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對二戰的不同的認識和反省

一、德國

戰後60年來，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犯下的滔天罪行進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反省。通過反思歷史和戰爭賠償，德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從而走出了恥辱，走進了繁榮，成為當今國際舞台上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德國的反思是一個逐漸深入並體現在實際行動中的過程。

1、反思層層深入

 戰爭剛結束的幾年裡，德國社會普遍存在「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心態，對二戰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學術範圍內。１９５１年９月，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發表聲明說：「大多數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大多數德國人民與這種暴行無關。」阿登納政府試圖儘快甩掉歷史的包袱。１９４９年９月和１９５４年６月，聯邦德國議會先後兩次通過大赦法案，連一些直接參与過大屠殺的納粹頭目也被釋放，社會輿論很少揭露納粹罪行。

 ６０年代，聯邦德國開始了對戰爭的深入反思。１９６３年，在法蘭克福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分子的審判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二戰勝利２０周年之際，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統海因里希·呂布克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解放日發表講話，聯邦德國開始打破對納粹罪行的緘默，社會輿論開始廣泛討論大屠殺。年輕人開始問他們的父輩：什麼是大屠殺？什麼是集中營？你在戰爭中做了什麼？你是不是納粹黨黨員？１９７０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的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跪下，表達德國的道歉和對二戰的懺悔。

 經過公開和廣泛的討論，德國社會真正意識到了德國在二戰中的罪責。轉折性的標誌是，在１９８５年紀念二戰結束４０周年之際，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明確表態：「５月８日是解放之日，我們大家（在這一天）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出來。」從「戰敗」到「解放」的認知轉變標誌著一個重要的飛躍。

2、行動表明誠意

德國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問題上態度也很明確，先後向波蘭、俄羅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國家和受害的猶太民族進行了巨額賠償。聯邦德國成立后即開始退還納粹沒收的財產，賠償受損失者。１９５６年，聯邦德國議會通過了納粹受害者賠償法，４００萬人在以後的幾十年裡獲得賠償。２００１年６月，德國議會批准成立資金為４５億美元的基金，用來賠償納粹時期被迫為德國企業賣苦力的勞工。６３００多家企業為這項基金提供了捐助。到２００２年，德國賠償金額達到１０４０億美元，它每年還繼續向１０萬受害者賠償６ .２４億美元的養老金。

  隨著歲月的流逝，二戰浩劫的見證人越來越少。因此，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德國社會各階層每年都要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的墓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和忽視納粹犯下的罪行。同時，政府還採取積極措施，通過修訂歷史教科書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德國教育法明確規定，德國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內容的納粹時期歷史。根據這項法規，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長組成的聯邦文化部長理事會以決議形式制定全國歷史教科書的基本框架。在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聯邦教育部的監督下編寫、審定及出版歷史教科書。

１９９５年，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專門揭露納粹的種種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在德國境內的主要二戰戰場遺址，都有蘇聯紅軍、西方盟軍的紀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國領導人都會出席在這些地方舉行的紀念活動，悼念當年在與德軍作戰中犧牲的英雄們。而希特勒及其助手們在德國成為罵名，德國領土上沒有他們的墳墓，也沒有他們的任何紀念物。

3、心誠自有回報

  德國政府一直採取嚴厲措施，堅決打擊新納粹主義、種族主義以及其它極右勢力。１９９４年，德國議會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納粹的死灰復燃。 德國人的反思真正觸及到了民族的靈魂。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所說：「對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它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德國的真誠反思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也為德國贏得了朋友。此間專家和學者們普遍認為，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不是德國對二戰的認罪比較徹底，如果德國仍被認為構成軍事威脅，美國、原蘇聯和德國的鄰國當年也不會答應德國統一，統一至少要比現在艱難得多。德國為什麼能夠對二戰進行徹底的反省？史學家們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爭的元兇希特勒在戰爭結束之際自取滅亡，反法西斯同盟徹底摧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政治、司法等體系，德國完全「從零開始」，這是它能夠徹底否定納粹、完全認罪的基礎。同時，戰後盟軍起訴德國戰犯７萬人，定罪３.６萬人，對大批所謂脅從者則予以解職，對納粹進行了較全面的清算。

4、德國歷屆總統的態度

（1）、早在1949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統的特奧多爾·豪斯在談到納粹對猶太人的罪行時就公開表態：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

（2）、二十一年後，有一個人把這恥辱獨自抗了起來：1970年12月7日，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雙膝跪在華沙的猶太人遇難者紀念碑前。為德國曾經犯下的罪行謝罪。媒體評論道：勃蘭特跪下了，全體德國人徹底站了起來。

（3）、1995年6月，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時成立贖罪委員會，以向在二戰中受德國侵略的國家贖罪。

（4）、「過去的歷史我們已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那段歷史中，從我們國家刻骨銘心的那段恥辱中吸取教訓。德國決不向試圖忘卻或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任何企圖讓步。」2005年4月10日，德國總理施羅德低沉的話語在布痕瓦爾德納粹集中營遺址上空回蕩著。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首都
華沙猶太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國請求得到戰爭受害者的寬恕。

2005年4月10日，在德國東部城市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舊址，德國總理施羅德為集中營遇難者紀念碑獻花

對比德國和日本在兩個問題上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其一，德國把納粹德國政府的投降日定名為民族解放日，表明德國政府把納粹德國的投降，視為德意志民族的節日。其二，德國政府和社會輿論在談到戰爭給德國帶來的巨大傷亡時，總是強調這是納粹政權發動侵略戰爭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因此，要防止災難再次發生，就必須杜絕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復活的一切可能。這就與過去的侵略史徹底劃清了界限。反觀日本。一方面，日本政要總是迴避「投降」一詞，而喜歡用「終戰」一詞，把日本的戰敗、投降視為一種恥辱。另一方面，日本的主流政要在談及日本人民在二戰中的生命財產損失時，往往強調日本人民也受到了原子彈攻擊，彷彿日本的受害與被日本侵略國家的受害是一樣的。這就模糊了侵略和被侵略的區別，就無法與過去的軍國主義劃清界限。

二、義大利

幾年前《安妮日記》的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轟動，但最引人注目的反應來自德國和義大利。戰後幾年中，義大利政府試圖教育國民認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罪惡本質，但效果並不令人滿意。然而，安妮的日記卻使他們大大震動了。當根據安妮的日記改編的劇本《安妮·弗蘭克》在義大利眾多城市上演后，義大利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與反省之中。安妮被埋葬在貝爾森集中營的萬人坑。這裡每天都有人前來舉行悼念活動。一位17歲的義大利中學生的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安妮如此可憐地結束她的生命時，年齡比我們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為有人決定滅絕她的種族。決不能讓我們的人民中再出現這種非人道的仇恨。」現在，《安妮日記》是義大利中學生的必讀書之一。義大利在二戰和猶太人大屠殺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義大利人希望這一幕永遠不再重演。同許多歐洲國家一樣，歷史教科書也是政府預防這一悲劇重演的重要手段。出版社出版教科書必須經過公共教育部門的教材委員會審查，只有不違背歷史和體現正確價值觀的圖書才能獲准出版，只有符合這些條件才有可能被指定為教科書。教科書可以毫無忌諱地描述歷史。在一本教科書中這樣描寫義大利法西斯侵略衣索比亞，「經過長時間蓄謀策劃，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製造事端，尋找借口侵佔了衣索比亞，並進行了殘酷的殖民統治，此舉曾受到國際聯盟的制裁。」

今年4月25日是義大利「全國解放日」60周年。那一天，義大利全國各地，從政府到民間，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年近85歲高齡的總統錢皮專程飛赴米蘭，參加在那裡舉行的紀念集會，他在會上特彆強調，義大利的所有公民都要堅定不移地捍衛1947年通過的和平憲法。

戰後，面對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這一頁，同為戰爭罪魁禍首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卻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歷史態度，這不得不令人深思。正視戰爭的歷史是為了維護今天的和平，而歷史是無法改變的。人類必須正確對待歷史，只有面對歷史，汲取教訓，才能真正面向未來，珍視和平，只有真正以史為鑒，才能找到連接歷史、今天和未來的正確道路！

三、日本

在日本，有相當多的人不能正視歷史本身，他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輕描淡寫。這些人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民族心理，即一個島國的自卑與自大。他們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弱國，不承認中國戰場是主戰場，心理上認為被美國打敗還說得過去。日本在戰後銷毀了大量戰爭檔案，利用檔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種悲情。

東亞鄰國與日本間的紛爭，從修改教科書開端，擴展到日本海的獨島主權爭議、韓國的反日示威，延燒到反對日本加入安理會、東海油田的紛爭以及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反日示威。不僅韓國總統嚴詞批判，中國方面亦是立場強硬，認為反日風潮的責任系在日本，不僅不需道歉，溫家寶總理更是拒絕接見來訪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新加坡亦提出對日竄改教科書等的批判，同時參加亞非高峰會的東南亞各國外相，幾乎一致地表示難以認同日本的作法。

日本對二戰的認知，從戰後至今，面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態度，已可明了「從歐美帝國手中，解放身陷殖民地的東亞國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領導階層教化並驅使人民，遠赴戰場的主要思維，亦是其對東亞國家與人民的貢獻。此一目標雖因戰敗而無法達成，不等於其等沒有相對的付出。的確，即使在二戰之後，在許多東亞國家排除外來勢力的過程里，仍有日本軍事顧問團的蹤跡，如越南驅逐法國勢力，乃至於以「白團」為名，協助國民黨對抗共產黨保護台灣等。這些過程與成果，更強化了日本領導階層對二戰行為合理化的認知；是以，收回琉球、以該認知教育國民以及將外人眼中的A級戰犯(其等眼中的民族英雄)牌位移入靖國神社並加以膜拜等，皆是必然且應該的作法。

然而，日本「進出中國、解放亞洲」的行為，卻造成本國與鄰國人民千百萬人的傷亡，此種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苦痛，卻非其「解放過程的必要之惡」，可以解釋搪塞的。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認知差距，是日本至今仍無法如德國一般，取得鄰國及民眾諒解的重要因素。

1955年起日本五五年體製成形，以在野的社會黨為主體的革新派與執政的自民黨為主體保守派，兩相對峙，亦即形成左右兩派長期對抗的局面。保守的右派雖然佔有過半數以上的國會議席，卻也無法越過三分之二的修憲門坎，才使戰後日本新憲法得以保留至今未曾修改。但隨著冷戰對立結構崩解，日本國內的意識型態對峙氣氛亦隨之淡化，象徵左派勢力的社會黨與共產黨等政治勢力快速衰退，迫使社會黨必須改名為民主社會黨方得以維續，即使如此，左派勢力仍如風中殘燭一般。

相對地，日本政壇上的右派實力大增，不僅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已可預期，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案子，亦在積極活動中。教科書案已成為例行公事，首相與閣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更顯示出日本國內右派主導的行事指標。

近年來中國快速崛起，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被取代的壓力與中國快速提升中的軍事力，再加上日本無法望其項背的中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等，都讓右傾的日本領導階層神經緊張。對內加快憲法改造工程，期望在短時間內完成政經皆可完全自主的「正常國家」，不再受憲法第九條等的制約；對外則在美日同盟共同利益的催化下，加緊腳步欲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國際重要組織的職位，以強化國際地位，增加發言權與影響力。日本對二戰的認知與內外積極的步調，激化了與東亞鄰國間自二戰以來的恩怨情仇，燒旺了東亞的反日風潮。若持續下去必然損及日本的近程發展目標，因此日本內閣由強勢轉為溫和的態勢與小泉首相的致歉發言，俱為損害控制的對應方式。然而，日本若欲徹底化解恩怨，成為東亞的正常國家，還是必須從調整領導階層的二戰認知開始，以實際行動，經由政府間的協調化解，始有機會真正卸下日本國二戰原罪的一天。