等等等。這是世界教育史上從來沒有的現象，卻被我們這些人親身經歷和實踐了。

說到感恩，我們這兩屆人都感謝一個人，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我們這代人的今天，他就是鄧小平。沒有鄧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難逃上山下鄉的命運，中國也不會有今天的繁榮富強。儘管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但如果沒有鄧的改革開放，中國就很難擺脫一窮二白的落後現象，美國也不會有430萬華人。看看三十年前的中國，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天翻地覆的進步是不爭的事實。曾幾何時，台灣人看不起大陸人，當年有種說法是如果大陸的上GPD高於台灣就談統一，現在沒有人說這話了，因為他們還沒有明白怎麼一回事大陸就有了滄海桑田的變化，而且大大超出了他們給出的條件。我和許多去過台灣的陸客聊過就沒有不說台灣落後的。

1977年鄧小平復出工作后，自告奮勇抓教育科技，並大刀闊斧進行改革。首先進行的就是高招制度改革，廢除"文革"中一度實行的"工農兵推薦"制度，恢復高考制度和相應的教育體制。當年冬天，"77級"參加考試並於次年春天入學。緊接著，"78級"春天考試，秋季入學。都說這兩屆學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屆大學生中最刻苦的人，這話一點不假。我們幸運的抓到機會，就像天上掉餡餅一樣的幸運，但同時深知機遇來之不易。我們努力刻苦，發憤圖強，是因為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　我這代人從一入大學就被社會的需要賦予了歷史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77、78級"大學生很快就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重要原因之一。但我們也是社會的怪胎，沒有很完善，系統的知識結構，更多的是在社會這所大學校中勵練出來的對社會深刻的認識和反省。只有中國社會才能出現77、78級現象，就像只有美國社會才能出現黑人總統一樣的不可思議。說我們是承前啟後的一代人，不如說我們是被趕到歷史舞台上的一群草根。對社會我們擔負了迴避不了得歷史重任，對家庭我們同樣要承擔上有老下有小的責任。我們是即深刻又淺薄，即驕傲又自卑，即傳統又開放,什麼都董又什麼都不懂的矛盾混合體，是用小米加步槍樣的知識結構投身到社會變革和改造中去，在不知到自己到底半斤八兩就被推到歷史舞台上唱主角的一群人。 

30多年前的那一場高招制度改革不僅改變了那兩屆大學生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文革"十年中，受破壞最嚴重的是文化教育。 政壇"77、78級"現象耐人尋味，從政治對教育的相互影響角度來看待這一現象，有著更深刻的時代意義。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方面，進行機構改革，精簡機構、減少人員、下放權力、理順關係、轉變職能；另一方面，進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1982年，確立了新的幹部人事工作的"四化"方針，即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建立幹部任職期限制度和離退休制度；改革幹部選拔方式，在傳統的委任制基礎上，探索實行公開競爭的選任制和考任制，從群眾公認、有能力、作風正的同志中選拔領導幹部，不僅拓寬了領導幹部的來源，而且激發了人們幹事業的熱情，為年輕幹部特別是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幹部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正是在這種良好的體制和社會環境下，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脫穎而出，擔任各種領導職務，成為幹部隊伍的生力軍。

可以說"77、78級"已經成為一種中國社會現象，而它的出現從宏觀上來說是必然的，是與社會需求、時代機遇緊密相連的。中國改革開放需要這樣一批人。從另一方面來看，不可否認，"77、78級"現象的出現也有個人的因素、甚至可以稱之為偶然的因素。這些人在走上工作崗位時，展現出突出的個人因素：因在社會底層磨鍊多年，憑著個人努力考上大學，有著較強的奮鬥精神，所以能夠較快地成長起來；由於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在工作崗位上易於較快地與他人形成適當的人際關係，等等。但是，一個人能否得到提升，還要取決於多種因素，比如機會的出現，而機會並不是同時展現在所有人面前的；再如，所在單位的內部環境、內部風氣，上級領導的賞識；又如，個性的差異可以導致不同結局，等等，都對人的發展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同樣是這兩年入學的學生，也有身居高位而最後因腐敗而落馬的。

如果將"77、78級"作為一個群體來看，絕大多數人成為當今社會的骨幹是歷史的必然現象。但是，能否成為領導者、特別是能否成為高級領導者，則有一定的個體因素起作用，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從總體上講，"77、78級"所展示的共同特點，足以使人們從共性上分析歷史的必然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77、78級"現象終會成為歷史的名詞，新一代各級領導者將會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成為中堅，這在基層鄉鎮乃至縣級領導班子中已經顯露出來，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是，"77、78級"現象會在歷史記錄中留下獨具色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